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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历史与遗忘：雅典大赦与吕西阿斯的修辞策略
·世界古代史·
记忆、历史与遗忘：雅典大赦与吕西阿斯的修辞策略
公元前5世纪末期，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日益加剧，党争在希腊世界大肆蔓延，给公民政治生活与城邦法律秩序造成严重危害。在修昔底德笔下，科西拉（Corcyra）城邦的内部冲突充满暴力，血腥复仇似乎永无止境。然而，在经历了帝国的覆亡与政体的更迭后，雅典并没有因为“三十僭主”的残暴统治而陷入长期的动荡与混乱，相反，城邦很快迎来和平的曙光，实现了公民和解。公元前403年，在斯巴达国王保桑尼阿斯（Pausanias）的干涉下，“比雷埃夫斯港的一派”与“城市的一派”达成和解协议。协议主要规定了恢复民主政体后的雅典与仍被寡头派占据的埃琉西斯今后的共存关系，但同时也包含一则赦免条款，规定那些曾经参与寡头政权的人，不会因为他们之前所犯的罪行而遭到控诉和惩罚。随后，全体雅典人聚集在神庙举行和解仪式，公民依次宣誓“不再记起旧日的伤害”，雅典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选择遗忘而非牢记此前的伤害，公元前403年雅典的公民和解因此在古代世界常被视为成功平息内乱的道德范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大赦的真正意图并不在于阻止公民回忆之前的遭遇，而是禁止将记忆当作复仇的武器，防止任何人针对内乱期间犯下的罪行提起诉讼。因此，在法庭上雅典人如何应对过去，如何在不忘记过去的情况下维持当下内部的和平，如何在新的法律、政治语境下“述往事，思来者”，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自然成为学者们在解读大赦何以取得成功时必然要面对的挑战。早期学者对此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法庭上演说者对内战的回忆是对诉讼程序的滥用，目的在于通过煽动公民陪审员的情感从而左右最终的投票结果，因此法律沦为公民寻求报复的工具。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雅典民主政治与法律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转变，学者们更加关注诉讼演说在维护大赦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沃尔伯特的研究。在《回忆战败：古代雅典的内战与公民记忆》一书中，借助现当代关于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理论，沃尔珀特（A. Wolpert）将雅典大赦与世界近现代史中出现的内战、和解事件进行比较，并以此来说明古代雅典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在他看来，内战后雅典的公共话语（civic discourse）弥补了大赦誓言与和解协议的不足，因为单纯依靠法律规范与政治制度的约束无法实现城邦内部的统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大赦与和解具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为敌对双方创造了对话的机会，通过演说者个人对过去的再现，和解得以从一种被迫的妥协转变为民众获得胜利的标志。沃尔珀特的研究表明，尽管受到大赦的限制，法庭却为雅典公民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渠道，因而在如何回忆这场血腥的冲突上，双方可以不断进行商谈，从而化解仇恨。 在和解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分析诉讼演说辞中有关内战与战败的修辞策略，借此考察雅典人如何在集体层面回忆他们的过去，进而剖析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在政治文化与社会价值观念方面发生的转变，沃尔珀特的研究可以说为理解公元前403年之后雅典的法律与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然而，略显不足的是，沃尔珀特在研究中更为关注诉讼演说辞在修辞策略上所具有的共性，对于演说辞文本本身的法律语境，以及不同演说家在对待大赦问题上所采取的特有的修辞策略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本文拟将吕西阿斯演说辞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分别从阴谋叙事、公民身份的构建以及和谐一致观念的宣扬这三个方面考察吕西阿斯如何重构雅典民众的集体记忆，并进而分析在大赦的语境下，这种有选择的回忆（或遗忘策略）如何起到维护城邦内部稳定的作用。