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入为主”不如自我重构，国家形象该用“世界的语言”讲述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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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媒体的主导之下，世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形象多有误解，因此用世人所能读懂的语言来建构中国的国家形象势在必行。
原文：《国家形象的建构与重构》
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 王宁
由于西方的媒体长期以来占有世界传媒的主导性地位，因而西方的媒体建构出的国家形象就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西方媒体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形象的描绘和建构，导致世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形象多有误解，就是如此。这一形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东方主义的虚幻性和意识形态偏见。因此我们首先要对这一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虚幻性及其批判
提到西方的“东方学”或“东方主义”（Orientalism），我们会想起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的建构和批判。我们说，赛义德所建构的东方主义除了本身带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意义外，还有着另一层涵义，即对作为一个存在于西方高等院校多年的学科——东方学或东方研究领域进行批判。
众所周知，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主要是为西方人写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专为处于西方世界话语中心的美国人而写的，因而这一“美国的”立场便意味着“对统治权力在一些边缘地区的所做所为的批判正在被帝国中心用作东方主义话语之内的一种错位或颠覆的策略”。由此可见，东方主义或东方学作为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一种颠覆和解构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和作用，它至少向我们启示，随着东方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日益强大，西方世界对其研究也应当逐步受到重视，具体体现在学术界就以西方高校对东方语言文化的研究日益发展和学科化为特征。
西方的东方学研究早在18世纪就已经作为一个学科出现在当时的中心——欧洲，而建立东方学的目的旨在从西方人特有的视角来看待东方，运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来研究东方的问题。而更为狭窄一些的“汉学”（sinology, 或sinological studies）学科的建立则旨在从西方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与我们中国学者所从事的国学研究有着本质的不同。由于西方人从西方的视角来看中国，因而难免存在着偏颇和曲解的成分，有时甚至带有故意的歪曲成分，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象。
但是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对东方世界（包括古老的中国）的兴趣仍促使一批又一批欧洲学者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东方诸国，或从事经济贸易，或进行文化教育活动，在东方的国土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为东西方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同时，由于西方人习来已久的观察事物的视角和迥异于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致使他们对东方的理解和描绘仍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某些片面的看法或偏见。
正是由此出发，东方学从一开始就作为西方学术界的“他者”和点缀物的形象而出现。即使是赛义德本人也不例外，他一方面承认东方主义主宰了生产东方文化的人们，致使他们很难超越自己的视野，另一方面他也不否认这一事实，即并非只有东方人自己才能讨论东方文化，有些问题需要从他者的立场出发才能得到某些洞见，因此讨论东方问题并非东方人的专利。我们不可否认，由于东方研究这门学科的客观存在，致使东方语言的普及和东方文化的流传一直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发展着，东方研究专家的层出不穷更是使得这个领域的学科化和机构化逐步成型。它不但本身自成体系，而且还渗透到一些新兴的边缘学科——如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对这些学科领域内的超越西方中心模式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仅在欧洲汉学界，就出现了像普实克、马悦然、高力克、米列娜、伊德马、佛克马、杜德桥、顾彬、魏安娜、罗多弼、李夏德这样一批兼通东西方文化并且尤其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内有着深厚造诣的著名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普及以及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同时，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着扎实的西方文化理论功底和很强的理论阐释能力，因而得出的一些理论洞见实为中国国内的研究者参考和借鉴。例如，美国华裔汉学家夏志清（C.T.Hsia）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海峡两岸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例。
但是像前面提及的这些西方汉学那样对东方有着深厚感情的学者并不在多数，更多的东方文化研究者并非出自对东方文化的热爱而毕生从事东方文化研究，而只是将其当作一个谋生的职业和工作，因而他们对东方文化的态度往往是矛盾的：既将其当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又不那么投入，只是在东方文化的国度以外树起一面大旗，自我标榜为“东方学研究者”（Orientalist）。这部分学者的研究特色是厚古薄今，致力于历史问题的分析，很少触及当代现实问题或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者有意地回避或远离现实问题，专心致志地在故纸堆里从事纯学术研究。可以说，一大批老的汉学家就是如此。他们往往可以做到在某一点上钻研得很深，并能提出一孔之见，但在其他方面却一无所知。应该承认，这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依然客观地帮助了东方文化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尽管其中难免存在误解甚至曲解的成分。
但在西方的东方学研究领域内，还有一些学者或出于对东方的天然蔑视甚至意识形态上的仇视，或出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家庭或学术生涯中曾有过的某段不愉快的经历而对东方国家抱有敌意，他们学习东方的语言和文化是为了搜集情报，从而迎合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向东方国家的政治渗透之需要。这些人实际上是披着学者外衣的新的文化殖民主义者，一旦某个东方国家遇到政治风波或其它类似的社会经济问题，他们就会乘虚而入，脱掉学者的外衣，充当起新殖民主义的御用文人，向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进行煽动或挑唆，促使他们起而反对自己的国家。对待这样一些人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对他们“唱衰中国”或鼓吹“中国威胁论”应予以揭露和驳斥。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之演变
