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立胜

导　论

阳明学登场的几个历史时刻

当“王阳明”遭遇“现代性”（节选）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一种思想的“物质力量”总是在历史转折的时刻最能得到释放。实际上，在各种历史走势较力的空间之中，思想的较量本身就构成了历史转折的一部分。阳明学自其诞生之时起，就与历史时代脉搏之跳动一道呈现出跌宕起伏之态势。它在正、嘉年间横空出世，几十年间便传遍大江南北而盛极一时，然及至明清更迭，其命运却急转直下，一度成为神州陆沉的替罪羊，“王学”成了空疏、无用、误国的代名词，此后凋落消沉，蛰伏二百余年，终于又在晚清的“盛世危机”中冒地而出，王学“决然可以救国”“断然可以强国”竟然成了从维新、革命直到抗战三大历史阶段不变的主题。而在1949年前后，阳明学的命运又一次随着政权易帜转入谷底，只是这一次它从空疏、无用、误国变成了反动、落后与唯心。大国崛起，让阳明学的命运之轮再次转动，“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成了阳明学闪亮登场的最炫丽的背景舞台。检视这些阳明学的沉浮的历史时刻，反思阳明学这种过山车式的命运轮回现象，对于我们认识阳明学的时代性与永恒性、地域性与普遍性之关系自不无裨益。

共和国前后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意识形态的事先酝酿、准备与鼓噪，改朝换代的故事是很难发生的。

阳明学的命运的再次转折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共和国建立之后，当阳明学成为国民党当局的意识形态之招牌时，对王阳明的批判、围剿，将王阳明打入封建主义、落后乃至反动思想，就已经是为共和国的成立而提前酝酿的新意识形态之必然的要求了。不过在这之前，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早期的共产党人对王阳明的态度基本上一袭清末民初维新派与革命党人的观点。青年毛泽东同样是阳明心学的推崇者。郭沫若（1892～1978）1914年留日期间患上了“剧度的神经衰弱症”，夜夜恶梦，头脑昏聩，屡屡想要自杀，凑巧在书店买到《王文成公全书》，每日读之，并兼习静坐，两个礼拜身心即全然康复，遂撰《王阳明礼赞》一文，文中称王阳明思想有两大特色，就是“不断地使自我扩充”与“不断地和环境搏斗”， 而在该文的四个附录中，他宣称在王阳明学说中发现与“近世欧西社会主义”的“一致点”，王阳明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这从社会方面说来，便是废去私有制而一秉大公了”，又说他自己既“肯定王阳明”，同时“更是信仰社会主义”，并觉得“马克思与列宁的人格之高洁不输于孔子与王阳明，俄罗斯革命后的施政是孔子所谓的‘王道’”。

到了30年代，蒋介石治国、治党、治军的意识形态打上了深刻的阳明学烙印，1932年，他在中央军官学校发表《中国的立国精神》演讲，称“王阳明的眼光 ，当然超过他同时代的一切读书人 ，他虽未到明末时代 ，但他早已看见中国民族将来不得了，一定会给外族来侵略 ，所以他到后来专提倡动的哲学 ，而批评静的哲学” 。同年他还发表了《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一文，内中直接呼吁“革命党党员”要成为“战斗员”，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就必须“拿住在我们手里”，“爱国家，为国家牺牲，就是个人良心上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良知。但是有些人知道国家应该爱，而却不能实在去爱，知道应该为国家牺牲，而却不肯去牺牲，这就不是致良知。……但是有许多人，尽管知道这个道理，而偏要只顾逞意志，争权利，就是在强敌压境的时候，还要破坏统一，破坏团结，并且借这个机会来反对党，推倒政府，这就是不能致良知” 。一言以蔽之：“今天所讲‘致良知’三个字，是我们现在实行革命主义最重要的心法。”在1934年发表的《革命军人的哲学提要》演讲中，蒋介石反复强调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就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这是我们自己“固有的宝贝”，我们要变成一个“全国总动员的国家”，就必须用这种精神武装自己。更加重要的是，在民国的“道统”意识之中，儒家是“正统”，孙中山说：“我们中国有一个立国的精神，有一个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正统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我的革命思想、革命主义，就是从这个道统遗传下来的。我现在就是要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就是继续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历代祖宗遗传下来的正统精神。”王阳明成为蒋介石党国一体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后，颠覆这个意识形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道统”便成了最重要的思想战线的工作。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一立，传统的中国思想只能根据其距离马克思主义的远近而获得其相应的正面或反面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统地位的建立过程，反映在阳明学上大致可从两个时段观其大略。

