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 全国首家“智慧法院”上线，司法的未来核心是人还是智能？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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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 “智慧法院”
6月28日，全国第一家智慧法院实践基地在上海海事法院正式挂牌成立，但在此之前，智慧法院建设实践其实早已在全国各地展开。智慧法院的未来给我们提出了美好的设想，也带来了一些尚需克服的困难。为了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双赢目标，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本报特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徐骏的《智慧法院的“杞人之忧”》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任素贤的《智慧法院核心是人的智能现代化》两篇文章，就“智慧法院”的本质、重点、面临的实际问题以及需要克服的挑战等作了充分地探讨。
《智慧法院的“杞人之忧”》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徐骏
“智慧法院”将毫无悬念地当选为年度法治热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在最高院的主导下应运而生。6月26日中央深改组决定设立杭州互联网法院的重磅消息还未及消化，两天后第一家智慧法院实践基地也在上海挂牌成立了。不难想见，智慧法院将成为本轮司法改革的工作重点和突出亮点。
对于最高法赋予智慧法院公正、权威、便民、高效的价值设定，我们乐见其成。但我们深知，人工智能改变人类社会的能力将远远突破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想像边际。能否游刃有余地将人工智能技术和具有复杂历史文化因子的司法机制有效对接，将直接关系到智慧法院的成败。
公正能否计算？
公正从来都是相对的，当事人的同意以及基于同意之上的裁决认同才是司法的正当性渊源。政治国家出现后，将当事人的同意进行法律拟制，使法院获得裁判权。在心理学意义上，对法院的认同是人们感受公平正义的心理基础，从而将复杂而繁琐的法律专业问题简化为信任问题。但是，人工智能不带感情的理性判断，当事人可能因参与感的缺失而无法真切地感知正义实现的过程，难以建立信任的基础。特别是当事人提出的情感诉求和非理性诉求，更不是靠数学模型和高速计算得出的“正确结果”所能化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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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何以可能？
权威基于公正，但更是法官通过裁决，将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判断、道德体系和正义理念注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引导和塑造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而获得的。法律的判断决不是简单的是与非，它受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虽然当前的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自主学习的能力，但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这样的政治要求显然不是数学建模或数据整理所能实现的，更不可期待其能做出类似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这样的伟大裁决。退一步讲，如果人工智能有朝一日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法官的工作，那么法院将贬值为廉价易用的应用软件，法官也化身为智能系统的程序员，权威又从何谈起？在实质意义上终结法院，这或许是智慧法院的最大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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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能否如愿？
便民是智慧法院的易得优势，但在这枚硬币的反面，大数据的技术壁垒和应用成本，可能在事实上形成新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而非缩小诉讼参与人诉讼能力的不平等。智能化的前提是给诉讼参与人贴标签：是否有良好的征信记录（证据的可采性）、是否有诉讼记录（诉讼经验）、经济状况是否良好（对裁决数额的敏感性）、社会层级和社会地位（对裁决的接受度和执行度）、对程序的敏感度（恶意诉讼或滥用诉权）……经过深度挖掘和分析，大数据还能进一步分析出各方当事人和解或撤诉的可能性，对争议标的的心理底线，上诉、申诉乃至上访的概率，以及更多意想不到的结论，从而影响法官的判断和行为。当然，诉讼参与人也会运用大数据实时获取并分析法官的行动策略，即时调整自己的诉讼方案，这样的调整又将被大数据即时读取而反馈给法官……如此循环，以便民为出发点的智慧应用，却把诉讼变得更为专业和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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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代价几何？
提升司法效率是智慧法院最现实的应用场景。以备受期待的类案推送功能为例，考虑到照搬类案省时省力，不会引发数据异常报警，且能避免领导质疑和当事人上访的风险，必然会被绝大多数法官欣然接受。文书自动生成功能也会面临相似的境遇，法官一定会尽可能俭省地填写文书模板所要求的必备内容，而不是用逻辑去努力说服当事人。智慧法院塑造的唯数据论氛围，造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数据的过度依赖，弱化了管理者系统管理和综合评价的能力，抑制了法官维护价值体系与尊崇法律规范的自觉。
相信人类将以智慧和理性，把人工智能驯化为提升幸福感的辅助工具。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但不能动摇我们对人性本真的执念。我们并不抗拒新技术对司法的介入，但我们必须警惕技术对司法本性的异化，宁可暂时舍弃技术描绘的理想图景，也不要轻易踏入技术陷阱的泥淖。
《智慧法院核心是人的智能现代化》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 任素贤
