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铁路公安正在逆转司法定义和历史结论

在警情通报中，成都铁路公安处认定：“杨某某用手背击打王某某面部属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王某某遭到击打后用手掌击打杨某某面部，在列车工作人员和旅客劝阻后，再次用手掌击打杨某某面部属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

这里面的逻辑非常清晰：首先动手打人者固然是殴打他人，属于违法行为；而受到殴打的人不能还手，只要一还手，就被认定也属于“殴打他人”，也是“违法行为”。

如此一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于2020年发布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就被成都铁路公安处完全无视了。

两高一部指导意见的第二节“正当防卫的具体适用”第九条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乘客拍摄的“东北大哥”对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骂人的是小孩的家长，首先动手打人的也是小孩的家长。被熊孩子踹椅背之后，被踹女子还愿意跟熊孩子家长说理，这已经是努力避免冲突了。而熊孩子父母不断地挑动和激化冲突，如熊孩子父亲开口就“X你妈，瓜婆娘”，如熊孩子母亲高声喝斥女子，要求其向熊孩子“道歉”，如黄衣女家属在旁起哄，这些无疑都是对被踹女子的不法侵害行为。熊孩子母亲掌击被踹女子的头部，击打其持无线电话的手部，这些是更加明显的对人身的侵害行为。

此外，我们在四川观察恶意剪辑过的视频中也能看出，列车长和安全员目睹熊孩子母亲的不法侵害行为，却只是装装样子伸手，并未能及时制止和惩戒施害者及其侵害行为，这才导致了被踹女子忍无可忍，两次还击。在两高一部的意见中，指出类似的还击，“一般应当认定为防卫行为。”

如果一个人在遭受别人殴打和侵害时不能还击，一还击就变成了“殴打他人”、“互殴”，那两高一部对正当防卫的正义性的强调还有何意义呢？

出乎意料的是，颇有不少网民赞同成都铁路公安处的通报，认为被踹女子挨打后确实不应该还手，就算还手也不能还手两次，这确实属于“互殴”了云云。

然而，我们看看最高检于2020年11月发布的《正当防卫不捕不诉典型案例》，其中湖北京山申某某操棒球棍下车击打一名不让行的司机余某，遭到余某用水果刀还击刺破眼球，余某就被检察院和最高检认定属于正当防卫，依法不负刑事责任。

如果按照成都铁路公安处的神奇逻辑，人家用棒球棍打你，你就只能格挡，用水果刀反刺对方就是“互殴”了。人家只是让你擦破点皮，你却让对方眼球破裂，这不更是罪大恶极了？！

此外，昆山“龙哥”持砍刀击打“电车男”于海明，案发后警方与检方共同认定于海明的的反杀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如果按照成都铁路公安处的神奇逻辑，人家只是用刀背打你，你却夺过刀连砍对方五刀，还追着对方砍，这岂不成了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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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已经很明显，只要成都铁路公安的“互殴”逻辑成立，近几年来中国重新定义正当防卫的司法进程就不能成立。京山余某用水果刀还击刺伤申某某不能定义为正当防卫，昆山于海明捡起刀反杀“龙哥”之举更不可能是正当防卫。以后我们在街上和公共交通工具上受到他人辱骂和殴打，只能躺在地上打滚，绝对不能还口和还手，否则就是“殴打他人”。

不但如此，成都铁路公安的“互殴”定义如果得以成立，连一些著名历史事件的结论也将被逆转。

譬如南宋抗金抗蒙就失去了正义性，肯定不是正当防卫，而是与金国和蒙古“互殴”。正如一位网易网友的跟帖所说，这样发展下去，抗日战争也将是“互殴”了。日本军队打你，你该怎么办？根据成都铁路公安的逻辑，你就该原地挨打，组织军队负隅顽抗是不允许的，著名抗日将领们也许会被抓起来签署笔录，承认“殴打他人”。那对越自卫还击战呢，咋办？

司法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普法”曾发表文章《“高铁掌掴事件”，这些疑问待厘清》，引用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金泽刚的意见，认为成都高铁公安对该事件认定为互殴，欠缺认定依据。

“女子正是在‘熊孩子‘家长动手后且其后继续举起水瓶意图攻击时反击，反击行为具有避免自己受到进一步侵害的主客观性，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女子的行为具有被动性和防卫性，不同于互殴行为的主动性与不法侵害性。”

文章引用金泽刚的话，指出：“宽容反击者，是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明确，适度反击不属于互殴，不应给予反击者处罚。”

不出意外，司法部官微里的这篇文章已经不复存在了。

据称，被熊孩子家长殴辱的女子正在寻求行政复议。如果上级公安部门不推翻成都高铁公安处这个离奇的认定，恐怕以后我们乘坐高铁时就只能准备好护膝，只要对方一动手，便立马扑通跪倒在地，高声向所有熊孩子及其家长道歉，并尽量放松肉身，任凭对方殴打。

自卫？还击？

不存在的。

我只担心，如果自己的头骨太硬，震伤了对方打我的手，那会不会也被高铁警方定义为“互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