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卫视独家专访樊锦诗：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敦煌

“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敦煌。”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5月23日在深圳出席第二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时，如此告诉深圳卫视深视新闻记者。

那天，樊锦诗笔直地站在主论坛发言台上发表了15分钟演讲，分享《敦煌文化遗产的智慧启示》。

今年，她86岁。

樊锦诗接受深圳卫视深视新闻记者专访

樊锦诗三个字，与敦煌密不可分。

她自上世纪60年代起扎根敦煌，毕生投身于保护和传承敦煌石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去年，编号381323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以表彰她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保护作出的重大贡献。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这是“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栏目组写给樊锦诗的颁奖词。

谈起个人经历，樊锦诗谦逊的用“简单”二字概括——1938年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1963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敦煌，一直到现在。

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

735个洞窟、2400余尊塑像、45000平方米壁画、5万余件藏经洞出土文献......

樊锦诗守望这一文化瑰宝长达61年，熟悉敦煌的每一处，主持编写的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被学者盛赞“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实际上，是敦煌打动了我。老前辈创始、奠定了基础，我们踏着前人的脚印向前走，薪火相传。”樊锦诗说。

樊锦诗在洞窟观察壁画（图源：敦煌研究院）

这次来到深圳，樊锦诗告诉记者，她对于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印象深刻。她认为，深圳给人一种生机勃勃之感。在深圳举办的文博会，聚集了全国各地文化精品，甘肃展区便带来了数字敦煌沉浸展。

聊到这里，樊锦诗不禁往记者的方向前倾了身体，调整坐姿。对于数字敦煌，她想说的内容有很多。

上世纪80年代，在很多人都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樊锦诗便已开始琢磨起数字化技术，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用“数字化”永久保存敦煌信息。

“莫高窟壁画在逐渐褪化，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举世无双的文化遗产消逝。我特别着急，无论如何都要留下她的信息。”樊锦诗说。

实现“数字敦煌”的过程，并不容易。

樊锦诗回忆起，自己曾与同事们使用海鸥牌胶片相机，为每一个洞窟拍照记录，一个洞窟拍6张照片，同时进行录像留存。但照片会变黄、胶片会变质、录像会消磁。

她打了个比喻，考古专业是文科专业中的理科专业，离不开测量、遥感、计算机等技术。

从提出“数字敦煌”构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数字档案，她与团队花费了20年时间。

“我们利用改革开放的机遇，和国内外逐步进行合作。例如在国内，我们和华为、腾讯就有合作。我告诉你，图像只要变成数字化，它就能永久保存。”樊锦诗说。

樊锦诗（右三）正在洞窟数字摄影工作现场（图源：敦煌研究院）

2015年，樊锦诗正式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任职名誉院长。她告诉记者，退休后的生活是“退而不休”，仍在继续编撰《莫高窟考古报告》，时刻放心不下石窟的研究。

“我本来退休后可以回到上海生活，但我还是喜欢在敦煌，也习惯了在看书和资料时，与大家一起讨论。我如果回到上海，还是会心心念念敦煌。”她说。

在樊锦诗心中，传承很重要。

2023年，樊锦诗向北京大学和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分别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对北京大学的捐款用于支持该校敦煌学的研究，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对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的捐款，则用于推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发展以及急需人才的培养。

捐赠资金来自2019年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奖金为2000万港币），以及2020年获得的“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币）。在此基础上，樊锦诗为了使捐赠金额能达到足额的2000万元人民币，又将本人多年积蓄捐出。

“有人问过我，你怎么没想着给自己留一点？我说留它干啥？我对钱的看法是，花在应该用的地方。只要我有力量，我就会为社会发展做一些贡献。”樊锦诗说。

樊锦诗很爱和年轻人交流。

今年“五四青年节”，她给青年提出了一个问题——“青春是很宝贵的，年轻的你们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她还亲笔写下一封信，上面写着“希望大家都能不怕困难。试试看，总归能解决问题的。祝愿你们总能保持着一颗简单又炽热的心，愿你们活出无悔的人生。”

“海阔天空，要勇于想象和尝试，想的不对也可以。但你想对了，办法不就出来了吗？”樊锦诗告诉记者。

樊锦诗与《青春》（图源：澎湃新闻）

在敦煌研究院的院子里，伫立着一座以樊锦诗为创作蓝本的石塑雕像，名为《青春》。少女的齐耳短发随风微微扬起，背着背包，手拿草帽，意气风发地大步向前行。

“‘敦煌的女儿’是1984年元月5日一位记者给我起的爱称。我跟他们开玩笑，我现在不能叫‘敦煌的女儿’了，得叫‘敦煌老太婆’了。”说到这里，樊锦诗不禁开怀大笑，说罢还转动抚摸了一下左手腕上的智能手表。她告诉记者，自己原先的老式手表没电不走针了，儿子知道她关注科技，便给她买了只新手表。

满头银丝，身材清瘦，岁月在她的身上留痕，但樊锦诗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