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 沪上学人

原题：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开创一代

作者：社科报记者 汪仲启 王立尧

◤邹逸麟先生是我国第二代历史地理学家中的杰出代表。先生著述等身，在历史疆域政区、水道及水运交通、经济地理、古籍整理等研究领域和历史地理教学等领域均有着大量原创性极高的学术研究。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还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功勋卓著。

日前，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四届学术年会大会在上海展览中心隆重举行。大会宣布了上海市第十一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项。邹逸麟先生与张斌先生、夏禹龙先生、许宝华先生获学术贡献奖。

邹逸麟，1935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195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上海史志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辞海》副主编、《历史地理》主编等职。1992、1997年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是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自1959年以来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独著、合著及主编10余种重要著作。代表性成果有《中国历史自然地理》（获第七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椿庐史地论稿》、《椿庐史地论稿续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等。

在拜访邹逸麟先生之前，先拜读了先生的口述史。得知邹先生出身于老上海的富裕之家，自小生活优裕，十分注重生活品味。后虽经战争动乱和家道中落的变故，但小时候的家风与教养，依然使他身上体现出某种“老克勒”（old class）的韵味。

先生今年已八十又一高龄，外表依旧整齐挺括，一丝不苟。架一副细边眼镜，一头白发整整齐齐梳至耳后，衬衫、马夹、外套一样不乱。交谈时，他语气温和，声音坚定，态度真诚而又有所保留。不过，丝毫没有给人“高冷”的感觉，而是有着历史学家的敦厚与朴实。

邹逸麟，1935年8月31日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曾祖时举家迁至宁波从商，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老式商人家庭。叔父一辈虽经历苦难，四散天涯，却也都白手起家，挣出了一份家业，且家族成员之间手足情深，这一份亲情是邹先生回忆中无法抹去的温暖。

得益于幼时殷实的家境与严格的传统家教，邹先生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启蒙教育。回忆起幼时家教，有两点令邹先生铭记至今：一是不好撒谎；二是人家的东西不好拿。学业上，他早早进入了教会学校读书，直到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属于非常幸运的一批人。

缘于严格的教育，兼之幼时体弱易病，邹先生将大量的课外时光花在了阅读上。“我的读书癖是从弄堂口的书摊开始的。”邹先生回忆道，并且他在其后的岁月里，将“读书”延续成了一生的习惯。邹先生说，看的书多了，自然就会进入另外一个精神世界，不受尘世之扰。

他家书籍之多，连替他打扫卫生的钟点工阿姨都抱怨：“邹老师，侬的书哪能整理啦，床旁边有，沙发旁边有，马桶间有。”

而且邹先生看书涉猎广泛，专业书、闲书都爱看。他还曾向外孙女借来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看，外孙女不解，而他却说：“情这个东西，是不讲年龄的。”

邹先生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到“三反五反”时，戛然而止。家庭一夜之间遭逢大变，家境大不如前。然祸福相倚，也正是由于家庭变故，加上姆妈的爱子之心，才令邹先生没有如父辈一般走上经商之路，而是得以继续学习自小喜爱的文史哲学科。1952年，邹先生考取了山东大学历史系。

当时的山大，学术风气浓厚纯粹，名师云集，有张维华、杨向奎、郑鹤声、赵俪生、童书业、黄云眉、王仲荦、陈同燮，史称“八马同槽”。这些名师都是直接给学生授课的，且各有特色，令邹先生受益匪浅。邹先生对历史感兴趣，乐于读书，所以学业很不错。但他对政治的不关心，却令他陷入了“肃反运动”的漩涡。1955年上半年，他被批为“反革命分子”，直到1956年大学毕业前夕予以平反。个人经历的第一次巨大挫折，令他领教了“祸从口出”，从此更加谨言慎行，发奋读书。

这段晦暗的岁月间，亦有一丝温暖慰藉，1955年夏，利用暑假回沪探亲的时间，邹先生与夫人戎玖毓结婚，自此恩爱携手四十年。其后，邹先生同那个年代所有人一样，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文革”一系列历史事件，经受过精神与肉体上的苦难摧折。

而当记者问起，他如何看待个人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时，邹先生回答得平静又真诚：“任何人都离不开自己的时代。我们既得益于自己的时代，又受损于自己的时代。做学问，对社会要求不能太高，对自己的业务有兴趣，就不会怨天尤人。自得其乐，做点学问，对社会有点贡献，就好。”

