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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已步入结构性减速的新阶段，区域分化走势日益凸显。东部沿海省市趋于稳定回升，东北经济遭遇“断崖式”下跌。而西南内陆主要省份则异军突起，不仅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高速度增长，经济增速亦遥遥领先全国平均水平，被称为“西南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经济

报纸原文：《“西南现象”透视》

作者：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盛垒

“西南现象”的主要亮点

近年来，贵州、重庆等西南省区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少有异于全国其他省区的新亮点和新特色。一是经济增速领跑全国。自新常态以来，全国各地经济增长普遍进入下降通道，西南诸省却逆势而动，经济增速领先全国。“十二五”时期全国经济平均增速为7.9%，而重庆和贵州分别高达12.8%和12.5%，位列全国第一和第二位。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已下滑至6.7%，唯独重庆、贵州、西藏西南三省依然以10%以上的高增长领涨全国，成为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二是新兴产业异军突起。除经济增速领跑全国外，西南地区在新兴产业发展及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突出表现更值得称道。重庆的产业升级创新早已有目共睹，而贵州这个以往同高新技术基本绝缘的欠发达省份，如今也站在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昔日作为中国最贫困省份之一的贵州，藉着大数据革命的契机，在生态和资源等本地优势的襄助下，从工业时代的落后者、跟随者，快速崛起为大数据时代的同行者甚至领跑者。目前贵州已成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和全国大数据产业的集聚中心，吸引了像IBM、惠普、富士康、微软、阿里巴巴、腾讯、华为、百度等一大批国内外产业巨头纷至沓来。2016年，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高达66.6%，新兴产业正在成为贵州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动力。以贵州和重庆为代表的西南省区，着力突破传统产业的路径锁定和依赖，“无中生有”式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对我国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三是内陆腹地跻身开放前沿。长久以来，中国的开放经济主要聚焦于沿海沿边地区，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经济轴带”战略的推进正在打破这一地理格局，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空间都将面临重大变化。过去交通闭塞地区，可能成为“交通要道”；过去边远地区，可能成为“国际门户”；过去内陆地区，可能成为“开放前沿”；过去的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300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大陆后方”。地处内陆腹地的重庆构筑形成水陆空立体式开放格局，渝新欧铁路直接连通欧洲，进出口总额居中西部首位，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国际门户和独具特色的外贸城市。偏居西南一隅的贵州，借助大数据和大交通，不断加强与东部沿海、长江经济带、欧陆国家等的经济联系与互联互通，为西部地区和内陆省份发展探索出一条开放型经济的新路。随着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贵州正逐步由物理空间中的“内陆腹地”向多维时空中的“开放前沿”迈进。贵州和重庆的经验表明，地理区位不会一成不变，也不是只有沿海省份才能与全球市场有效联结。在当前通讯技术加速迭代、地理时空不断压缩的趋势下，“末梢”也能走向“前沿”，内陆腹地同样能够走向世界。

“西南现象”的根本成因

在中国区域经济全面降速背景下，西南地区的后来居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热议，也引发了对“西南现象”能否长久持续的诸多讨论和质疑。西南诸省既没有华北、东北与西北那样丰富的自然资源，也缺少中部地区便利的交通枢纽条件，更没有江浙闽粤通江达海的地理区位。那么，西南省区究竟因何得以实现和保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笔者认为，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来分析，近年来西南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政策激励形成的外生驱动。西南地区经济增速之所以能领全国之先，固然与这些地区本来就基数小、底子薄、负担轻以及资源环境条件优越等后发优势有关，但更不能忽视的是来自国家层面的政策扶持和战略带动。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自2012 年以来，中央对贵州的支持力度空前加大，不仅将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上升为国家级国际性论坛，而且还在贵州先后批准设立了贵安新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安综合保税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一批国家级、高标准的战略发展新区，给予的政策支持力度之大全国罕见。这种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带有针对性、倾斜性的要素资源配置，为贵州经济的后发赶超型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硬基础”和“原动力”。毋庸讳言，无论是“贵州速度”还是“贵州跨越”，都与国家的战略政策扶持有着难以分割的天然联系，政策红利无疑是近年来驱动贵州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二是高投资带来的高增长。新增长理论指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生动力，但由于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时滞性，导致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难以在短期内产生显著成效。也就是说，长期来看，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源于创新驱动，但短期内的高经济增长率在多数情况下往往都是高投资驱动的结果。从贵州的情况来看，近年来，贵州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上不遗余力，贵州的结构调整、升级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新态势、新格局已初步显现。特别是以大数据、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呈现扩大发展趋势，创新驱动贵州发展的新动力正在得到培育。但必须要看到，当前大数据技术尚未形成根本性突破。基于大数据产业链的商业盈利模式和产业组织模式都还不很明朗，以大数据为引领的新兴产业对贵州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虽已初显端倪，但仍显羸弱。因此，技术创新尚不足以支撑和导致贵州经济的快速增长，“贵州速度”不会是全靠创新驱动产生的结果。宏观经济理论认为，高投资与高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较高的投资率将相应地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事实上，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现阶段贵州经济的高速增长总体上主要还是靠投资驱动的。从贵州GDP的构成来看，“十二五”以来投资占GDP的比重逐年攀升，2011年就已占到89%，2016年更是高达110%；从投资增速来看，“十二五”期间贵州投资年均增长38%，远高于GDP年均12.6%的增速。由此看来，贵州经济虽然在增速上取得了十分突出的表现，但其实并未从根本上摆脱过去那种依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投资驱动仍然是目前贵州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特征。

透过现象看本质，总体上“西南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政策激励和投资驱动带来的外生型增长，而并非都是因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动力转换、创新驱动形成的内生型增长。而且“西南现象”的背后，也折射出当前西南省区经济发展方式仍较粗放、经济增长质量依然不高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显然，如此这般的“西南现象”不但难以持续，同国家倡导的经济新常态也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速的变化，更意味着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而重中之重就在于新旧发展动能的成功转换，这是决定能否真正步入新常态的重要标志与条件。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态势来看，目前全国仅东部沿海部分省市（如上海、广东、浙江等）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转型已取得明显进展，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动力逐渐开始崭露头角，表明东部沿海正率先进入并独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而西南诸省及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当务之急，是仍需进一步强化改革和创新驱动，确保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及早得到转换，从而不断适应并逐步进入经济新常态。否则，就算经济增速数据再闪亮，“西南现象”也将终究可能昙花一现。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8期第2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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