由于受到“东方主义”和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制约，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一直有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概念或印象，这些概念或印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描述者那里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对这些种种不同的形象作些分析，自然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我本人的考察和归纳，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或中国人的形象可以大致分为这样几大类。
第一，中国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如西方的国家，虽然它有着古老的文明，但这种文明早就衰落了，近代中国的先进东西几乎都是从欧洲引进的，等等。持这种观点的西方人有时甚至不顾历史事实，把明明属于中国人的发明或发现据为己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明是中国人早于欧洲人发明了印刷术，但在那些顽固的欧洲中心主义者那里，印刷术却被说成是一位名叫谷登堡（Gutenberg）的德国人发明的。这种不顾历史事实、贪天功为己有的海盗行径同样也遭到了一切有良心的欧洲人的有力驳斥。
第二，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它曾在历史上有过自己的鼎盛时期，它的存在于古代世界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持这种看法的部分人可能对中国并不了解，但却出于艺术家的想象，对中国进行了种种美好的甚至理想化的构想，结果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往往要甚于现实中的中国。一个较近的例子就是由印度籍国际指挥大师祖宾·梅塔（Zubin Mehta）指挥、中国导演张艺谋执导的歌剧《图兰朵》。这部由著名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根据意大利剧作家高齐的原作改编的歌剧于1997年5-6月间在佛罗伦萨歌剧院演出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可以说简直是那位从未到过中国的作者做梦也想不到的。
第三，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有着最悠久历史和最光辉灿烂的遗产的文化，中国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处于危机之时，将担负起21世纪统一全人类文化的重任。持这种看法者大都是一些有着中国血统同时又在海外执教的“新儒家”学者。他们提出了一个“文化中国”的口号，这显然对于在全世界弘扬中国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个“文化中国”也是一个建构出来的概念，它本身是不确定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疆界和大致的认同。提出这一概念的人们的文化背景和理论视角也不是单一的中国或西方的，而是这二者的揉合，因而他们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出发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在很大程度上要比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持中和更为合乎实际。
第四，中国是一头睡着的狮子，它一旦苏醒，将使整个地球发抖，因此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这一从拿破仑时代起就有的关于中国的神话至今仍留存在相当一部分西方人的无意识中，他们承认中国的强大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某种无知或误解而担心中国这个历史上的“东亚病夫”一旦崛起变得强大起来，就有可能威胁世界的和平，因此他们在种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向不明真相的西方人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试图从另一方面为某些人的制约中国的政策提供论据。
第五，中国也如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 有着种种令人神往的东西, 这些东西始终萦绕着想探索它的奥秘的人们；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有着本质上的各种劣根性和丑陋的东西，中国人愚昧、懒惰，远未达到文明的程度。这实际上是赛义德所描绘的“东方主义”的第三个含义的一种变体，由于这种形式的中国形象时常出现在西方作家的想象性作品中，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就有着不可调和的两重性。
第六，中国人最勤劳、节俭，具有东方人的许多美德。这一形象可以说不仅在西方人的著述和艺术作品中得到不同形式的描绘，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一特征是由在海外定居或留学的中国人自己塑造的。因而就连最带有种族主义意识的西方人在竭力反对中国移民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移民在现代西方文明建设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少主持公道的美国人甚至认为，以中国和印度为主体的亚洲移民对美国近几十年的高科技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他们的贡献，美国的科技是不可能处于现在这种领先地位的。
用世界通用的语言向世人讲好中国故事
应该承认，上述种种现象主要产生于一些西方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习惯看法，有些通过翻译已经诉诸学术性或想象性文字，而有些则留存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且不时地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通过言谈或举止表现出来，往往真实的成分和虚构的成分混为一体，难以区分，对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仅仅具有参考价值，但却不能作为我们据此进行理论分析的主要论据。因为上述所提到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实际上始终处于一个发展演变的状态。
尤其是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得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少数几个直接受益的大国，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也普遍受到质疑。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我认为，既然全球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全方位的巨大影响，那么它在影响中国文化的同时，也给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的突出表现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的形象，同时也给今后再举办奥运会的国家和城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则更是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风貌。如果说北京奥运会仅仅是一个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成功的话，那么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则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现在我们看到，不少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精英也申请到中国，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来工作或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显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了大大的改变。
从上述的描述来看，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准确地把握这种历史的演变对于我们制定自己的对策不无裨益。我们在建构或重构中国的国家形象时，不仅要重视传统的以语言作为表达媒介的翻译，更要关注作为国家形象建构之载体的文化翻译和再现。这样，我们才能用世界通用的语言向世人讲好中国的故事。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7期第6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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