邹先生对人对世之诚，在今夏上海书店出版的《邹逸麟口述历史》一书中展现得更为详尽。书中文字平实，娓娓道来，字里行间洋溢着纯粹天真与对生活的情意，无论是苦难还是喜乐，都令人为之动容。

1957年1月23日，邹逸麟走入位于上海虹口北苏州路上的河滨大楼报到，他的学术生涯由此起步，他与谭其骧先生三十五年的师生之谊也始于此。

谭其骧

这份机缘，被邹先生称作“天赐良机”。他从山大毕业之后，因“肃反运动”留下的心理阴影，决意离开山大，被分配至中科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1956年年底，借调在京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谭其骧先生要返回复旦大学，需要历史所派两名助手协助，邹先生与同侪王文楚就这般辗转回到上海，随谭先生走入了历史地理学科领域。

谭其骧先生是中国当代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图集》被称为1950-1980年代史学界两大基础工程之一，在学界被称为“谭图”。1959年，国际形势陡变，中苏关系大不如前。

国际上有反华学者写文章，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就在长城以内，长城以外不是中国的领土。事关政治大局，这促使重编改绘“杨图”项目转入了编绘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地图，即“谭图”的新阶段。“谭图”的编绘，前前后后绵延三十二年，对中国历史地理学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成果。

1989年3月13日，在中科院召开的庆祝《中国历史地图集》八集全部出版的大会上，谭先生在总结发言中说道：“全体编绘人员为了国家利益、为了学术研究、为了共同的事业，发扬了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连续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大多数编绘人员放弃了节假日和业余时间，放弃了个人研究和兴趣爱好，根本没有想到会有署名和领取稿酬的可能，没有工资之外的任何津贴，还要受到各种政治活动的折磨和干扰。

他们为《中国历史地图集》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尽管他们所获得的荣誉和报酬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很不相称的，但他们都以能参加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而邹先生，就是这一批人中虔诚的一员。可以说，他就是在日复一日高强度的地图编绘项目中，在谭先生的言传身教之下成长起来的。1958年的时候，地图编绘工作之紧张，曾连续数年没有寒暑假，只有春节放假三天。

三十五年师生相伴，谭师对邹先生的影响渗透在为学、为人的方方面面。谭先生对学术的认真、较真，为人的实事求是，不说虚话、不做虚事，都传承至邹先生身上。1987年，谭先生还曾赠邹先生一条幅，上书“治学为求真，别无他求，求得真必有用，违真终无用”。邹先生没有听过谭先生给本科生上的课，也没有做过他的研究生，而是像旧时学徒跟师父那样，是一个个项目做过来的。1992年前，邹先生做的每一个项目都是在谭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请他审阅后再投稿的。

唐开元十五道图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份忠实的追随传承之情，谭先生很放心地将承前启后的担子交给了邹先生。1982年复旦大学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所时，谭先生任所长，邹先生任副所长。1986年谭先生退下来后，邹先生就继任第二任所长。

回忆起谭师，邹先生说：“谭先生为学一甲子，桃李满天下，我在他的学生中绝不是最具才华的，也不是最有成就的，但在共同经历那些年的疾风骤雨后，我认为自己是能与他推心置腹、风雨同舟、从不违背他的意愿的弟子。”

葛剑雄

邹先生说，做学问是一代代人的贡献，学术大厦是一代代人添砖加瓦建起来的。他谦虚地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接力棒”，把谭先生的东西接过来，交给下一代，把历史地理学科发展下去，就算不违谭先生对他的期许。

1996年，邹先生主动辞去所长职位，推荐了葛剑雄先生，亦是自感难以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对此，邹先生说道：“把史地所交给葛剑雄主持，我想，这样做一定遂了谭先生的心愿，虽然他生前从未向我提及过。不管谭先生在与不在，但凡重大决策时，我都会自觉地遵从他的心愿，这大概就是传承吧。”

现在的史地所，依然传承谭先生认真做学问的踏实传统，且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上不断扩展细分领域，拥有了一批各擅所长的后继者，同时不断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与美、日、德等多国高校开展学术交流。时至今日，邹先生也能对谭师有所交代了吧。

