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实践领域的哲学追问——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济哲学反思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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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了。这一巨大社会历史变革力量，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大地的物质形态和社会结构，也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念。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其鲜活经验和宏大实践所映射出的时代精神状况，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
近日，由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和上海市哲学学会联合主办，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全国经济哲学2018年年会”在沪举行。本报择其发言精要刊发，以飧读者。
原文 ：《经济实践领域的哲学追问——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济哲学反思》
图片 | 网络
观点一
丛树海（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哲学研究的是普遍性问题，经济学专家则是在某一个领域里面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里，一般来说我们研究的是在资源配置约束的条件下如何达到配置的有效性。往往是从经济的一些现象出发，对经济运行的轨迹进行分析，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用于指导经济实践的发展。
总体上看，我们的经济总量从1978年3000亿美金到今年12万美金，40年40倍，这是一个中国的成长，中国的速度，中国的奇迹。所以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我们对经济发展的现象、运行的过程进行哲学反思，进行思辨，进行深入的分析，寻找发展的规律，寻找发展历史的必然，非常重要。
吴晓明（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教授）：经济哲学实际上代表着一种“超出”的意图，以超出作为知性科学的经济学，以便抵达这样的领域。这个领域用黑格尔的术语表示就是“事物自身的领域”。深入到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当中去，以便能够抵达物自身的领域，这是经济哲学的一项基本任务，在今天尤其重要。中国的经济发展由于它源于一个非常独特的社会历史基础，我们对它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把握还是相当缺乏的。然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经济哲学开始有了它的用武之地。整个世界都在赞叹“经济奇迹”！
作为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哲学家，我们不能把它仅仅看作奇迹，必须在思想和理论上去把握它，去把握这样的一个进程。马克思、黑格尔的经济哲学指出，通过所谓辨证法或者批判，不局限于现象的领域，从而抵达物自身领域，这个领域是需要重点研究的特定的社会历史内容。而我们经济哲学就是在承担这样的任务，这对于我们理解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张雄（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教授）：到了21世纪以后，我们不需要再去追问最基本的学科划分问题了。回到中国重大的现实问题上来更为重要，这就回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讲到的，回到现实的感性的确定性上。感性的确定性是什么？就是中国今天的现代性的发育和发展问题，就是关注中国的工业发展、货币发展、金融发展，以及交往发展问题等，这些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定要走出一条新的路径来，可从经济哲学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去梳理马克思的哲学本质。期待学者能够从中国现代性发育和发展出发去思考、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看，即是对货币化深层世界的批判。如果从哲学上看的话，也是对三大历史阶段中的第二阶段“人对物”的依赖的批判。
观点二
唐凯麟（湖南大学教授）：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一种什么特点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是不是有它的边界？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市场化，比如我们的教育、医疗都可以市场化，都可以变成商品么？它要不要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要不要服从于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这样一些问题值得从哲学上进行思考。
现在只讲劳动关系，不讲劳动跟资本的关系，这不是实事求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范围的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占据主导。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在里面起着何种作用？如何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驾驭资本逻辑？我以为，社会主义资本的思想原则是一个整体，如果用不好是有可能驾驭不了资本的。
余源培（复旦大学教授）：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改革开放40年，有几个基本的原则是要坚持的。第一，物质利益的原则。利益原则是整个改革的牛鼻子，关系到全局。今天我们基本上富起来了，但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或者对幸福生活的多方面需要，永远对执政党是一个挑战。我们要用好社会利益机制的调整来协调社会多样性的需要。
第二，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改革最重要的内容是通过改革开放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今天面临的重要问题，即是如何处理好生产力和生产率两者的关系，后者是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根本保证。也就是说要思考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发展。
第三，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处于什么阶段。不能从意识形态的偏好去人为地追求社会发展阶段的阐述，要从现实的经济发展出发，这是我们考虑国际和国内问题的关键。
第四，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只要克服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好的肯定，偏差的反思，加以纠正，那么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有解的。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我认为我们不能动摇。
何萍（武汉大学教授）：经济哲学为什么重要？因为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构成和哲学原理的重新理解。从19世纪末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的更新都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从经济学入手。
到了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经济哲学在两个向度上发展，一个向度是把《资本论》当作哲学著作来读，生发了其中的辨证法思想，打通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向度是把货币提升到相关范畴进行研究，可能更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维度。这两个向度的研究，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哲学已经不是具体的经济学科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引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这是重要定位。
鉴传今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编审）
回到经济事实探讨观念
改革开放这40年的历程可以从三个阶段去考虑，从开放之初到90年代为第一个阶段，从这个阶段整体看，经济不是最重要的，社会这个概念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在它的前期阶段还是带有明显的思想和政治特征。
第二阶段是从90年代开始的20年历程，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市场、经济等概念，正在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在20年的历程当中，我们建起了一个以前没有的、以经济和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而社会概念仍然没有被建立起来。
在第二阶段，我们首先遇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个社会的发展超越了以往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超越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政治选择敞开了我们的视野，可以理智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个阶段中国的社会概念仍然还没有被建立起来。
最后一个阶段，即最后的10年。社会这个概念被建立起来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变化，这就是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在这样一个状况下，可能就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比如，如何看待“资本、劳动”：劳动的观念与价值的关系，对资本的理解及其与财富的关系，尤其是劳资关系等。
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这个时代的当然主题。劳资关系的改变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于提升社会形态的积极性该如何认识？这些研究都有待深入。
为什么说“思想无愧于时代”是个令人沮丧的题目，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还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语境。从马基亚维利开始，再经由尼采、福科、休谟，还有卢梭等，这些理论可能已为西方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方式。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我们应当像恩格斯和马克思当年那样，重新回到社会的经济事实当中，来探讨被这些事实所主导产生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所引导的行动和行为，寻找我们的思想方式，这尤为重要。
韩庆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哲学如何追求经济成就背后之道
对经济活动认识的理解，就是研究经济活动背后的“道”，实质是从道的层面来把握经济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核心观念：道、术、形。经济活动是形的范畴，最容易被感知。经济活动的术与知性有关，从术往背后再追问是道。追问经济活动背后的道是什么？这是经济哲学理解经济活动很重要的理解方式。我们的市场经济之所以有一些偏差，很重要的就是哲学追问的缺失。
从哲学这个道来追问市场经济，有两方面很重要。第一，是对利益追求最大化的肯定。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经济活动当中当然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里要追问的是利益最大化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得的？获取最大化的根据是什么？第二，是对能力的肯定。如何保障能力最大化、贡献最大化。保证人的能力最大发挥需要靠人的理智来设计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必须是公平正义的。强调经济活动的人在平等的经济秩序、制度规则当中，把能力发挥出来，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获取利益最大化。所以，经济哲学应该追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益如何最大化，如何确保能力最大化、理性最大化、自律最大化，这么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会走偏。
对经济活动的人学理解，也包括经济学的人性假设的问题。人性假设问题是针对行为人的本质的追问。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活动的本质最终还是为了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人性的追问就是关注现实的个人，研究现实的个人。
因此，哲学要追问经济成就背后的哲学之道是什么？我认为，应是由三个根本要素共同构成。第一个与权力有关，与政府主导有关，可概括为权力的要素。第二个是资本。资本的作用很大，可带来效率，产生积极作用。第三个是劳动。因为40年来劳动者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焕发出来了。劳动者每天都在拼命、赚钱、干活，都在创造财富。所以，权力、资本、劳动这个结构是哲学需要追问的。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4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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