最高人民法院连续两年将“加快建设智慧法院”作为总的工作要求写入工作报告。《人民日报》也曾刊文指出：“建设智慧法院，即以确保司法公正高效、提升司法公信力为目标，充分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审判体系与审判能力现代化，实现人民法院高度智能化的运行与管理”。当前，智慧法院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热点问题，但笔者认为，尚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厘清。
智慧法院的本质是什么？
智慧法院的本质是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是人的智能现代化，而非以人工智能等技术替代人的智能。现在提及智慧法院，很多人首先意识到的是法院大数据平台、云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系统等技术，这便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审判活动的核心在于裁判，裁判是一种价值判断，法官并不是法律的自动售货机。所有试图以技术替代法官的思维，都走入了教条主义的误区。智慧法院建设的宗旨是服务于法官办案，大数据、云中心、人工智能等均应服务于人的智能，为法官办案提供更多的智力资源支持，而非取代人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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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智慧法院建设的重点
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荣提出，建设智慧法院，网络技术是基础，大数据是核心，思维方式是关键，深度融合网络技术是中国智慧法院建设的鲜明特点。现阶段智慧法院建设的重点如下：
一是移动互联。互联网+2.0时代，传统的PC互联网已经日趋饱和，移动互联网却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智慧法院建设需要向移动互联网拓展，全方位打造移动的智慧法院。一方面，法官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处理案件，第一时间回应诉讼当事人的关切。另一方面，诉讼当事人、律师可以随时随地移动终端查询、办理诉讼事务，可实现立案、查阅案件进展等。
二是数据核心。在信息时代，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数据。深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一步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挖掘审判数据的价值，着力打造数据仓库和数据分析平台，通过对数据的关联分析、预测分析、数据检索和建模应用等，更好地服务法官办案、服务司法改革、服务社会治理。如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更加精准便捷地为法官办案提供必需的知识参考；通过动态可视化的大数据管理平台，推动审判管理等的精细化运行；通过建模应用，评测新法律、法规等的有效性等。
三是技术融合。上海一中院等已经实现了智能语音技术在合议庭评议、庭审中的运用，将来可以考虑法官裁判文书口头制作、会议语音实时转写等。此外，智慧法院建设需要进一步更新思维观念，特别注重深度融合各项新的技术，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与智慧法院建设的新融合点，结合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专家决策支持系统等技术，开辟人工智能辅助法官办案的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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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加强司法大数据研究应用的意义
司法大数据研究应用的核心是将创新与司法规律相结合，将新技术与法院工作相融合，以更好地推动司法公开、司法为民和司法公正。其意义在于：
一是助推审判能力现代化。审判能力的现代化即人的智能现代化，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一方面可以提高诉讼效率，缓解案多人少矛盾，通过案件信息的共享互通和智能处理，为法官办案提供智能化服务，提升审判执行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司法公正，有助于实现司法统一，通过大数据技术运用，建立精准的司法知识库，为类案同判与量刑规范化提供参考标本，提升审判执行的司法公信力。二是助推诉讼服务便捷化。通过网络技术，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诉讼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更便捷、高效的诉讼服务，实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民效果，减少群众讼累。三是助推司法管理智能化。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处理和分析各项数据后，法院可以凝练审执经验，进而把握司法规律，提供科学的审判管理方法，形成完整有效的审判质量保证体系。四是助推社会管理科学化。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分析各项审判数据后，法院可以更多地掌控各类案件发展态势，进而探索纠纷、犯罪等发生的规律，为食品、药品、金融、税收等各类监管部门提供有益的建议。
智慧法院对未来法院的组织和职能建设提出新要求 当前智慧法院建设的最大矛盾是技术建设不能满足法官等司法实践者需要的矛盾。一方面懂技术的人员不懂司法实践者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司法实践者因不懂技术而无法清晰表述合理需求，供给侧和需求侧错位。“智慧法院”的建设作为一项全新的高难度的创新工程，既需要高水平的计算机技术团队与足智多谋的法官、审判管理人员的理念互通、联合攻关和强强融合，更需要精通法律、信息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的加入，通过充分发挥人的智能，形成智慧的加乘效应。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7期第4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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