在1949年之前，颠覆阳明学在“旧中国”正统性是最重要的学术政治，任何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宣言》如是说，于是将阳明学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联系在一起便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阳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胡绳（1918～2000）对唯心论的意识形态之批判（“唯心论哄骗我们远离实际”“唯心论为反动的主观愿望辩护，哄骗我们成为盲目无知的人”“唯心论用道德的名义来掩盖最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行为”“唯心论凭藉迷信和权力来杀害理性，成为法西斯的帮凶”），已经从根本上宣判了阳明学的死刑，不过，直接而严厉的宣判早就做出了。王任叔（1901～1972）以“剡川野客”为笔名，于1941年《大陆》第1卷第6期发表《王阳明论》一文，文中称一本《王阳明全集》，“翻来翻去，只是鬼话连篇”，王阳明哲学有些“鬼气”：“他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统统归纳到皇帝老子底‘心术至上’里面去的。”“知行合一”“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等命题是王阳明为皇帝发明的“统治政策”，这个政策有两个方面之内容，一方面是剿灭老百姓心上的贼，先破心中贼；另一方面，知行合一又是“圣贤之类、高等人物、统治阶级提高力行主义。圣贤之类、高等人物、统治阶级要怎么做便可怎么做。至于阳明所讲的“本体”，就是“心”，“心”是什么？它“就是阶级意识，就是阶级性，统治阶级就是以他的阶级性来治天下的。王任叔在批判完王阳明的哲学理论之后，接着批判王阳明具体的“治术”：治理南赣汀漳所推行的十家牌法，这种办法在“剿匪时代”，武汉南昌一带也着实奉行过，南赣乡约则跟“现在的国民月会差不多”，要之，王阳明巧妙地把乡村的地主阶级的统治通过一种“良心改造的教育办法”确立起来，即“把农民自己的意识消磨完掉，把地主老爷的意识换上去，这一种杀人不见血的麻醉式的心治主义，实在厉害得很”。显然这种对王阳明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把阳明作为意识形态的当局政权的批判。

在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阳明心学自然成了反面教材，在哲学上是主观唯心主义，在实践中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这样的故事中国哲学的教科书中一再出现。

阳明学再次成为一个负面价值之象征，这一次跟明末清初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是空疏、无用、误国，而是反动、落后与唯心。

“中国梦”时刻

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作为学术研究的阳明学在共和国乍暖还寒的时节登场了，这些研究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逐渐强调学术的自主性，淡化以往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意识形态变化由于其惯性往往滞后于时代，对阳明的“脱意识形态化”的进程也难免有乍暖还寒的现象发生。以王阳明“破心中贼”为例，王阳明在致弟子的信中明明以此“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激励弟子“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其本义不外“倒巢搜贼”修身心法。然而早先的教科书（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通常认定这是王阳明要破除“劳动人民不能忍受压迫而萌发的造反念头”，至80年代则有学者说这“心中贼”是指宁王蓄谋造反，而90年代又有学者说，这“心中贼”是指刘瑾权阉集团，至1999年仍有学者辨析说，这心中贼是指明代封建统治者的私欲、“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念头”。甚至在王邦佐主编的《政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破心中贼”条目依然说：“‘心中贼’就是农民改善物质生活的欲望”，“（王阳明）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觉察到武力不能根本上杜绝民众反抗，一定要从民众的内心深处泯灭民众的反抗意识” 。

80年代末，终于等到了高光闪亮的时刻，一系列重量级的阳明学（包括阳明后学）研究成果纷纷开始登场亮相。

而随着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等议题的发酵，阳明学研究的“接地化”“中国化”意识也日趋鲜明。

