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接地气”：文学理论自我反思的“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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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实为参照反思文学理论，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甚或唯一的价值参照。在“现实性”之外，还可以参照“上手性”检讨、评价文学理论的得失与成败，依此进行价值判断同样是可行的。
原文 ：《“上手性”：文学理论的价值参照》
作者 |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赵宪章
图片 | 网络
改变文学理论观念
“接地气”、“接地性”之类的新提法近年来开始在文学理论界流行，似乎成为了文学理论自我反思的“新坐标”。其实不然，这一所谓的“新提法”实则是“现实性”的近义词、同义语，而后者一直是新时期文学理论自我反思的主流话题。特别是新世纪之后，童庆炳、朱立元等许多著名学者相继发表过很多相关论述，呼吁中国文学理论只有密切联系中国现实，才可能形塑自己的特色，才可能与国际学界对话，才可能有所作为、有所建树。
也就是说，“接地气”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的“新说法”；之所以需要换个概念重述它的存在，首先在于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同时也能舒缓同义反复的阅读疲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表现在文论史的书写中：无论古代文论史、现代文论史还是外国文论史，我们历来都是将“现实”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参照。
种种迹象说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以现实为参照反思文学理论，已经浸入到了我们的骨髓，成了根深蒂固、甚或唯一的价值参照。
“上手性”是可供借鉴的新坐标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器物观”及其“上手性”理论，对于改变我们的文学理论观念富有启发性。在他看来，理论并不是摆在那里供我们认识的，而是像“器物”那样供我们“使用”的；进一步说，这些“器物”只是在“被使用”、而不是在“被认知”的状态才能“是其所是”，“物”的本真性也只是处于这一“当下状态”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因此，它们的理想存在方式就应当是一种“当下上手状态”。
所谓文学理论的“上手性”，主要表现为对于作品、作家、思潮等整个文学现象研究的“有用、有益、合用、方便”。回顾古今中外的文论史，无论是中国的“言志”、“缘情”、“意境”、“赋比兴”，还是西方的“模仿”、“隐喻”、“互文”、“真善美”，等等，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就在于它们对于整个文学研究的“上手性”；同义反复，我们找不到一个“非上手”的概念、范畴能够在文论史上流传至今，找不到一个“非上手”的理论至今仍然被我们所使用。
“上手性”和“现实性”并行不悖
“上手性”之所以可以作为文学理论的价值参照，在于文学理论作为“理论”的自身性质和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任何“理论”，都是一种供人使用的“器物”和“工具”，一种供人方便使用、具有“上手性”的“器物”、“工具”。无可置疑的是，将“理论”视作“器物”、“工具”等并非海氏的新创，早有亚里士多德的后学们就曾把先师的逻辑学名之为《工具论》，更有16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直接将自己的理论名之为《新工具论》，海德格尔的“器物说”和“上手论”不过是将这一理念纳入现象学和存在论的语境。
由此反观某些以“学科建设”的名义所展开的“理论研究”，背后涌动的往往是“自我循环”的暗流，且不说那些即便“自我循环”都不可能的所谓理论。再以近年来的“文学图像论”研究为例，其中同样出现了许多新概念、新范畴，之所以能被相关研究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一方面是借鉴了既往的“上手性”理论，同时也因为这些概念与范畴本身能为整个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与图像的关系研究，提供某种“上手性”的理论参照。
当然，将“上手性”作为文学理论的价值参照，并不意味着鄙弃“现实性”，因为它们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渗的、互补的。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现实性”以文学理论之外的“现实”为参照，“上手性”则以其自身的性质和功能为参照；前者属于外在价值参照，后者属于内在价值参照。“
如是，文学理论的价值导向正大而光明，文学理论的反思与文论史的书写不再偏于一隅，为“老问题”寻找“新说法”不再成为理论反思的唯一。于此，中国文学理论形塑自身、与世界对话等大有希望。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8期第5版，文章内容有删减，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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