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认知口头诗学：探索早期人类思维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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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口头诗学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与传承。口头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早期人类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早期人类思维的奥秘。开展口头传统认知研究，对于洞悉人类思维之奥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2016年，Mihailo Antovi 和Cristóbal Pagán Cánovas主编的《口头诗学与认知科学》出版，该书将理解隐藏在口头艺术中的人类思维认知机制称之为“认知口头诗学”。在国外“认知口头诗学”这一构想提出的背景下，中国口头传统研究迎来了新的研究机遇和挑战。
原文 ：《崭露头角的认知口头诗学》
作者 | 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马俊杰
图片 | 网络
认知口头诗学的“萌芽”
认知口头诗学是认知诗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肇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认知诗学，具有浓厚的文学批评传统，距今已有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但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口头传统。以Mihailo Antovi 和Cristóbal Pagán Cánovas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出版了《口头诗学与认知科学》，首次将口头传统纳入了认知诗学的研究视野，开拓了认知诗学的研究领域：认知口头诗学。口头传统作为人类的重要文化遗产，其对于探究早期人类的思维和认知具有重要的意义。意大利哲学家和美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指出，原始人类都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们的创造体现了“诗性的智慧”。该书首开先河，将口头传统纳入认知科学的研究领域，为探索人类“诗性的智慧”的奥秘开辟了新视角。这是口头传统研究所面临的机遇。
同时，口头传统的认知研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该书只是对这一领域的实践性探索研究，提出认知口头诗学这一构想，还没有一个系统的认知口头诗学的研究理论体系。依据该书研究所采取的理论来看，主要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主，例如概念隐喻理论、认知语法和构式语法等。这些探索性的研究具有“各自为政”的现象，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框架。因此，认知口头诗学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其理论体系的建构。总体而言，认知口头诗学的出现，是探索人类思维奥秘的“新秀”，为口头传统的研究提供了新机遇，但是，犹如一个“新生儿”，其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需要中外学者不断加以呵护和照看。
得天独厚的研究优势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流传的口头传统文化资源甚是丰富。更为可喜的是，大多口头传统都是现存活态。例如黄土高原上的“花儿”，云贵高原上的“侗族大歌”和蒙古草原上的“格萨尔”。翻开《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的中国口头传统，数量可观。如此丰富的口头传统资源，为“认知口头诗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也是中国学者开展“认知口头诗学”的便利和优势之所在。
田野调查工作是口头传统研究必备的研究方法，中国活态的口头传统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回想口头诗学的创立者——帕里和洛德的研究工作，便可见一斑。他们师徒二人为了寻找真正的荷马，到南斯拉夫南部等地开展田野调查，采取对比研究的方法，将田野采集的资料与荷马史诗文本进行对比分析。这一对比分析过程，与活态的口头传统研究相比，其研究结论必然不那么的客 观和准确。因此，中国语境下开展认知口头诗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建构“本土化”的认知口头诗学
“认知口头诗学”构想在西方学界才“崭露头角”。要真正走向认知口头诗学，还需要走很长的路，这是中西方学者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
中国学者虽已注意到口头传统的研究，但大多把其当作书面文学去研究，导致口头传统研究失去了其独特特征。有鉴于此，中国语境下的认知口头诗学研究首先应当摆脱将“口头传统”当作书面文学去研究的“缺陷”，重新从认知科学视角出发去审视“口头传统”之独特的“口头”特质。其次要摆脱等待“引进来”的思维习惯，在借鉴“口头诗学”对“口头传统”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认知科学研究，着手建构具有中国“本土化”的认知口头诗学研究理论框架。唯有如此，认知口头诗学在中国这一肥沃的土壤上才会茁壮成长，中国的人文学者才会为探索早期人类思维之奥秘作出应有的贡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宁夏回族花儿的认知体验及英译研究”（16CYY011）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8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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