及至“超越”与“复兴”成为“中国梦”的主题，阳明学再次成为热点，其势之凶猛不亚于清末民初。坊间阳明学著述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在这些阳明学的流行读物的封面广告上，王阳明得到不断“升格”：“历史上，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仅有的两个半人中的一个”（另外一个是诸葛亮，半个是曾国藩）——“中国历史中仅有的两个立德、立功、立言圣人之一”——“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争议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圣人”—— “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圣人之一”——“2000年来，首次实现功德言三不朽的第一牛人，坚持独立人格，成就狂者胸次，活出圣人气象神一样的男人”，阳明从中国历史之中的两个半之一，到两个之一，到唯一，最后终于熬成了“神一样的男人”。这个“全能的”“神一样的男人”其思想自有“最神奇的”妙用：“真正读懂了阳明心学，相当于你勤读三年书，或在红尘中经历五年，或在深山老林中修炼十年，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变得顺利，没有任何事情再能干扰你。”没有“最神奇”，只有更神奇：“读透心学，胜于寒窗苦读十年书。”这哪里是心灵鸡汤？这分明就是现代法术，这不，就有人说王阳明内圣外王的九九方略乃“天下第一法术”，它是“修炼强大自我的秘密武器”，是“为官、为师、为人的智慧结晶”，“修炼强大内心，看透世道人心，战胜人生险阻，破解成功王道，尽在阳明心学智慧”。是的，现实太浮躁，还好，阳明心学是 “浮躁现实中最后的心灵解药”；世道太险恶，不怕，作为“蒋介石第一枕边书”的《传习录》会传授给你“世道人心的潜规则”，它是“控制心理，改变一切的神奇智慧”，“读懂了阳明心学，没有人能伤害你，没有任何问题能困扰你” 。不只如此，王阳明还是“哲人王”，据说，“中日两国的差距就在于一个王阳明”！他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两大对立面共奉的心灵导师，曾国藩与梁启超守旧、维新派共推的心学大师，孙中山与东乡平八郎中日军神共同的战略导师”。“吃透王阳明”，“慢品王阳明”，看到这些“如饥似渴”的“口唇欲”书名，不知阳明复生，会否感到有些“凶猛”？不要认为这只是出版商为了吸引眼球而制作的“噱头”，实际上，它恰恰折射出我们这个“心学凶猛”的时代的某些“症候”，这是一个个人追求“成功”、国家追求“强大”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时代。王阳明不仅承载着现代人的成功之梦，而且也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复兴之梦。

中国梦有三个层次，国家的、社会的与个人的，阳明学也大致在这三个层次上均体现出其价值与效用。在国家层面，中日两国只差一个王阳明，清末民初阳明学出场的代言人日本维新的领袖们、日本战神东乡平八郎再一次纷纷登场，为“王阳明”站台，不过，这一次的主题不是救亡、救国与革命，而是大国的崛起，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1世纪是王阳明的世纪”，据说杜维明先生如此说——不过杜先生本人否认曾如此说。在社会—经济—政治层面，社会和谐、经济管理、廉政建设都需要“王阳明”，东邻日本友人稻盛和夫成了广告代理人。在个人层面，王阳明成了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护身符。一言以蔽之，阳明学成了新时代“中国人的成功学”。

阳明学与“现代性”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蒙文通发挥说：“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在历史朝代的“大转折处”，阳明学的社会意义（正面与负面的意义）格外抢眼，尤其在近代以降，阳明学的命运更是一波三折，极尽曲折，个中缘由，耐人寻思。毫无疑问，阳明学是宋明理学、中晚明心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流行之背景固然可以纳入“唐宋转型”“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等学说中去考量，因而亦可说是中国内生的“现代性”“早期现代性”或内藤湖南（1866～1934）所说的“近世性”的一个表现，阳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平民主义与现代性之中的自由与平等观念自可顺利对接，刘师培对王艮与泰州学派诸杰之推崇即是例证。但阳明栖栖遑遑“援天下之溺者”的救世情结，与清末民初的救国、强国的国家主义关怀在精神旨趣上乃有本质的区别，观《拔本塞源论》对“日求所以富强之说”之猛烈抨击即见分晓。阳明学之中的天下主义情怀始终散发着“为己之学”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古典气质。

这里所说的“现代性”特指引发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现代性现象。为何宋明理学之中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在近代之遭遇反差如此之大？自清末民初以来，阳明学的历次登场与阳明思想本身之品性究竟有何内在关系？国家形态的更化、社会结构的转型与价值观的变迁自然引发了各种不同的政治与文化态势的较力，救亡图存成了士大夫的共同意识。而要救亡就必须改变，维新与革命成了时代的精神。“大变局”需要大觉悟、大气魄、大承当、大勇气的精神气质，阳明学的内在品质恰恰契合了这一点，“挟东洋自重”“出口转内销”，阳明学的这种登场方式一方面反映了东邻明治维新因素在阳明学的登场之中所起到的催化作用，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当时国人“文化自信”之中“不自信”的心态。

