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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曾经指出，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团结、山河秀美的东方大国形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报纸原文：《打造大国形象唯有传播“文明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杜娟

衡量有效国际传播的一个标志，首先要看一个国家能否有效地对世界说明自己，也就是能否在世界上讲好自己的故事。一个没有故事可以讲给世界听，或讲不好自己的故事的国家，不会是传播大国。在以更深刻内涵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形成“中国叙事”，是我们构建大国传播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托。近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的“中国形象与全球传播高端论坛暨中国声音的世界表达智库论坛”举行。

加快适应时代树立大国形象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助力世界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完善全球治理等诸多全球性议题中始终扮演积极角色，展现中国担当，贡献中国智慧。对此，国际舆论不吝溢美之词，盛赞中国尽显负责任的大国风范：英国《卫报》援引专家评论指出，在全球贸易和气候治理等多个领域，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已成为世界的“稳定器”。“没有中国的世界经济将黯淡无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上甚至撰文称，如果没有中国，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全球知名智库、波恩德国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托马斯·菲斯也持相似的观点：“我要积极评价中国的全球政策——这不仅因为中国对于稳定全球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中国还向发展中国家伸出了援手。”

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大国形象的传播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与传播学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大会主旨报告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其符合中国的实际。国家形象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的？他认为主要包括四方面因素，包括国家实情、媒体传播、公众的判断与认可，还有公共外交。他特别指出，公共外交的参与者并不局限于政府，公众也是重要的承担者。公共外交的形式更加活泼，不是单向传播，而是双向对话。思考好如何跨越文化障碍，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公共外交，这是我们的任务。

相对于国际传播的实践，我们的传播理论建设明显滞后。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不仅呼唤与之相应的大国传播，也要求我们加快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从“中国应该构建怎样的传播理论”、“世界应建立怎样的舆论秩序”、“人类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传播”等问题出发，围绕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利益和共同体民族精神及共同价值等重大问题，进行系统科学的论述，做出有力有效的回应。《中国日报》总编缉周树春在报告中认为，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核心在于形成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这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作为在西方特定历史语境中诞生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传播学怎样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传播实践，我们又怎样在借鉴中形成自己的传播理论，而不是满足于用“中文版”的西方传播理论来研究问题、指导实践、进行教学，这是一个重大而艰巨的理论创新课题。他认为，大国传播的力量应该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体现。

有调查显示，国际受众对中国形象的看法近年来逐渐在改变。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张楠指出，这种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国际贡献度逐渐得到世界认可。尽管国际上不时出现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这些杂音，但是越来越多国际民众正在感知到中国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感受到中国发展带来的红利，并期待中国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中国的科技形象成为亮点，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认可度提升。第三，中国制造日益成为国家形象的闪亮名片。此外，海外年轻群体对中国的评价整体印象更好，对中国未来发展形势更为乐观，并且更多通过新媒体渠道获取中国的信息。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认知鸿沟依然存在。发展中国家认知更为积极，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认可度比发达国家高。中国经济形象获得普遍认可，政治形象仍有待改善。

传播理论与智库使命

国内智库近年来发展迅速，不断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成绩斐然。6月29日《光明日报》刊文，对中国智库的表现进行了点评。2016年，中国社会智库在各大智库评价体系中成绩可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6年全球智库报告》排名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入围“全球顶级智库综合榜单175强”，在亚洲智库排名60强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人大重阳、盘古智库等上榜。在今年3月人大举办的第二届“智库发展与舆论传播”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指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所提出的民族复兴大业已到达关键节点，这也对国家高端智库提出了要求。真正的高端智库，首先要扎根于实践，与时俱进生产出具有思想力和创造力的产品。另一方面，要提高传播力，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这是目前构建中国智库话语体系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此次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对当前智库传播所面临的形势和所遭遇的问题给予积极关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认为，现在国际传播出现了一个相对复杂的阶段，这个复杂性体现在：第一，全球经济差距缩小，金砖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我们强调“一带一路”倡议，要强调人类共同体的提法，在国际传播领域里面要提供自己的方案、范式，或者一些价值。第二，公共外交基本理念凸显，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全球公民社会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交往主题。第三，传播技术和网络的兴起。为此，我们国际传播研究也要提出一些新的内容。面对变得越来越多元化的传播格局，我们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各种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

近几年来，国内智库发展迅速。智库与媒体正在走向融合发展。这对于智库发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智库不同于以往我们所理解的学术研究，它更多发挥的是决策咨询作用。所以，对于智库的评价和定位，不能再沿用以往的学科评价体系。对于目前全球智库传播的不足，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李刚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复合型的全球传播人才。因为没有能够形成全球传播概念体系和核心的知识体系。我们还没有系统地去完善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智库范式。他认为，只要革新我们全球传播的理念，革新我们全球传播的模式，革新我们全球传播的技术，建造全球传播的平台，建立一支专业的精湛的全球传播专家队伍，相信中国特色智库全球传播的时代一定会来临。

做好“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

与经济全球化伴随而行的是信息全球化，而信息全球化在信息科技的推动下发展得越来越迅猛。有学者提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就不是一个单向的、单一的、线性的传播，必须考虑到不同的主体、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其他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动、联动，要以全局性的战略眼光来打造对外传播模式。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中外媒体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唐润华指出，我们应该以战略传播的思维来构建“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战略，传播策略包括三个方面：根据沿线国家的不同情况实施精准的国别传播策略；加强和改进对整个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传播，“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不能只针对沿线国家或者是直接的参与国，不能忽视非沿线国家；优化国内的舆论生态。

古代丝绸之路也不仅仅限于经济层面的内容，汉代张骞通西域是为了安全利益，唐代玄奘西行是为了佛教文化交流，明代郑和下西洋也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古代丝绸之路固然促进了欧亚大陆及非洲、南太地区的经济交往，但是也极大地促进了文明交流，推动了人类社会全面进步。为此，“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必须要大力推动文明与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有不少学者表示，“一带一路”传播的核心应该是文化与文明的传播。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马丽蓉教授认为，进一步构建未来的丝路强国，最终传播的依然是永远没有断层的、唯一的文明体系。传播国家形象的核心依然是文明核心价值观。所以，中国不能仅仅满足给世界提供商品，而要更多地提供公共产品，尤其是丝路公共产品。同时，人文外交的使命不仅仅是要塑造中国的丝路大国形象，而且要优化“一带一路”软环境，进一步让中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6期第1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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