公元前403年民主制重建之后，如何回忆、反思民主制的解体成为雅典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因为无论是战败协议的签订，还是三十寡头的任命，都是经过民众同意以合法手段达成的。据色诺芬记载：羊河战役（Aegospotami）失败后，雅典遭受斯巴达军队的重重围困，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得到民众授权出使和谈，并最终带回缔结和约的条件，大多数雅典人对投降提议表示赞成，并且投票同意接受和约；之后斯巴达将军吕山德（Lysander）率领舰队驶入比雷埃夫斯港，主持拆毁象征雅典帝国双腿的长城，在他逗留雅典期间，民众选出三十人，委以起草祖宗之法的重任，只是后来三十人非但不履行职责，还对内实行暴政，蜕变为三十寡头。在史家色诺芬的叙事中，对于城邦遭遇的种种不幸，民众多少有点难辞其咎。作为一名遭到城邦放逐，长期在斯巴达生活的雅典人，色诺芬在“秉笔直书”时显然不用太过顾虑这样书写是否会触怒雅典大众，然而，作为一名诉讼演说辞撰写者，吕西阿斯则必须要为他的当事人考虑，顾及作为陪审员的民众的感受。
虽然对于如何重构与解读内战，在吕西阿斯演说辞中并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将三十寡头政变构建为一场反民主的阴谋，并由此将与诉讼相关的证据串联在一起，则是吕西阿斯在多篇演说辞中常会采取的一种修辞策略。在阴谋叙事中，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并不是导致三十寡头上台与民主制被推翻的直接原因，相反，正是因为内乱才使得城邦与民众处于危难之中。达成和解的苛刻的条件，特别是民主制的垮台以及长城的拆毁，这些都被有意地置放到反民主的阴谋产生之后，从而形成了与其他古典作家完全不同的内战叙事的版本；甚至在法庭上演说者也会指出，正是因为对手的背叛行为才导致了羊河战役的惨败。通过这些方式，吕西阿斯试图讲述一个更能够被雅典广大民众接受的关于战败与内战的故事，一方面可以将对手之前的行为与反民主政治阴谋的动机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雅典民众摆脱种种责任。 在《诉阿格拉图斯》演说辞中，吕西阿斯所采取的策略是将阿格拉图斯（Agoratus）的告密行为纳入到三十寡头阴谋推翻民主制的叙事之中。首先，演说者以公元前405年雅典羊河战役的失败作为回忆的起点。他指出，在雅典人的战舰被摧毁之后，雅典城邦内部形势发生恶化，当斯巴达的舰队抵达比雷埃夫斯港时，双方展开和谈，与此同时一部分人企图阴谋政变，想要抓住这个“最好的时机”，按照自己意愿重新安排公共事务。与古典史家更为关注海战之后雅典面临的外部困境不同的是，吕西阿斯将此作为内乱开始的标志。在演说辞中，演说者之所以敢于冒着惹怒民众的危险提起这次海战，其目的显然不是要对其进行描述，而是试图通过唤起法庭上听众的共同情感，将他们带入到自己的叙事情境中，虚构陪审员作为事件发生的亲身经历者与见证者的身份，“为听众构建一种回忆过去的思维框架”。通过这种方式，演说者试图重塑法庭陪审员关于内战的记忆。 为了向陪审员具体呈现阿格拉图斯如何杀害了狄奥尼索多罗斯（Dionysodorus）与其他民众领袖，演说者将回忆定格在了雅典与斯巴达进行和谈的这段时间。不过，演说者回忆的重点并不是展示雅典人对和谈协约具体内容的反对，而是试图将和谈签订的过程描绘成围绕雅典民主制生死存亡的一场斗争：首先，寡头派为了清除障碍，他们用阴谋与非法的手段杀害了民众领袖与军事将领；其次，为了上台，他们背叛城邦，迫使民众接受斯巴达提出的苛刻条件，拆毁长城。在演说辞中，当斯巴达提出将拆毁长城作为和谈的条件时，遭到了以克列奥丰（Cleophon）为首的民众领袖与那些军事将领的坚决反对，然而为了促使雅典人接受战败的条件，寡头派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首先，塞拉麦涅斯主动请缨，希望承担出使和谈的任务，他用言辞蛊惑民众，取得民众信任，然而却故意在斯巴达停留三个月之久，为的是使民众更为疲敝与绝望，从而更愿意接受和谈的条件。同时，在城邦内部，阴谋叛变的人诬陷克列奥丰逃避兵役，并且通过操纵法庭审判处死了他。当塞拉麦涅斯返回雅典后，他带回了较之前更为屈辱的和约，因此遭到民众领袖与军事将领们的激烈反对。为了能够在公民大会上讨论通过和约，阴谋叛变者试图诬陷与伤害这些人。塞拉麦涅斯与阴谋叛变者利用阿格拉图斯，将他作为告发民众领袖与军事将领的工具，同时勾结已经寡头化的五百人议事会，最终置这些人于死地。