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近代上海的“自由贸易”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 樊卫国

近代上海是在西方列强逼迫下被动对外开放的。列强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制度，将清政府的政策性开放变成一种结构性开放，其目的在于打开和深入广袤的中国市场。这种开放由于是列强主导的，所以客观上形成一种对外几无门槛的自由贸易制度。

开埠后，近代上海被动形成的自由贸易区制度，包括中外自由贸易、货币自由兑换、1895年后的自由制造。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上海不断地集聚国内外各种资源要素，组合创新，发展进化，迅速由一个原来“东南壮县”发展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

关于“大上海”的经济史思考

　　近代上海号称大上海，其实质是什么？不是上海有多少高楼大厦，有多少人口，有多大的城市空间；大上海的实质是大市场！

　　上海大市场有如下几个特点：市场体量最大、密度最高；市场产品最丰富；市场信息最快捷；市场技术最先进；市场竞争最激烈（国内竞争国际化）；市场主体最多元（包括上海帮会）；市场结构、市场关系最复杂；市场机制最有效；与市场经济匹配的社会人文环境发育最充分（与北京高校人文学科居多不同，上海高校多工科、商科、法学、会计、医科等学科）。上海是近代全国性的市场中枢，市场原则由一般市场交易，渗透及一切经济资源，形成了局部市场经济形态。

　　民国年间，上海在口岸化商品流通体系中属终极市场，对内地城乡市场具有制导效应：（1）工业品供应的支配和垄断;（2）对内地土货供应、流通的支配和控制;（3）金融方面的制约;（4）价格制导（近代中国农产品为买方市场，工业品为卖方市场，皆由上海制导）;（5）组织制导（不少工商企业，总部设于上海，各地设分店或分厂）。上海形成的局部市场经济体系，在全国经济生态中占据较高的“生态位”。

　　大市场是上海经济生态的底部基础，与经济生态是个相互相成，彼此互动生长的关系。大市场发育生长过程中滋生和诱发了一些“经济红利”的产生，而“经济红利”又进一步培育了大市场。地理便利、外贸巨埠、自由贸易制度是基本红利，移民、开放、资金、城市化等可谓是派生“红利”。

特殊的“租界效应”

　　近代上海开埠初期，无论在商业设施、人口聚集、市政道路等方面，租界都不及南市华界，但以后的变化，华界竞争不过租界，趋于落后，租界成为商业贸易金融重心，迅速繁荣。重要的因素在于租界及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为自由交易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空间平台。

　　（1）客观形成的别样政治空间——西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华商的自由空间。租界是列强落实自由贸易及条约制度的制度保障和空间实体。晚清沪地竹枝词云“一入夷场官不禁”，租界制度客观上形成的经济自由使交易费用下降，投资的社会风险及成本降低，外商和内地货币持有者竞相来沪投资。晚清时期，能摆脱专制政府的“羁縻”和“威慑”就是一种经济权利的解放。（2）小政府模式。租界当局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系比较简约，其主要职能有三，一为税费征收，二为租界城防，三为市政管理（包括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公交消防及市政建设 51 29729 51 15287 0 0 4003 0 0:00:07 0:00:03 0:00:04 4002），对私人交易、企业交易、土地交易等经济事宜和市场运作的管理甚为粗放，采取放任式管理；资源配置基本上由市场决定。（3）上海租界长期免遭战祸的社会环境，保持了（1853-1941）近90年的宏观稳定。租界的安全效用为人们所亲身感受，渐成为富庶的东南社会的一种共识。这对于资产密集而生性精明的金融业、商业尤其重要；由此形成了租界金融业商业集中的状况。此外，租界的安全效应也吸引着各地剩余资金流沪，富人寓沪享受高消费。

近代“自由贸易”制度的反思

　　上海“自由贸易”制度构成和提供的上海社会化生产的市场机遇具有明显的时空优势，从而形成相对较高的投资收益率。但近代上海的“自由贸易”形态，亦存在着不少负面效应。其一，由条约制度安排的自由贸易是缺乏宏观治理和协调的贸易制度。“自由贸易”既是一种口岸体制，在近代它的功能显示往往与内地社会经济状况的良窳和发展水平高下呈反向关系。内地城乡社会越是动荡不靖，农业经济越是落后残破，农产品量少质次价高，上海口岸的原料等物资进口越多，资金、移民流沪也越多，外资也越集中于上海，而内地的资金、劳力等生产要素愈加流失。正是这个时候，上海与内地农村及其他城市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

　　其二，片面最惠国待遇和长期协定关税等，形成不设防和无选择的对外开放（没有明确的负面清单制度），产生了不少的副作用：其一，外人制定“游戏规则”，掌控进出口价格，使中国外贸条件不断恶化；其二，特定商品进出口失控，导致国内经济秩序的紊乱；其三，脱离中国政府控制的外国资本肆意出入，凭借资本技术实力在部分工业领域占据垄断地位（如英美烟公司、日资棉纺业、外资航运业、外资日用化工业等），挟持列强特权进行不公平竞争，打压民族资本企业；其四，外资银行凭借强大资金实力操纵金融市场，甚至介入国家财政；其五，租界及外资外商依仗强力及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构建势力范围，干预中国内政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说，对于上海经济不是看其在全国经济比值中的位置，而是看其在全国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在全国经济结构优化中起什么作用。近代上海在现代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中的双重优势很难再现，但是再造全国经济结构中的领先位置则是完全可能的。近代上海“自由贸易”中的利弊得失可以使我们鉴往资今，在市场制度、市场组织、市场环境方面有所变革，有所创新，从而探索出一套可以复制推广的切合中国实际的“自由贸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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