王迪 | 从日常体验中生成的养老服务研究
原文信息：王迪，2021，《“脱嵌”与“根植”：养老服务与日常生活的两种关系》，《社会发展研究》第4期。
原文提要见文末，点击“阅读原文”链接阅览全文。
作者：王迪 作者：杨稳玺
从日常体验中生成的养老服务研究
王迪
拙文《“脱嵌”与“根植”：养老服务与日常生活的两种关系》有幸发表于《社会发展研究》2021年第4期，感谢各位编辑老师和审稿专家的帮助与指导，感谢杨善华老师、刘秀秀老师对本文写作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吴莹、孙飞宇、梁晨等诸位师友在选题和投稿过程中给予我的鼓励和支持，还要感谢在田野调查中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非常荣幸能有此机会，在“社会发展研究”公众号平台分享文章写作背后的一些心里话。
一、在变老的路上
理解养老研究的意义
本文的合作者杨稳玺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年前，他在校就读的时候，我正在北大新传做博士后，相识于课堂，又在各种课余活动中成为好友。后来各自出校园后和稳玺兄弟见面时，我们会调侃生活也偶尔谈谈调研中遇到的现象。
杨稳玺毕业后在新华社工作，主要采访和报道社会民生领域的新闻与事件；我在2013年回到社会学系任教，研究中较多地涉及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等议题，我们在关注的问题上多有交集。在他编发的稿件中，我时不时帮忙出出主意、说说观点，倒没想过要合作完成一项完整的研究。几年前，杨稳玺在约我一起调研时谈起一个略显古怪的现象：X省养老机构多半运营困难，床位空置率高，而该省仍在大力推进新建养老院、增加养老床位数的工作，且依然有为数不少的企业或民间组织愿意把资金和精力投入到已显饱和的养老服务行业中来。“越空越建”“越亏越投”的异状激发了我们的研究兴趣，而初步调研资料中展示的“众生相”更引人思考——那些“一个月只能拿出900元（床位费），再多了怕给娃娃添负担”的老人、表示“两口子外出打工都比这挣得多”的养老机构经营者、对硬性要求表示不理解又无奈的基层干部，共同指向了某种研究假设：地方养老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国家推进养老事业建设的初衷，一部分参与者之所以“入局”，只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套取补贴、为了跑马圈地，却不是为了养老服务本身。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进入养老领域？现实中存在哪些问题？养老服务究竟以何种方式进行才会呈现出健康、良性、可持续的样貌？这正是我们想要关注、又远非这一篇文章能够讲清楚的问题。
当然，选择这个领域，远不止因为工作中的猎奇心态或是专业上的研究旨趣，其实可深挖的材料和相对更容易写的题目很多，之所以坚持把这个主题做下去并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与我们过去五年的生活变化和各自的家庭轨迹大有关联。我比杨稳玺年长几岁，但节奏基本相仿，都在异乡求学、工作、安家，三十多岁有了娃又缺乏照顾时间，不得已请父母做了“随迁老人”来帮忙带娃，让老人在退休后继续从事无法衡量价值的隐性社会劳动。初时尚可运转，未曾想我们两家的老人在过去几年里都生了大病，很快从家庭的支持者转变为照料对象，又由于医疗条件的地区差异、医保报销制度等因素而奔波往返于城市之间，被迫从“随迁老人”变成了“钟摆老人”。我们在养老、带娃、工作的夹缝中深度感受到了生活的不易，不由得感叹“三十岁之前，人找选题”，因为很多事情未曾亲历，比如就业、生育、养老、乃至不公平，做研究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三十岁之后，选题找人”，不需要像做学生时去田野里找故事，生活里多的是事故，工作压力、制度抗争纷至沓来，更不要说养老和健康的问题，不论你做还是不做，它们总会到来，或早或晚，那不是研究选题，那就是生活本身。
二、从政策背景中
找到案例研究的代表性
于我而言，这项研究意味着一次“借道调研”的新尝试。因杨稳玺老师在新华社工作的采访便利，我们比较顺利地接触到了政府官员、机构负责人、养老院经营者、城乡社区干部等一系列调研对象。即便在离开田野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受惠于工作关系获得后续的补充材料，关注情况的最新变化。这种便利条件在过往单纯以研究者身份或私人关系进入田野的调研中是不常见的；同时，这种合作方式对于时间有限的研究者来说也是非常幸福的。回看学生时代的自己，虽然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都弱，但优势是挥霍在田野中的时间够长，访谈、观察都慢，几年只够做一件事。时至今日，这种慢条斯理的实地调查就显得太过奢侈了，我曾经带学生们周五赶早班飞机出发，周日搭动车卧铺返回，只为在周四至周一的上课间歇完成一次集体调研。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差旅经常受阻的背景下，与其他学术或新闻机构乃至各行各业的同仁们建立研究合作关系，以远程与就近相配合、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契合的方式展开调研，不失为一种适当的选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以远离田野而在书斋里做分析，而是在实地研究的基础上，增加获得补充资料的渠道和手段而已。
