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个世纪末至今，一批优秀的北大学子走出国门赴海外学习深造，他们立志学成报国，并最终回到燕园教书育人。今年是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新闻中心特推出“燕归来”系列报道，聚焦这批“两度”选择北大的北大人，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北大人所独具的追求卓越、报效家国的情怀。

人物简介：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200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从北大毕业后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主攻政治理论与比较政治学，同时接受了西方古典学与历史学训练。2008年进入北大法学院工作至今，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等专著。

2007年7月摄于坝上草原

章永乐出生在浙江省雁荡山深处的一个山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无用论”一度盛行，但章永乐的母亲却在三个孩子身上寄托了自己未曾实现的读书梦，在监督他们学习上花费了不少心思。

谈及努力学习的原因，章永乐说，一方面源于父母严格的管教；另一方面，自己对于读书也仿佛有着天生的热爱。

“小时候家里没什么书，只有三四本，但经常从亲戚家借小人书，《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啊，看了很多。”借助这些有限的资源，章永乐在上学前就认了很多字，小学的时候开始啃《东周列国传奇》这样的大部头，还半懂不懂地读过家里的《毛选》，成了童年时政治学的启蒙。村里没有电，他在煤油灯下看书，早早地看成了近视眼。中学的时候，他还曾有过文学梦，“想当一名作家或者诗人，平时也喜欢写点小东西，发表过一些豆腐块”。

凭着对学习的兴趣和高效的学习方式，章永乐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稳居前列，并在1998年顺利考入北京大学，进入法学院学习。走出乡村，走进燕园，无论是他研读的书单，还是一起交流的书友，都得到了大大的扩展。

在章永乐看来，他在北大读本科时，北大学子对理论研究的热情很高。“当时有这样的风气，理论做得好的老师、学者，大家都很尊敬。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受到这种风气的激励。”当时北大曾有一个福柯读书小组，集中了当时北大最出色的一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他受到影响，大二时和几个大四的师兄师姐一起，也成立了一个自己的读书小组。成员们每周五集中读书讨论，大声朗读文本，逐字逐句推敲，自己提出问题并寻找答案。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从古希腊开始阅读西方思想史，把自己的知识基础夯实。一群青年，纯粹是因为对于知识与真理的爱而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坦诚相见。这种生活方式让我非常满足。”章永乐表示，这种精读的自我训练让他受益终身，而通过读书结成友爱的学术共同体，是北大能够给年轻人带来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入学后，章永乐曾尝试过不少发展方向，但他最终发现学术研究才是自己的真正兴趣所在。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朱苏力老师给我们上法理学课程。他对‘法治的本土资源’的法律社会学探究，对我有很大的感召力。那门课我学得很认真，朱老师也给了我全班最高分，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大一下学期，我就决定不折腾别的了，以后就要做个学者。”

章永乐认为，法律的运作镶嵌在社会与政治的情境之中，研究法律，需要对社会的整体进行理解和解释，而哲学与社会理论对法律研究的帮助非常大。因此，他在本科期间，除了法学院的课程，还修读了不少社会学系、哲学系的课程，“是实实在在的跨院系选课，不只是旁听而已”。

找到热爱的章永乐变得很“偏科”，但这让他能够集中精力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大学四年，他的考试成绩并不突出，但学术成绩却有目共睹。从大二起，他就在学院与学校的学术论文评比中多次获奖，在行政法领域的核心刊物《行政法论丛》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他与王锡锌教授合作的另一篇论文，在其毕业后第二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毕业季在北大图书馆

这些学术锻炼为他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也为他日后申请出国创造了机遇。大三时，章永乐大胆地把自己的论文寄给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的史天健教授，史教授读后很感兴趣，于是邀请他加入他领导的一个中国研究课题组。最后，当他申请美国政治学博士项目的时候，一共有三位美国教授给他写了推荐信。

