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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世界，依旧未能彻底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阴影，经济复苏依旧乏力，另一方面，大国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升温，国际合作呈现碎片化趋势。前不久在北京落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展现了我国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的自觉与自信，而“一带一路”就是打开新型全球化大门的钥匙。

原文：《提出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 杜娟

近日，由同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共同主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承办的第二届中国战略论坛暨“新全球化时代的战略互信与价值共识”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

新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立场

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法国右翼突起，似乎形成了逆全球化 46 32978 46 15262 0 0 2943 0 0:00:11 0:00:05 0:00:06 3061概念。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孙麾认为，我们应以新全球化重新启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建立战略互信、达成价值共识的新议程，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和方案，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济南大学包新鉴教授认为，当今的全球化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国之所以发展得越来越好，正是由于中国顺应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新全球化要思考中国发展的问题，要有新的理念、新的战略，这要求我们要顺应人类文明发展历史，走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指出，中国方案是中国道路在特定阶段发展起来的关键体系，这样的体系作为特定的方法、路径和理念正在生机勃勃地形成。它通过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实践展开论证，开始在国际上亮相并产生影响。中国方案显然有新的价值基础。当下的战略互信和价值共识是在现代性当中规定的，而现代性正在进入终结阶段。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仅是实现现代化，而且是要开启一种新的文明类型。

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问题研究院委员会主任杨洁勉指出，上海学界研究全球化要从三方面着手：首先，抓住要点。在研究全球化问题的时候要通过现象看本质。当前全球化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现实中间去应对挑战，同时更要从今后全球化发展的方向找远景、找前景。当前的全球化的要点就是全球化的新内涵，从过去的全球化到现在的全球化，以前是人员流动、资源配置上的利益分享，现在是道义公正、机制建立以及如何扩大代表权、话语权等。第二要突出重点，要有学术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高度。中国特色外交理论还得我们中国自己搞，并且要找对题目。第三，要形成亮点。全球化一定要展开思想和想象的翅膀，在理论、实践方面做出努力。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围绕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进行了分析展望。他认为，已有的研究更多着眼于中国硬实力，而较少涉及中国软实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更多着眼于中国实力本身，而较少涉及中国实力的外部性。围绕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开展深入研究已成为更加紧迫的任务。

同济大学王存刚教授认为，新全球化对大国战略关系产生新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等广泛领域。新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产生如下问题：第一，大国家在经济领域当中相互依赖，全部采用市场经济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在大国经济当中空前增强。第二，大国在政治上的关系更为复杂。第三，面对不同形态的全球问题，国家已经形成了各种越来越多的合作，传统领域当中大国之间还是保持足够的警惕。第四，大国和社会文化领域更深一步的发展。第五，大国在全球事务参与中承担各种责任。新全球化时代的特点改变了大国的关系，必须提升战略互信，具体包括不断拓展战略合作机制，国家发展方面实现战略对接，夯实大国之间的社会基础等。

逆全球化的思辨

近年来，逆全球化的思潮在西方国家愈演愈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指明了全球化升级路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开始迅速发展。浙江师范大学叶险明教授分析指出，逆全球化所涵盖的内容如贸易保护主义等，实际上是全球化的构成部分。在当代全球化中，既没有纯粹的自由贸易，也没有纯粹的贸易保护，某些时候两者之间还是相互交叉和渗透的。对中国来说，当前新贸易主义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全球化的主体构成及其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特点来看，不能把逆全球化这一概念不加限制地使用，否则对当代全球化变动及其趋势就难以有学术层面上的深入把握。

不管怎么说，逆全球化的概念已经成为一种思潮。但逆全球化仍处于原来的全球化背景下，并存在着许多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愈演愈烈。吉林大学韩喜平教授认为，当前全球化对中国来说，既有挑战也有机遇。中国在积极参与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作为全球化经济的主要贡献国，我们应该提出在新全球化中的中国方案或中国创造。应该坚持这几个基本原则：平等为基础，开放为导向，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

上海外国语大学武心波教授认为，逆全球化的出现可能和全球治理严重滞后有关系。而全球治理之所以滞后，这与中国在全球治理当中的长期缺位错位、缺乏影响力有关系。因此，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弥补不足，共同参与全球化发展。中国在大力推动新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治理过程当中，应从自己的逻辑起点出发，找准自己的路径，选择好自己的方式，与西方展开积极和主动的合作交流，以实现全球治理最完美的东西互补。

南京大学李滨教授认为，要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应当把新的全球化建立在以下共识基础上：市场与国家调控的平衡，承认多元化的国家经济治理模式。多元化模式要建立在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强调发展有限。目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上，以基础建设为基础推进“互联互通”作为全球化的新方案。这一方案既可以缓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就业流失与增长乏力的困境，也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的基础条件，增强其发展能力，同时还带动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产能出口，是一种既体现合作互利共赢，又强调发展优先的方案。

如何形成价值共识

在应对“逆全球化”方面，中国的声音非常重要。这源于中国有科学的价值理念做指导，就是习近平的新文明观。包心鉴教授认为，新文明观是对传统文明观的重要创新，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重要创新。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经济全球化，以积极的姿态应对经济全球化，是习近平新文明观的重要价值指向。鲜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习近平新文明观的深刻运用和生动体现。

清华大学的李义天教授认为，提出并且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生活及其本质特性的揭示，也是对人类所面临的危机问题的解决之道，又是“全球正义”这一来自西方全球理论的某种全球性的批判和系统性的升级。它反映出的是中国当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和西方理论的批判，以及对全球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思考，不是基于民族主义的情绪而是基于世界的正义理论。 

中山大学的詹小美教授表示，在多元的文化当中，价值共识难以囊括所有的主体化要求。在文化差异化的过程当中，人们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的利益代表这种关系。“一带一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如果说全球化力量和反全球化力量是两个极端的话，“一带一路”我们就是刚好连接这两个极端的一个中间点。这个中间点的基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经济的融通、政治的互信和文化的包容。    

同济大学的仇华飞教授认为，中国特色世界秩序构建话语体系凸显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这是中国最深厚的软实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中华“合和”文化的结合，是儒家思想精髓的集中体现，是“睦仁善邻”的“共生、共处”思想的典范，也是弘扬传统文化、走和平崛起道路的伟大实践。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0期第4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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