说起历史地理研究，邹先生评价道：“搞历史地理，学术面比较窄，有兴趣的人也比较少，但它的研究是比较扎实的，走一步是一步。所以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传世的，是永久性的人类科研成果，我们搞历史地理学的学者，心里就是踏实。”而邹先生的治学之路，也正是“踏实”二字的写照。

邹先生和谭先生一样，把大量的时间奉献给了集体项目，在个人成果上可谓“大器晚成”。《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期间，由于任务紧张，加上当时环境因素，邹先生很少发表文章。

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荒废学术，反而庆幸在那段特殊的年代里依然有机会阅读历史书籍，并且思考在地图编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把它们点滴积累起来。“文革”期间，邹先生一家大小挤在小方桌上，他总是就着一盏八瓦的台灯看书做笔记。为什么还要写？因为只有这一刻，才是他想要的生活。邹先生做了二十二年助教，1978年升讲师，1980年升副教授，1984年升教授，后面一路升迁如此之快，都是前十几年压在箱底的积累。1978年学术刊物全面恢复后，他每年都能有两三篇文章发表，都是源于之前的积累。

邹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比较重要的研究领域有黄河、运河与历史时期的环境变迁。其中对于黄河、运河的研究，都始自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需要。对于黄河，邹先生梳理了魏晋之后一千多年间黄河河道变迁过程，并根据这一研究结论画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地图上。

这一项工作看似简单，却是苦功夫磨出来的细致活。要从遗存的上千年文献的字里行间，找出相关的信息，制作黄河决口、溢出、改道的事实年表，还得搞出一份历朝历代不同时期黄河流经地点年表，排比、考订其中的矛盾、错误之处。也正是如此，这份工作才有传世的价值。邹先生对运河的研究则始于对运河历史的拾遗补阙。

历史上的运河开凿都是国家级的大工程，历史文献记载得较多，但已有资料大多只局限于对某一河段或某一时期运河流经的考订，且有许多错误和不足。邹先生通过下功夫逐条考证，再根据考订结果写出研究文章，并据以入图。

“如果说，自50年代开始的对黄河、运河的研究，是在谭先生指导之下的奉命之作的话，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则是个人多年学术积累的自觉行为，是在一个学术领域内蓄积待发的自然结果。”

经过几十年的对黄河、运河的研究，邹先生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了整个黄淮海平原地区。由邹先生领衔的、对黄淮海平原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奠定了学术界对于该区域环境史的基本认识和理解。最后形成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和较强现实意义，于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至今仍是高校历史地理学科的教科书。

为学一甲子，邹先生将自己主要的工作总结为两本地图集、三种工具书、四本专业教材。两本地图集分别为《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三种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历史地理条目；专业教材有《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地图集和工具书是集体性的大项目，专业教材则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

除此之外，邹先生还出版有两本个人论文集《椿庐史地论稿》《椿庐史地论稿续编》，集中了他个人数十年的学术研究论文，共150余篇，合130余万字。另有一项古籍整理工作，点校《禹贡锥指》，自1964年起，因“文革”搁置，至1988年完稿，终于在199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回首治学岁月，邹先生最深的体会就是：“学术上的成功没什么诀窍，就是认真地去做一桩桩事体。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做学问就是这样，你不要想每桩事体对我有什么好处再做，这桩事体对我写什么论文有效再做，这是错误的，许多收获都是在你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做每桩事体都要花工夫，这点要相信，只要你工夫花下去，必有成就。”此外，邹先生还强调了读书的重要性。现在各种数据库都搞起来了，但数据库检索不能代替读书。做学问还是要踏踏实实一本本地看书，做个有心人。

自1993年起，邹先生还连续担任了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前后参政议政达十五年。对此，邹先生说：“出于责任，我的视野不再局限于故纸堆，变得开始关注、思考学术之外的世界。”他提交的“关于三五年内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建成消费不设防城市”的提案、“关于及早制定南水北调沿线各省、各城市调水、分水法规”的提案都受到了重视。邹先生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提案，争取到了重要的出版经费。

如今的邹先生，虽然退休，却并没有终止研究工作。邹先生说，只要你还热爱专业，学术生命依然可以延续。八十岁的他，仍有做不完的课题，看不完的书稿，让他忙于其中、乐在其中。他说，这就是我晚年的福分，一个学者的宿命。（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载于社科报总15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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