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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6月1日起施行。《解释》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细化完善的过程中，统一了法律适用标准，增强了法律惩治力度，同时也宣告了我国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入“严刑矫治期”。当然，《解释》并不是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万能药”。其效果的发挥还需其他措施的跟进。

原文：《理性看待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作用》

作者：复旦大学法学院    汪明亮

对于6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舆论一片看好。“‘史上最严’之解释”、“更精准地打击犯罪”、“可以终结徐玉玉悲剧”等乐观评论频频出现。

笔者并不否认该《解释》的意义：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便于司法操作。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刑法的作用是有限的。《解释》并不是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万能药”。

首先，由于《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标准规定较低，在其实施过程中难免遇到诸多问题。

例如，仅以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条数“五十条以上”、甚至“二十五条以上”即可入罪，这与刑法第13条对犯罪的定量规定有无冲突，即是否存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情形？又如，仅以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甚至“二千五佰元以上”的违法所得即可入罪，相对其他更为严重的罪（例如贪污罪、受贿罪）的处罚而言，是否过于苛刻，是否导致罪与罪之间的刑罚失衡？再如，由于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标准规定较低，必然导致此种犯罪数量大增，在司法资源难以快速增加的情况下，选择性执法不可避免，进而导致司法不公。

其次，徒法不足以自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证据收集异常困难，这必然会影响刑法作用的发挥。一方面，难以查清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信息源头。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到被犯罪人使用，再到东窗事发，整个过程往往时间、环节都不确定，有些案件中公民个人信息被倒卖来倒卖去，难以确定次数。另一方面，此种犯罪主要交易平台是网络，交易各方彼此身份虚拟，难以查明身份；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主要储存方式为电子数据，极易被销毁，难以固定证据；此种犯罪往往涉及多个区域、多个部门，需要多地域、多警种、多部门的合作办案，协调难度大。

最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刑法打击并不能从根本上干预这些因素。促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形成的因素至少包括：（1）存在卖方市场，由于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有利可图，一些自然人和单位受利益驱使，置法律于不顾，大肆销售公民个人信息。（2）存在买方市场，一方面，一些下游犯罪，如诈骗犯罪、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人具有购买公民个人信息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合法企业，如房产中介、培训机构等为了提高竞争力，减少成本，实现精准营销的需要，具有强烈的购买公民个人信息的愿望。（3）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如医院、民航、银行、电信、快递、电商等，其监管普遍存在漏洞。（4）由于查处难度大，司法机关打击缺乏必定性。（5）信息社会公民个人信息传播途径扩大。（6）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弱，等等。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便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干预了这些因素，才可能预防此种犯罪的发生。然而，刑法除了对买方与卖方具有一定的威慑力，进而抑制他们的犯罪动机之外，并不能干预其他的因素。实际上，由于司法机关对此种犯罪打击缺乏必定性，刑法的威慑力也必将大打折扣。

可见，刑法在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解释》效果的发挥还急需其他措施的跟进。根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形成因素分析，这些跟进的措施包括：加强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的监管力度、提高司法机关打击的必定性、监控公民个人信息传播途径、提高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等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2期第2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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