我们不妨细读邹容《革命军》第三章“革命之教育”四条：“一曰养成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独立不羁之精神。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队自治，以进至人格之人群。”邹容概括的这四条革命教育的原则可以说反映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国民”这一“改造国民性”的主要内涵。而阳明学恰恰契合这四条基本原则。

除了这四条原则，从维新到革命的“心力”说、革命的“觉悟”说、“最后的觉悟”说乃至“最后的觉悟之觉悟”说最终都要诉诸“心的觉悟”“心之一念”，这跟阳明学最终落实于“心悟”在精神上是若合符节的。而面对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所产生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既需要领袖与精英阶层冲决网罗的担当与勇气，也需要全民总动员之一呼百应的执行力，阳明“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知行合一”也就顺理成章成了现代救亡行动、革命行动雷厉风行的不二心法。观孙中山与蒋介石建国与革命的论述，“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信心是革命哲学的基础”诸如此类的说法，均表明大转折时期需要“觉悟”“自信”与“勇气”，而阳明学显然就是富含这些精神向度的一个富矿。

要之，危机四伏、外患内患交替不已的近代中国，如何由传统的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政党政治转变，如何保证国家政策与党的政策之贯彻至底层，如何动员全民力量形成统一的国家意志、民族意志，如何从帝国的“臣民”转化为“军国民”“国民”“公民”，如何将滕尼斯（Ferdinand Tönies，1855～1936）所谓的“共同体”（在中国实则是宗法社会）中的“成员”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与政党中的“一分子”，如何从古典的天人合一、存有连续体之“自我”转化为现代主体主义的个体，……这一系列的古今中西交织而成的中国现代性“转变”问题，阳明学的某些气质显然能从不同的向度为之提供精神上的支持。这是清末民初阳明学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共和国建立之后，表面上阳明学因其“唯心”与“反动”被批倒批臭，但就上述“政党哲学”所诉求的“觉悟性”维度看，“文革”期间斗私批修运动之中，“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革他人的命易，革自己的命难”诸如此类的说法跟阳明“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何其相似乃尔！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相似性，即便这种形式的相似性也是有着重要的区别：在阳明处，这是一严格的君子修身之要求，而在现代政治运动之中则被泛化为一种道德与政治泯然无别的“总体性要求”。

近十年来阳明学在大陆的再度流行与清末民初的阳明热相比，都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底色。不过，这一次是大国崛起之后所表现出的一种文化自觉与自信，它不再着眼于从阳明学之中汲取维新与革命的勇气以改造乃至推翻一个奄奄一息的旧的国家形态，相反它是新国家在国势急速走强之后亟需内在价值的背书与文化认同的一个表现。而在社会层面，社会整体的诚信体系与职业道德的建设未能跟上社会结构的转型，道德领域滑坡，社会戾气蔓延，消费主义与物质主义盛行，旨在正人心、美风俗的王阳明的“致良知”教无疑是重建礼仪之邦的重要精神资源。而在个人层面，由于现代生活节奏之快捷、市场竞争之惨烈、风险社会之催逼，生活的未知数越来越大，金钱、财富成了唯一流行无阻的宗教（齐美尔“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越来越成为现实），“成功”还是“失败”几乎成了新时代每个个体必须考虑的问题，“心学”成了现代个体心灵流浪的“堡垒”，或在此汲取行动的勇气，或在此觅得心理的慰藉。阳明学自由、活泼、空灵、开放与神秘的精神气质颇有新时代宗教运动（New Age Movement）之风格，很容易充当当代“宗教超市”消费群的“灵性快餐”。要之，当代阳明学是在“自上而下”（政治）、 “由中而上而下” （社会）与“自下而上”（个体）三位一体的和声共振之中登场的，而有需要的地方就有商机乃至投机，无疑国学的产业化也心甘情愿地发挥着幕后作用。

入圣之机 ：王阳明致良知教研究

陈立胜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

ISBN: 9787108063779 定价: 59.00元

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

杜维明 著 朱志方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10

ISBN: 9787108060730 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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