虽然这次研究享有诸多便利条件，但新闻采访与社会调查的微妙差别、调研延续周期不长和深入程度不够等因素都曾让我对文中案例材料的解释力度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并非针对材料的信度或可靠性，而是针对材料的外部效度，也就是案例研究常常被人们诟病的代表性和推广性问题。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的处理办法是根据受访者所谈到的内容，在文中提及的各类《发展意见》《规划纲要》《建设规划》《工作报告》《促进条例》《暂行办法》中寻找那些影响微观行为的宏观因素，比如驱动地方养老服务建设策略的考核指标和发展规划，鼓励民间养老机构纷纷入局的土地优惠和补贴政策，扶持城乡社区老年饭桌的筹资渠道和管理办法，将其概括为“实存的政府行为”与“抽象的制度愿景”，并探究宏观因素对日常实践的渗透性和影响力以及微观行为对宏观政策的吸纳与回应。换言之，找到每个人、每个组织、每种行为头上笼罩着的、无法超越、不得不在其制约之下活动的“穹顶”，并勾勒出行动者与“穹顶”之间普遍存在又隐而不显的联结纽带。在被学界广泛讨论的扩展个案研究中，重大事件、社会情境、结构变迁、文化背景都能成为可资参考的背景性因素，这些无疑都有勾连宏观与微观、形成普遍化知识的作用，只是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了政策背景这一因素。
三、基于生活体验
拓展“脱嵌”概念的边界
本文用“脱嵌”与“回植”（后结合审稿建议，在定稿时改为“根植”）这两种路径的对比，来回答养老服务如何破解难题、实现持续发展的问题。“脱嵌”这个概念在关于社会中介机构、基层组织、乡镇政权乃至社会工作发展等方面的讨论中多有提及，本文在书写中也广泛参考了这些著述，并将“脱嵌”的具体使用限定在“国家、市场的参与方式与群体属性、日常生活相分离”的意义上；而“回植”（或“根植”）则指“将服务实践与社会土壤相结合，回归社会群体的真实样貌、实际生境和多元形态，提供恰切的、符合人群需求和意愿的公共服务”。
虽然文章努力进行了表述上的“包装”，依然难以完全弥合现象和概念之间巨大的跨度，致使本文初稿在参会交流时和匿名评审时都遇到了类似的质疑：“为什么使用‘脱嵌’和‘回植’这样的概念？”面对这类问题，我往往心虚加苦笑——心虚是因为我试图以某地养老服务之得失推论社会治理模式之成败，显得力有不足；苦笑则因为此种表述确实不全为理性归纳的结果，也有我基于生活所感而夹带的情绪“私货”。
这篇文章的初稿是在辽宁省肿瘤医院的病房里完成的。那年我母亲刚做完第一次手术，某些机体功能要暂时脱离身体、在体外完成，几个月后，再进行一次恢复性手术，将功能置回体内。我当时在病床前陪护，焦急忧心之情无需多言，只盼着“脱嵌”的日子早点儿过去，“回植”的时候尽快到来。于是，在概括养老服务脱离与结合实际生活的两种情形时，“脱嵌”与“回植”的说法便自然成了表述的首选。事实上，“脱嵌”又不只是某位特殊的老人在身体或境遇上的状态，集中供养的“托管老人”、养育孙辈的“留守老人”、无人照料的“空巢老人”、背井离乡的“随迁老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家庭关系分离、与社会网络脱离，也与熟悉的城市或乡村渐行渐远。
进一步讲，处于“脱嵌”状态的远不只是老年人群体。正如北大社会学系系友淡豹在系庆“家书”中所言，“自从开始真正读书，我的家庭就失去了我”，诸多年轻人、已经不再年轻的人或者更广义上的现代人，纷纷离开了原生的社会环境，失去了原有的支持网络，远离了初级社交圈子，如同树苗被连根拔起，形成了近乎必然的“脱嵌”。而“回植”或“根植”的可能性则因人而异，生存能力强的或许能在另一片土壤中长得根深叶茂，扎根能力弱的就只好漂若浮萍、不断迁移。由此，“脱嵌”这一概念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养老服务和社会治理的范畴，而指向了更具一般性的现代异乡人、边缘人和漂泊者的生存状态。
王尔德说“我的作品是在我不懂生活的时候写出来的。现在我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再没什么可写的了。生活不是拿来写的，是拿来生活的。”学术作品则刚好相反，恰恰要在接受生活的毒打、理解生活的意义之后，才能在研究中多些代入感，在理解行动者时多些有温度的思考。
原文提要：一方面，当下养老服务领域中的实践过程存在着“脱嵌”于社会群体属性和老年人内生性需求的风险，缺乏对服务对象的意愿和参与的考察与回应。另一方面，养老事业发展的局部经验则指向一种“根植”于日常生活的模式，即将养老服务与社会土壤相结合，回归老年人能够满足情感与自我实现需求的社区情境、社会网络和生活场景当中。在两种路径的对比中可以看到，有效地发挥社会主体性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是养老服务破解难题、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养老服务 国家视角 市场行为 社会主体 日常生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迪)、新华通讯社（杨稳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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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版责任编辑：罗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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