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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里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困难、雾霾等症状，都属于“大城市病”，北京、上海的城市病尤为突出。入冬以后，北京雾霾加剧又引发对城市治理的讨论，其中关于北京市极限情况下能够承受5000万人口的传言流传已久，而在今年的北京市“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北京市人口数量要控制在2300万以内，中心城区力争疏解15%人口。城市病作为一种综合性疾病，人口膨胀占了很大的比例。

城市病

11月6日，快评网一篇《控制人口规模对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有害无益》的文章中提出，北京市应该按照5000万人口来规划。11月上旬，北京市代市长蔡奇考察调研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被认为是疏散北京市中心城区功能，解决“大城市病”的一剂“猛药”。不单单是解决人口膨胀的问题，更是疏解中心城区功能的重要手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久文指出，北京“大城市病”不能简单归结为人口问题，而是要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有些产业转移了，市场关闭了，人却还是留在了北京。今后的政策方向是用更多的高新技术产业占据原有的土地资源，代替此前的低端产业，以此调控人口数量。

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困境

对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发展来说，当前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和进行人口综合调控的突出困境在于国家整体上处于快速城镇化的发展时期。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快速增加是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进程相联系的。我国城市化水平从80年代的20%左右增加到2013年的53.76%，特别是从2000年以后，我国城镇化水平增长速度还在加快。城镇化过程带动乡城人口迁移和跨地区人口流动，特别是具有较高产业投资和经济能力、更高资源集聚能力的沿海特大城市构成人口集聚的中心。如果说90年代城镇化发展初期我国主要是依靠中小城镇带动城镇化，随着大城市产业发展能力的提升，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带动的城市化已越来越成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由于特大城市承担着产业创新的功能并存在巨大的产业投资机会，因而成为中国城镇化的引擎，也必然会推动人口集聚，在吸纳人口集聚和中国城镇化推进中发挥更大责任和作用。在这个继续快速人口城镇化和人口迁移流动的背景下，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和进行人口综合调控必然是困难的，而且一定程度上违反了城镇化推进的基本规律。

不仅国家持续的城镇化发展决定着类似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也适应和引导着人口的集聚和空间调整的动态。经典的城市地理学提出在城市发展的前期会出现显著的中心集聚，而到了城市发展的中后期则会出现郊迁扩散的趋势。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人口集聚本身是规模经济的，而当城市规模经济的边际效益逐步减弱，则会带来周边的次级地区形成次级性城市，并共同带来多中心都市圈的形成。（原载于社科报第1403期第2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任远《人口综合调控要适应城镇化发展规律》）

北京大学杨开忠教授指出，一个城市能够承载的人口目标，和人口增长的过程要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目标总是设在未来的某个时期；而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很大程度上与该城市的可利用水资源密切相关。

密云水库

从国际比较来看，北京现在水资源利用效率也已经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准，虽然进一步提高用水效率还有潜力，加上北京居民生活水准有进一步提高的需要，北京承载更多人口潜力不大了，到2020年甚至更长远时期努力保持在2300万以内是合适的。中央提出到2020年北京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是有科学依据的。

大城市人口问题的实际源头是中国的城乡差别问题，因此人口调控一定要有大区域概念。人口综合调控要全国调控，一边消除城乡差别，一边调控人口，上海市人口学会会长孙常敏这样认为。

以上海市人口调控为例，这不光是关乎上海本市的事，更是辐射到了长三角地区。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朱宝树教授指出，第一，上海作为全国的上海，既要“独善其身”，也要分担国家发展的责任，不可能首先追求“理想人口规模”。第二，上海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上海本身，它对长三角广大地区形成了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城市化进程当中，人口向上海集聚不可避免，因此，城市发展一方面要控量，即控制人口数量，但不要太纠结于上海能够容纳多少人口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扩容，即不光是上海本身要扩容，还要带动周边很多中小城市扩容，通过城市体系建设来增加大都市地区的人口容纳能力。要避免“控制人口总量”搞成“控制人口数字”。（原载于社科报第1403期第2版《大城市人口规模配置：市场先于控制》）

城市聚集了如此密集庞大的人口，具体调控该如何做呢？应通过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改善人口结构，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平衡。

首先，应通过设置结构性指标，优化人口空间分布。从人口分布的角度来看，国际大都市都呈现从中心向外围扩张的态势，逐渐形成规律性的圈层空间结构。以纽约为例，纽约大都市圈由内而外分为四层，分别称为城区、内环、中环、和外环，各层人口比例分别为37%，23%，28%和12%。伦敦都市圈分成内伦敦和外伦敦，人口比例分别为40%和60%。可见，中心城区人口比例以不超过40%为宜。

第二，应以公共服务和资源引导人口流动，保持人口活力。北京需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给京津冀地区其他城市留下更多的发展空间，必须通过城市功能的转移、产业链条的整合、交通规划的串联以及科技文化的引领，带动首都人口的输出，促进周边城市的人口回流。

人口调控的政策须有科学的定位，趋利避害，尽可能减小负面因素的印象，才能将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文中资料来源于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周刊等，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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