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之路：让创新跑出“加速度”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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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是继十九大以来国家对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又一次掷地有声的宣誓，也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创新对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体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吴季，针对如何建设科技强国问题接受了本报采访。
本报特约记者 高杨
谋划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钟志华
中共十九大提出，在本世纪中叶即2050年左右，将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我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要实现综合国力领先，建议以冲击世界科学中心为目标，系统性地谋划具有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建设。
当前，我国引领性、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初具“加速度”，进入“三跑并存”、领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新阶段。2017年，全社会研发支出达1.76万亿，研发强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升至2.15%，超过欧盟15国2.1%的水平。近年，我国引领性创新成果不断出现：量子通信、GiPS干细胞等取得重大成果，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天眼”领先世界20年；战略高技术方面，使用纯国产芯片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位列世界第一，“蛟龙”号载人深潜器创造世界纪录，高铁运营里程占世界总里程66%。这些数据，显示了我国引领型创新的势头开始出现。
对标世界科技强国，原始创新能力差距偏大仍是我国突出短板。一是基础研究支出远低于发达国家。近十年，我国基础研究支出占研发支出4%—5%，远低于日本的12.6%、英国的15.5%、美国的16.5%。二是体现原始创新能力的优质科学论文差距仍大。从过去十年累计数据看，我国被引高质科技论文20131篇，三大顶级科技期刊论文298篇，分别为美国的29%和12%。三是人工智能等战略级颠覆性技术策源地仍在美国。如2000—2016年，美国人工智能融资规模累积达207亿美元，占全球总额71.8%，我国仅为其七分之一。因此，实现原始创新能力从外围到中心的历史性跨跃，着眼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伟大目标，前瞻性布局原始创新能力建设十分紧迫，也可以说正当其时。
实现伟大复兴必须锻造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的“杀手锏”。历史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只有抓住科技革命带来的颠覆性技术集中涌现之机遇，才能实现后来居上。19世纪之后，德国先后创立细胞学说、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颠覆性科学理论，建立电气工业、化学工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逐步取代英法登上了世界科学中心宝座。20世纪之后，美国大规模资助基础研究，组建了一大批专注于引领性创新的实验室，成功开创原子能、计算机、空间技术、因特网等颠覆性技术，由此取代德国稳坐世界科学领袖地位。于我国而言，科技正处于将强未强、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大手笔构建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是问鼎世界科学领袖的必由之路，是产业结构向中高端攀升的“杀手锏”，是未来30年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力杠杆。
颠覆性技术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无法提前精确预知。必须尊重科学规律，将自由探索和战略目标有机融合，重点营造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的制度环境。为此建议：
科学配置专注于颠覆性技术的研究体系。在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定位的体制机制基础上，成立“颠覆性技术战略咨询委员会”，对潜在颠覆性技术进行常态化识别、预判和可行性分析，并提出响应建议。同时，在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布局一批颠覆性技术研究院，专注于战略级、高风险研究项目。将国家科技经费按一定比例，如5%用于颠覆性创新计划，可设立“颠覆性技术发展专项资金”，确保经费持续稳定。
瞄准战略必争领域，大幅提高基础科学支持强度。瞄准2050年成为世界科学中心这一目标，瞄准一批体现国家核心能力的战略必争领域，聚焦前沿、新兴、交叉、边缘、薄弱的关键基础科学，建设一批体量更大、综合集成国家重点实验室，覆盖宇宙演化、物质结构、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脑科学、量子科学等重大前沿问题。建立基础科学投入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向OECD国家15%—20%的基础科研支出占比靠拢。要发挥“道路优势”，用好举国体制优势这个法宝，采取非对称战略和超常规手段，快步补强短板。
着眼颠覆性原始创新能力，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环顾当今科技强国，创新教育与人才培养体制机制是孕育重大科技创新的土壤和必备条件，这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应有之义。世界一流大学是颠覆性、引领性科技的重要诞生地，其核心目标是“培养下一个世纪科学、学术、政治等方面富于创造性的领袖”，而非局限于实用型人才，其主要特征是以基础科学为核心设计课程和考核制度，鼓励学生自由探索和创造发现。建议结合“双一流”工程，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以孕育未来科学精英和高质量原始创新为目标，下力气改革办学目标、课程体系、学位设置、教学主体、学习主体、评价体系等，充分采用通识教育、文理渗透、教育与研究结合、学科融合等研究型大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加强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 吴季
基础研究可以大致分成两类，一类是自由探索式的基础研究，由科学家兴趣驱动。此类基础科学研究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兴起，奠定了人类现代科技的基础。尽管许多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摘取，但是此类研究仍然是培育人才、巩固学科基础和探索未知的重要领域，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扶持。这里要讲的是另一类基础研究，即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这类基础研究自二战以后逐渐成为主流，其主要通过大型科学装置（如加速器、大型天文望远镜等）获取数据开展研究。
1957年之后，又出现了科学卫星这一新的获取科学数据的手段。据不完全统计，在1950年以前利用大装置获得诺贝尔奖的成果只有一项，而在1970年后超过40%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都是利用大科学装置或科学卫星的数据完成的，1990年以后这个比例则高达48%。可见，这一类基础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实现基础科学前沿重大突破的重要手段。这类研究还是带动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和科普的重要领域。我国制度和体制独具优越性，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重视并加强这个领域的发展，补齐短板，使其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自身工作体会，在有组织的、定向的基础研究方面，我发现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
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方面，目前是按每五年做一次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直接管理，支持建设专用设施（如500米射电望远镜，目标瞄准重大基础科学前沿的突破）、公共实验平台（如同步辐射光源，目标既瞄准基础科学研究也瞄准应用基础科学研究）和公益服务类科技设施（如种子库等）。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按五年计划审批不符合科学规律，因为科学前沿的发展变化很快，决策晚了可能就失去先机；二是政府在管理和监督上没有分开；三是这一职责范围和科技部有重复，相互协调和支持不够。
在科学卫星方面，我国还没有能够真正担负起这一责任的政府部门。航天领域的政府管理部门都是以国防任务为主，科学卫星任务排在最后，阻碍了空间科学的发展。目前我国的科学卫星只有中国科学院列在先导专项中作为系列计划在抓，“十二五”期间支持发射了“悟空”“墨子”“实践十号”和“慧眼”四颗科学卫星，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高度关注。但中科院也是按五年规划，限于卫星研制周期也是4—5年，因此从现在到2021年没有科学卫星上天。此外，其他政府部门有时也会收到科学家的建议，但往往限于单独计划考虑，没有将空间科学作为一个领域统筹考虑其发展。此外，我国在空间科学领域里的投入不但绝对值远低于美国、欧洲，甚至日本，而且在整个航天领域中的占比也较低。比如美国NASA每年预算近200亿美元，其中就有约1/3用于科学卫星和空间站上的科学实验，2000年以来共实施了92项科学卫星计划，发射了超过100颗科学卫星。为此，建议：
一、在地面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领域，改五年规划为中长期规划加年度（或每两年）征集和遴选，遴选标准应该更加注重在重大基础科学前沿的突破。管理上注重从规划一直到产出的全过程，成立专业管理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政府部门只承担审批和监督职能。
二、在科学卫星方面，设立“空间科学2030”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确保加大投入和稳定可持续的支持。改五年计划为中长期规划加每年征集并遴选，坚持重大性和带动性两条遴选标准，继续由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如同我们已经实施的“墨子”“悟空”一样，使我们在重大基础研究前沿的各个领域都逐步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将习近平总书记“要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全面发展”的指示落到实处。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1期第1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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