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过来啊，“数字”与“人文”互相伤害呀？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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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是介于数字科技和人文学科之间的一种学术活动，系统化地将数字资源在人文学科上加以利用。数字人文使得许多新的学习和研究方法得以出现，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血液。但一种批判的声音认为，数字人文有悖于人文学科的盛行模式，会阻碍人文学科的发展。2017年11月1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刊登了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驳斥了抨击数字人文的观点。
阅读时长约为6分钟
原文：《数字人文会伤害人文学科吗》
陈政予/编译
“数字”与“人文”并不对立
人文学科在过去十五年间快速发展。如今，许多学者都已学会了使用各种社交软件、编写代码和利用电子图书馆来帮助他们完成研究。而这些变化的产生，多少都和计算机有关。对于这种现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描述，那就是“数字人文”。但目前为止，数字人文还不是一个单独的学术领域，只是指人文学科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和智力方面的改变。
要想对一个学科本身的定义作出改变，往往要面临很多异议。数字人文这一说法一经提出，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抨击。在批判者们看来，数字人文其实只是一个项目，至多是一种认识学，不应当用它来解释人文学科。
首先，数字人文的批评者虽然承认计算机可以被用来解决严格的语言学问题，比如破解玛雅石柱上的文字等，但他们并不认为计算机可以帮助解决人文学科的核心问题，即纯解释性的问题。有批评家写到：“计算机所能解决的那些解释性的问题并不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与之相反，科学技术只能解决它可以解决的问题，即只能解决它程序中所涉及的问题。”
为何电脑可以帮助其他领域知识获得进展，却不能作用于人文学科呢？对此，批评家们认为：对于人文学家，尤其是文学评论家来说，他们基本无法从数字分析中获得利于人文研究的讯息或结论。人文学家关注的核心是“解释性的”，而计算机只能起到阻碍的作用。
但他们的阐述并不正确。这一结论只是基于人文学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并不适用于现在所研究的经济与社会历史。文学研究虽然以解释性为主，但也早已开始利用数字来解决拓展研究深度和呈现差异性的问题。比如，维多利亚时代就有人利用数字来检验和理解阅读的机能；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女权主义学者利用回归模型来解释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成就的性别分配不均问题。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计算机对于复杂而有深度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然而，数字人文的批评者还是会反驳这些例子。他们认为，指望计算机来研究纯解释性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怎么能用计算机来研究书中人物的生活呢？的确，一开始人们只知道例如“白鲸这个词在全书中出现了1700次”。但是，随着数据模型在描述复杂、模糊关系上的发展越来越快，学者能做的不仅仅是统计某个词出现的次数。现在，他们利用单词出现的频率来建立一定的模型，用这些模型来代表作品类型、人物关系和文学评判等。这种研究不只是简单的统计字数，文学作品的模型的建构是随着社会原因和创建它们的学者自身的文化认知而变化的一种复杂操作，而这种操作是需要通过计算机来实现的。
其次，批评者们还认为，类别模型有可能鉴别出例如三行俳句诗与其他类型诗的不同，但这还是无意义的，因为计算机得出的是已知的结论。通过计算机得到的结果确实是已知的，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定义什么是三行俳句诗并不是研究者最终的目的。研究者这么做，是为了将计算机辅助解释文学的形式与更为熟知的文学评论方式相结合，把计算机模型放入历史更为悠久的解释行为中。这还可以为研究提供不同的地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文本，最终的好处就是帮助解决历史上关于三行俳句诗怎样传播、在何处传播以及为什么传播的问题。
除此之外，利用计算机辅助的文学研究还能帮助我们探索小说的本质、文学作品类型的生命循环和主人公的性别假设等问题。作为文学历史发展中的核心问题，这些都因计算机的辅助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层次。而文学历史也不是计算机能改变的唯一领域。通过计算机可以分析城乡分离和白人迁移等现象的分布格局，地理信息系统也能够为社会正义作出贡献。
数字人文除了能够描述新的研究方法，还能够提供新的公共宣传方式。具体可以影响的公共机构有博物馆、报社和图书馆等。最近，一种新型的援救模式被研究出来，即利用开源软件来绘制路线，从而帮助红十字会对受飓风灾害影响的地区进行救援。所以说，这种信息科技可以为人文学家提供前所未有的教学和合作机会。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数字人文的必要性。【本文作者系爱荷华大学助理教授莎拉·邦德（Sarah E. Bond）、芝加哥大学副教授霍伊特·朗（Hoyt Long）和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泰德·安德伍德（Ted Underwood）】
人文学科的数字化不可逆转
近来，有不少批评家用长篇大论来批判一个新的领域，或者一个新的研究方法，那就是数字人文。批评者们在文中表达了一个疑问，即“数字人文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数字人文使得人文学科脱离了自身存在的理由，即数字人文的研究模式有悖于盛行模式。他们认为，数字人文是不切实际的，会给人文学科带来伤害。
但数字科技确实正在重新定义人文学科的研究，并且这种人文学科的数字化并不是一种可逆转或可舍弃的建构过程。设想一下，在16世纪初期，印刷技术刚刚传到欧洲不久，一个习惯阅读卷轴的古代批判者也可能会写文章批判“印刷人文”。批评者们认为数字人文只是一个项目，最多是一种认识论而已。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能认同。
数字技术并不是以一种单一的编程方式改变知识，它的作用可以比印刷技术更大。15世纪80年代末期，威廉·卡克斯顿将印刷技术引进英格兰，不仅为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也促进了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学批评领域的快速发展；如今，数字科技的发展带动了人文学科研究技术上的革新，许多研究都或多或少依赖于计算机技术。可以说，数字人文是印刷人文的延续。况且，数字科技可以帮助人文学家回答许多他们正努力解决的问题。比如，利用网络提供的注解来深入学习中世纪的英文诗歌；通过数字绘图，加深对种族主义和分化的理解等。数字人文与印刷人文正不断融合。
但是不得不承认，关于数字人文的构想的确有一定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它将学术机构的投资建设和学术的建设等同起来。以人文学科教学为例，反对者们主要是担心高校推进数字化研究和建设是因为数字人文有利可图，怀疑他们被利益操控。但这类获利丰厚的技术交易问题在于利益，而不是技术本身。
反对者把数字人文描述为一种令人厌恶的学术政治形式，认为当前数字人文的这一问题是有害的。但他们忘了，传统人文学科也存在机构和制度带来的不良影响。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人文学科便是以盛行于“中产阶级”和“富裕白人”的形式出现的，这种传统的人文学科曾为殖民、奴役和种族灭绝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知识和制度尽管共生，却并不完全对应。不管原因如何，这都是制度上或者利益上的问题，和数字人文本身没有关系。
攻击数字人文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人文学科内部被过度渲染的“人文危机”。在21世纪，大学纷纷调整自身以适应世界一体化。在新的合作方式面前，传统人文学科的思维和研究方式就显得过时了。所以，当大学的管理者和其他发起人将数字人文颂扬为人文学科的“救星”时，传统人文学科“害怕”了。反对者认为数字人文“不像一个新的领域，更像一个新的威胁”。
总而言之，不应认为数字人文会让人文学科脱离其存在的理由。既然印刷技术都没有阻碍人文学科的发展，数字科技就更不会了。【本文作者系波士顿学院助理教授艾瑞克·威斯科特（Eric Weiskott）】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5期第7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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