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 访谈

原题：“一带一路”开辟中国未来新图景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作者：郑永年 本报特约记者 王丽琴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后，引发国内外各界关注和热议。一方面，相关国家期待着“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利好，另一方面，伴随着南海的紧张局势，“海丝之路”上中国能否一帆风顺呢？

本报特约记者就“一带一路”倡议引发的各方反应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记者：2014年底，国内外媒体发起了一场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究竟是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的大辩论，各大媒体竞相参与。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也曾经藉各个场合对中国的官方观点加以澄清。究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马歇尔计划有几分相似？“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就是有的国家所说的是中国从事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工具？

郑永年：一方面，不要把马歇尔计划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搞混。同时，还得注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一样，其实自由贸易本身没有什么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说法，自由贸易就是各自交换自己有优势的产品。比如说二战前日本在东亚搞的殖民主义，它是在体系内分工，从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原材料；帝国主义则是直接抢夺原材料。

中国现在的“一带一路”蓝图，目的在于开拓海外市场，同时中国又表示不搞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另一方面，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根本在于自由交换商品。比如在非洲，非洲用石油等能源交换，中国用基础设施等交换。这是自由贸易，这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殖民主主义。殖民主义不搞建设，如果搞建设也仅仅是为了把他需要的物资运出去。中国搞建设，在非洲建体育馆、造铁路。这就是亚当·斯密说的自由贸易，把各自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交换出去。要正确区分马歇尔计划、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要被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迷惑。

虽然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时代背景、实施意图、实施对象等各方面跟马歇尔计划不同，但如果中国能够学习马歇尔计划中企业如何在强力有效的政府推动下运用自由贸易的手段，向国外有需要的地区有效输出本国的过剩产能，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肯定会事半功倍。

记者：目前“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中国国家和政府的作用较为突出，而较少见到企业的作用。在以往中国推动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大多都是推动国企等一些有政府背景的大型企业走出去，很少能看到中小企业的身影。国有大中型企业对外投资的时候，却又常常遭遇困境，面临亏损。针对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应对？

郑永年：首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主体理解有偏差。“一带一路”的主体不是政府。“一带一路”不是军事项目，它不仅仅是国家战略，而且还是经济项目，所以“一带一路”的主体应该是企业。

而企业海外投资就是要看经济利益，要在商言商，不能叫企业承担太多的政治责任。

企业肯定要讲经济理性，不能只讲政治使命。如果企业要承担战略责任，那也只是副产品或者说副作用。其次，国内还有一些人不愿意中小企业走出去，说因为他们赚来了钱就移民了，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是封闭主义的做法。中小企业应该可以走出去，其他国家的中小企业也可以走进来，这是互补的。再次，很多走出去的国企都出了问题，这不是说国企不能走出去，很多新加坡的国企都在海外投资。

中国的国企在斯里兰卡、缅甸等一些地方的投资出现了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国外竞争中没有讲经济理性，而是承担了过多的政治责任。

最后，针对一些国有企业盲目海外投资导致亏损，要建立制约机制。中国目前还没有一套完善的关于国有资本海外投资的制约机制，只能在组织层面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限制，这是不够的。另外，中国一定要注意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和东南亚的合作是大国和小国做生意。如果把“一带一路”炒作成国家战略，那其他国家就会特别当心。如此一来，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投资的时候，就会遭遇潜在的压力和不期而遇的风险。

其实，推动中国的中小企业走出去最根本的希望，还寄托在中国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如果中国国内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推动中国各行业的中小企业发展起来，而不是只考虑推动国企发展的话，中小企业就会有足够的实力走出去。如果中国政府在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时候能够更多考虑中小企业，而不是只考虑大型国企的话，那么中小企业就会积累更多走出去的经验。这样既有实力又有经验的中小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就可能遭遇较少的风险，他们也会更加愿意走出去，从而为实践“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

记者：为了推动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可靠的抓手，推动中国和东盟各大港口之间的合作必不可少。可是中国和东南亚各国间还存在航运规则与标准不协调、海关合作力度不够、海上船只运输信息透明度有待加强等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好中国和东盟各港口之间、各港口城市之间的合作？

