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我们，狂欢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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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不是经历一种观念上的反思性求索，幸福便很难由此去界定说它必然就是幸福的。因此，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在今天乃至将来都还有它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价值。
原文 ：《如何是狂欢的一代？》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 赵旭东
图片 | 网络
01
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双十一
今日不仅有“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我们也一样在“制造中国”（Making China）。为此，我们无意之中制造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令最为年轻的一代相比于他们的父辈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一种消费物的狂欢，因此称他们为“狂欢的一代”似乎并不为过。他们差不多出生于狂欢在即的氛围之中，并深深地为这种狂欢的可能发生做着自己的成长努力，作为其中的一员而逐渐地深陷其中。
狂欢显然是指一种快乐的获得，但却不需为此进行一种更为深刻的思考，只要凭借网络的参与并仪式性地点赞，一切就都宣告完成。在同一个时间段里，数以亿万计的人会疯狂地点击鼠标，在那几家并非真实存在却又比真实存在还具有影响力的虚拟的堪称世界之最的电商平台下单，做着种种义务性的辛苦劳作，这些虚拟网络空间成为了新一代年轻人可以有机会去尽情发泄自己全部剩余精力和价值的一个最佳狂欢场所，在这一点上，人们所追求的并不在于物尽其用，反而在于触手可及的那种直接点击下单而无需做其他事情的摆脱繁琐生活折磨的快感。为此，他们也在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节日，这个节日显然并不是用来纪念谁的，也不是用来娱神的，发明这个节日仅仅是用来娱乐他们自己而已。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基于一种彼此宣泄的点击消费的激情在支撑着新一代人自我认同的参照系和价值取向。当消费成为一种价值引导之时，消费什么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重要的仅仅在于他或她在消费这件事本身上面。对于他们而言，也再没有什么活动是比这点击鼠标更能够带给他们内心的快乐的。他们的兴奋中枢最后会像斯金纳箱中那只疯狂去按压杠杆的老鼠一般被不断地予以激活，为了去填满他们由消费行为本身所带动的兴奋中枢的巨大窟窿，他们真的宁愿“娱乐至死”。这同样就像贪吃的老鼠在疯狂地按压斯金纳箱中的杠杆，最后却又可能会被这种持续的按压活动活活累死。由于这个世界完全失去了索绪尔语言学意义上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种对应性，漂浮在虚拟空间之中的如浮云一般的能指符号在人的视觉可以去凝视的屏幕上不停地浮现、消失以及再浮现，由此，人们再不可能去保有按照既定秩序去安排生活的那样一种心态了。
02
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彻底背叛
在这一点上，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感受到了萨特的存在虚无论意义上的“心里想着的是笛子，但不断涌现出来的可能却是利刃”。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可以在一个属于自己却又为亿万人所共享的屏幕上进行无限滚动的播放，人们在眼花缭乱的同时，却有了与身处狂欢节一般的五彩斑斓的感受。人们迷恋于此，并沉浸于此，他们引领着甚至是裹挟着那些在过一种真实有序日子的人们一同进入到了虚拟世界的狂欢之中，这里的标准动作同样是去点击鼠标，然后下单，再之后便是等待包裹的到来，然后再去下一次的重复等待。这里的荒谬性一点也不亚于萨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的戈多，那只是一个希望而已，那个要等待的“戈多”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却又必须要无聊地一直等待下去，就像人的种种渴望一样。因此，厄内斯特·盖尔纳对现代世界的判断是对的，人类从最初所有人都可以享受闲暇的狩猎采集状态过渡到了少数人才可以享有闲暇的农耕文明，最后则是到了工业化文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工作至上、人人都没有闲暇”，我们的欲望满足模式也就从“直接得到满足，变成延迟得到满足，最后，变成了永远得不到满足”(盖尔纳，2002，《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152页)。
这或许是这一代人在这个特定空间里的一种选择，跟20世纪20年代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所代表的“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以及50年代凯鲁亚克《在路上》所代表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另外还有最近日本作家大前研一所出版的《低欲望社会》中由日本御宅族所代表的那种根本无心于物欲和消费以及由本田直之所撰写的《少即是多：北欧自由生活意见》所代表的欧陆极简主义的生活方式实际上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互为彼此的。这总体上都可以看成是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一种彻底的背叛，这是以一种使自己更加快乐的方式去做出的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抵制，但所希望的幸福并非通过如此途径就可以直接获得的。日本式的御宅族的生活似乎和我们“双十一”囤货下单在欲望表达上形成。一种极为反差性的对照。但它们却又是具有一种共同性关联的。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过去便可能会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未来则可能会再一次彰显他们的过去。这种差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关系的一种必然，在有了大量商品的消费狂潮经历之后的所谓“低欲望”的出现会刺激一些新人身上更高欲望的满足和实现。而同样地，在一个地方消费的满足和厌倦，又会像湍急的水流去寻找落差一般在另一处低洼的空间里激荡起浪花，这也是对那里的人生活欲望构成一种直接的激发和引诱，直到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群都经受了一遍，或被强迫注射了这种激发欲望的强心剂为止。这种激发会以一种文化的形式展现出来，成为一代人的特征而标定在他们的身体之上。
03
积极的生活构建
人并非神，因此显然并不能通过其所发明出来的种种拯救方式来拯救他们自己。人也只能通过一种存在感的拥有来偶发性地映射和唤醒人对于自身存在的种种迷惑不解。在这一点上，恐怕再没有比去直接消费乃至浪费的欲望更让人感受到一种幸福了，他们为此心满意足，就像印第安土著挥洒一切的夸富宴一般。但这种欲望的满足又必然不会是恒久的，一种人们想都不用想的消费观实际上在预示着人们终将要去思考未来的生活究竟会有怎样的变化。显然，如果不是经历一种观念上的反思性求索，幸福便很难由此去界定说它必然就是幸福的。因此，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在今天乃至将来都还有它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价值。
显而易见，吸食过量大麻之后的虚幻的幸福和母亲跟孩子捉迷藏的那种幸福之间一定是存在天壤之别的。前者可谓是一种疲惫不堪的消极的自我取乐，后者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构建。在这方面，我们自然会期待社会之中能够有更多的建立在后者之上的那种快乐和幸福的实现。对人类而言那可能意味着一种永久的快乐，而前者幸福一过，快感一没，便不可能有持续重来的可能的幸福和快乐。而那些乐于书写这些幸福感的人，他们自身无名的烦恼和担忧一定也比不写的人还要多。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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