“要得到学术前辈的认可，仅仅成绩好是不够的，还要表现出自己对学术的兴趣和一定的学术能力。”如今，回顾自己的大学岁月，章永乐依然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他也表示，正是北大崇尚自由的精神为他这样“不安分”的学生提供了个性发展的空间，这种宽松、包容的学术环境极其宝贵，让他获益良多。

2002年底，章永乐前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决定出国的时候，我就做好了读完回国的准备。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一大批出国留学的北大学生的人生规划。”

据章永乐介绍，90年代国内许多学科的学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确实有较大差距，但不少北大学子出国的目的并不只是学历上的“镀金”，他们心中也装着一份家国情怀。“当时在北大，我和许多朋友都有这样一种抱负：我们做学问，是要把中国的学问做上去。出国去学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的短板，留学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消灭‘留学运动’。”

2006年，在博士论文导师之一Carlo Ginzburg的洛杉矶寓所

在博士攻读的方向上，章永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最初申请的是比较政治学，但到了UCLA之后，很快转向西方古典政治思想史方向，重点研究希腊与罗马部分。

“当然，研究中国政治是最容易拿到学位的，但很多人做成了这样一种研究：它的问题意识是别人规定的，很多研究概念、体系也是受到别人理论支配的，最终不过是拿中国的材料证明或者修正一下既有的某个西方理论而已，成了给别人作注脚。”

他认为，当前不少研究只是借助新的理论“滤镜”来重构中国图景，而要认识到这些“滤镜”的存在，就需要深入理解西方学术思想传统的源流。“这不是说，要抛弃这些滤镜，它们已经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但需要的是理解它们的历史性与可能的限度。”

2007年，与UCLA政治学系博士生同学在一起（左二）

2008年，负笈归来的章永乐回到母校，成为北大法学院一名真正的老师。

从入校到归来，见证了北大20年间的变化，章永乐颇有感触：“回国后，感觉北大的一切都变得更忙碌了。老师变得很忙，学生也非常忙。”

章永乐说，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学校的节奏还比较慢，宿舍的气氛更是“好得不得了”。他和另外三个舍友一起攒钱买了一台电脑，写文章、聊QQ、玩游戏——虽然当时电脑的功能还不甚丰富，但他们视若珍宝。到了晚上，同宿舍六个男生天南海北地聊天，从对课堂内容的激烈辩论，一直聊到外星人的话题。毕业前，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吃“散伙饭”，连吃了几个月；直到现在，他和大学舍友也依然保持联系。

“本科那几年过得挺快乐的，大家也都没什么功利心，和现在相比，同学之间关系更紧密一些。”章永乐说，大学的整体气氛固然会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但他衷心希望北大的学生能够找到并坚持自己的热爱。

2015年10月，在德国柏林访谈叙利亚难民

“虽然现在学生掌握的知识量比当初多了不少，但我经常觉得，他们的求知欲降低了，探索不同可能性的空间正在变得越来越狭窄。许多同学可能只是偶然地被拖到一场赛跑中，其他人跑得很快，所以他们非常紧张，一刻不停地跑，没有时间思考别的——但有些你并不热爱的赛跑，也许你从一开始就不必参加。北大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培训中心，它是要你琢磨，这辈子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去追求这个目标。有所热爱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

章永乐说，他也欣慰地看到，在北大的各个院系，都始终有一批学生有志于做学问，有钻研的动力，“他们一定会去听各个院系最有想法的老师的课，同时自学很多东西——就像当年的我一样。这是北大一种不变的传统”。

他也勉励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同学，无论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要守住初心，坚持前行。“做学术首先不是拼智商，能考上北大的同学智商都不会差；拼的首先是热爱与意志力。如果你自己热爱学术研究本身，那么在工作中每时每刻都在得到回报，许多东西就不去计较了。”

展望未来，章永乐表示，应该会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将对西学的理解和对中国的研究融会贯通，做好“有明确中国问题意识的学问”。

文字：杨宁

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排版：杨燕燕

责编：园中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