郑永年：首先，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港口的合作以及港口城市之间的合作都是可以的，这种经济上的合作是没有问题的，双方都可以获益。但是还有另外一点，那就是中国必须时刻牢记在港口合作中地缘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合作是大国和小国做生意，港口合作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像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停下来，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中国大规模地搞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港口方面的建设，就会涉及到合作国家的国家安全问题。对任何国家特别是东南亚的小国来说，国家安全更加重要，这是他们对外合作中必须加以仔细思量的一个问题。

中国要做的，首先是让“一带一路”倡议回归它的本意，向东南亚国家说明这就是一个经济发展计划，这就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不要让这个经济发展计划被误解为帝国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记者：中国在2014年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中曾提出亚太各国要高度重视并共同建设“基础设施、规章制度、人员交流”三位一体的互联互通。之后中国很多有实力的企业到东南亚参与基础设施如高铁、港口建设等投资项目的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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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中远集团、中海集团和招商局集团组成了一个联合体，参与印尼新丹戎不碌港码头的招标。但是中国在推动企业走出去参与“海丝之路”建设的时候，会遇到日本已有的存在和影响力的竞争。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

郑永年：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才开始凸显。此前日本对东南亚地区一直有影响，甚至在二战前就有影响。二战中，虽然日本失败了，但是其影响却一直存在。

日本的大公司许多都在东南亚有巨量业务。日本企业贷款也非常讲究，而中国有些企业在这方面的差距还比较明显，缺乏一种文明的风度和规则意识。这导致，如果东南亚各国能向日韩借钱，他们肯定不会要中国的钱。

日韩非常乐意借钱给东南亚国家。日本在缅甸的工业园区和在泰国的高铁的运作都是成功的案例。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体制改革，就是现在提出的供给侧改革。

专业的事情要有专业的人士去做。中国现在光有想法，没有专业的人去实现这个想法,这跟体制有关系。

中国如果只有政府一个角色，就只能一条腿走路。

日本除了有政府支持，还有企业、社会、NGO（非政府组织）等等其他角色，是多条腿走路。

仅仅就政府这个角色比较起来，目前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未必比日本政府的技巧高。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有专业的人士做海外投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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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东南亚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影响是经由多年积累而来的，短期内取代日本的影响和消除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的依赖也是不现实的。中国能做的除了付出更多的耐心之外，还必须从提高投资质量、扩大投资数量方面入手，与之相伴的是提高服务贸易的质量和增加服务贸易的数量。这对在海外投资方面尚显稚嫩的中国企业来说，任重而道远。

记者：总体来看，在中国和东盟建立伙伴关系后的第一个25年中，双方的经济合作可以算是很友好、是互惠的经济合作。有人担心，眼下中国和东盟的关系深深地笼罩在南海纠纷的阴影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下一步如何开展双方之间的合作？

郑永年：这样的情况下，开展合作是很困难的。中美关系好的时候，东盟国家两边站，从中美两边获利；一旦中美关系恶化，东盟国家就会选边站，而大部分东盟国家可能会选美国。因为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发生冲突的话，东盟国家肯定选国家安全。

朱镕基当总理时期，谈起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一直占主流的是双方的经贸关系，但是现在安全话语居多，越谈安全越不安全。这样下去，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可能会倒退。

最好的办法是处理好跟美国的关系，中美不要分裂东盟。中国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东盟看作一个整体，处理好中美关系。

有种说法认为美国是域外国家，这仅仅是从地域这个角度来看。但百年来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一直都存在，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而言，美国从未离开过，比如像菲律宾这些国家。现在我们要看到这个现实，不能把美国当做是透明的。

中国必须把美国的存在作为解决问题的一个起点。

的确，处理中国和东盟的未来关系必须正视美国的影响力在东南亚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期待美国因为是域外国家而不介入终究太过理想了。

但是在处理中国和东盟（作为一个整体）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和东盟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时，最根本可以依赖的行为体依然是中国和东盟以及东盟的各个成员国。（王丽琴，同济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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