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一人不够，两人来“凑”，翻译家在两种文化中来回“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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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葛浩文、林丽君：中西合译如何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
作者 |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胡桑
图片 | 网络
提到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他的翻译文学，很多人应当有所耳闻，尤其是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葛浩文更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好的中国文学作品想要得到世界的认可，首先必须跨越语言、文学与文化的障碍。
葛浩文、林丽君
负责、优秀的译者，是我国文学真正“走出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前不久，葛浩文和林丽君这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教授夫妻档”应上外英语学院邀请，在上外作了题为“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译者合作”的精彩讲座。
翻译家的匠人精神
翻译是一项花费大量时间、体力和脑力的活动。从译文初稿到最后成书，译者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对译文进行不断修改、调整和润色。这个过程不仅涉及译者，还涉及编辑、排印编辑和出版社等多种主体。葛氏夫妇是如何进行翻译合作的呢？
在接到出版社或作家的翻译委托后，翻译活动就正式开始了。第一稿由林丽君翻译，重点是翻译其大意，先略过语言中的细节问题。小说的长短决定了翻译所耗的时间，一般初稿的翻译需要三至六个月，每天必须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一稿完成后，由葛浩文来对照中文阅读修改，完成第二稿。第三稿由林、葛二人共同完成，葛浩文负责朗读英文译稿，林丽君负责一句一句跟原文进行核对。第四稿的重点聚焦在译文的风格和一致性上，除非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翻阅，否则原文就搁置一边了。前三稿关注的更多是译文忠实于原文，努力传达原文的艺术效果，而第四稿的修改关注的是译文读者的接受。第四稿完成后，译稿将送到编辑或签订合同的出版社手中。美国的图书编辑或出版社非常注重读者可能的反应，他们常会提出意见，要求对译文中某些原语文化信息进行修改等。
译者需要服务的“主人”有很多，例如原作者、出版社和译文读者，其中妥协在所难免。在阅读了编辑或出版社的修改意见后，译者将译稿再次进行修改，或同意其修改意见，或拒绝修改并予以解释，然后再将这一稿返回给编辑，编辑再审阅后返回给译者。第五稿确定后，译稿将送至排印编辑手中。排印编辑的主要职责是校正文字，确保文章内容前后一致，修改出第六稿，然后返回到译者手里，译者再修改出第七稿。最后进入成书阶段，譬如设计封面、腰封推荐等。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也有参与，譬如对于朱天文《荒人手记》译本Notes of a Desolate Man最初定下的封面，葛浩文就提出了异议。
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优势所在
从事翻译事业，必定要穿越不同的语言边界，脚跨两种不同的文化。的确，一人单干很可能速度更快、效率更高，但葛浩文、林丽君这种中西合璧式的翻译模式也有它的优势，既能照顾到原文本的理解，又能照顾到译文本的表达。
两个译者一起工作，就可以将对方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谋（sounding board）。一个译者总有自己固定的风格，有自己喜欢使用的特定词汇，多一个译者，就可能多一种风格和版本。林丽君举了个例子，在翻译毕飞宇小说《青衣》的第一句“乔炳璋参加宴会完全是一笔糊涂账”时，“糊涂账”构成了翻译的一个难点。这个难点并不在于“糊涂账”找不到一个对应的英文词（如muddle-headed），而在于，乔炳璋觉得参加宴会是一笔糊涂账的原因不清楚。译者在询问了作者后，得到的答案是：之所以是糊涂账，是因为乔炳璋完全不知道参加宴会的其他人会是谁。要如何用一句简练的译文（毕竟原文很简洁）来表达如此复杂的意思呢？而且这是整本小说的第一句话，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这正是考验译者的地方。
葛浩文还认为，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翻译的效率。他举例说，以前在翻译《荒人手记》（Notes of a Desolate Man）时，为了回译文中一段英文电影中的歌词，他不得不去租借该电影的VHS录像带，一点一点找到这首歌，然后将歌词记下来。现在有了互联网，他们只需要使用搜索引擎，整首歌的歌词立马就可以找到了。翻译中其实还有更复杂的情况，例如中文文本中引用了一句法文，但这句法文在作品中被译作了中文，现在译者要把这本书译成英文，那这句法文是以中文为原文本翻译，还是去找到英文中翻译好了的这句法文，直接拿过来用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译者之外：“文学代理人”
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要翻译成外文出版，还要能够走进海外读者的内心世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这一过程需要很多行为人的积极参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本非常少，翻译出版活动并没有一套标准的流程。葛浩文用自己翻译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作例子给予了说明：译者联系作者，取得作者同意后，签下一个最基本的合同，然后翻译就开始了。翻译完成后，葛浩文自己找出版商，寄去了译文的第三章。出版商表示感兴趣，并找到了葛浩文，表示他们喜欢这部作品。但后来，葛浩文的好友谭恩美（Amy Tan）给他介绍了一个“文学代理人”，于是又将葛译推荐给了另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译本。
接下来，葛浩文又翻译了几位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后先将译作给“文学代理人”，然后再给出版社公开出版。也有出版社主动来联系葛浩文，希望他能翻译一些中国现当代小说，苏童的《米》以及《我的帝王生涯》就是这样走到了葛浩文的译笔下之。
到了上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情况有了新变化，葛浩文认为，产生新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学习、掌握了中文；第二，出版商对中国文学更加有兴趣；第三，一个基本的代理人网络在中国内外得以形成。参与翻译的译者也更多了，出版商也开始积极寻找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林丽君同样强调了文学代理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些文学代理人懂中文，有些文学代理人并不懂中文，但是文学代理人懂不懂中文并不是译作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文学代理人只需要两个关键的能力：第一，对译文读者的市场了若指掌；第二，有较强的文学鉴赏能力。一般来说，大的出版社并不欢迎作者或译者毛遂自荐的文稿，他们更青睐文学代理人的推荐。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代理人就是一个“守门人”，他们也往往是作者或译者在致谢中重点感谢的对象。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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