以上的叙述框架只是吕西阿斯寡头阴谋叙事的一个缩影，但从中或可管窥，演说者按照紧凑的逻辑推理与时间上的前后顺序对事件进行了编排，从事件的结果推导出对手的动机，以此将雅典的战败塑造为城邦内部分裂的结果，进而将战败的罪责归结为对手与寡头派的阴谋，用以开脱民众在城邦剧变中的被动与“无能为力”。 从演说者所讲述的这个情节复杂的故事来看，羊河战役之后雅典城邦内部的分裂与政治对抗无疑是故事的内核，在这之中阿格拉图斯的告发则成为造成雅典战败投降与民主制被推翻的关键因素。通过选取克列奥丰与塞拉麦涅斯这两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分别作为“民主派”与“寡头派”的代表，吕西阿斯试图向听众揭示这种对抗的张力，以及对抗背后所隐藏的推翻民主制的阴谋。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其他古典作家笔下，民主政体出现危机的时间并不在雅典被斯巴达封锁、围困之时，而是在雅典与斯巴达签订战败协议之后。 根据其他古典史料的记载，尽管完全陷入困境，雅典人似乎也没有打算就此投降。城邦内部依然是一致对外的，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对立和分裂。相反，为了加强团结，“雅典人恢复了那些之前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的公民身份”，而这些人中很可能包括那些参与四百寡头政变的成员。这项由帕特洛克里德斯提出的动议，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公之于众，与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公元前405年初上演的喜剧《蛙》也许有着密切关联。剧中，诗人劝谏雅典人不要再追究此前遭受的不幸，应当原谅“那些受到弗吕尼库斯（Phrynichus）欺骗的人”，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海战之后，随着剧作的上演，雅典人不仅接受了诗人提出的建议，颁布帕特洛克里德斯（Patrocleides）法令，并且还因此授予阿里斯托芬橄榄桂冠。至少直到这一刻，雅典内部依然还是一派一致对外的景象。 同时，在遭受围困之时，雅典人真正关心的是城邦的存亡，而非政体的更替。围绕是否接受斯巴达提出的和平协议，雅典内部存在激烈的争论，然而克列奥丰与塞拉麦涅斯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双方在和平协议具体条款上存在的分歧，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接受条约中有关拆毁长城与上缴战舰的部分。这种分歧，是由当时雅典人所面对的特殊形势造成的：受到斯巴达的围困，雅典人处于进退两难之中，一方面城邦内部粮食日益耗尽，接受媾和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斯巴达人提出的议和条件，雅典人存在怀疑，担心一旦进入比雷埃夫斯港斯巴达人就会背信弃义。主张拒绝接受和平协议的一派起初占据上风，阿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在议事会上提议接受议和，并因此获罪入狱，随后雅典人颁布法令禁止任何人再做类似提议。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雅典内部的饥荒日益加剧，塞拉麦涅斯主动请求出使和谈，并促使雅典人最终接受了议和条件。当塞拉麦涅斯及其他使节返回雅典之后的第二天，雅典就召开了公民大会讨论和谈问题，即便一些人——其中包括阿格拉图斯的那些受害者——仍然投票反对接受和谈条件的动议，但大多数公民投了赞成票。 可以说，在雅典正式战败投降与三十寡头上台之前，城邦内部并不存在试图推翻民主制的寡头的阴谋，将海战之后雅典内部关于议和条件的争论描绘成一场事关民主制危急存亡的政治斗争，以及将克列奥丰与其他反对接受和谈的人塑造为寡头派的敌人，是吕西阿斯所采用的一种修辞策略，一种对时间有意的错置。不同于色诺芬，在演说辞中这场公民大会似乎是“只闻其声”，但却从未真正出现。首先，他将狄奥尼索多罗斯等少数人的反对，安排在塞拉麦涅斯刚一回到雅典之后，而不是一天之后的公民大会上，从而制造出一种错觉：似乎这些“对民主制忠诚的人”已预先知道塞拉麦涅斯的“阴谋”，并试图阻止他。其次，在色诺芬的笔下，少数人的反对与大多数人的投票通过，几乎不存在时间上的间隔，然而在吕西阿斯的叙述中，这两者之间的间隔则在主观上被无限地拉长，嵌入其中的是阿格拉图斯告发事件的始末。对于最终决定接受和谈的公民大会，演说者的讳莫如深，一方面是为了制造出一种民众从未主动接受过和谈协议的假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构建一种激烈的对抗关系，将阿格拉图斯的告发构建为影响雅典城邦以及民主制命运的重要事件。 在演说辞中，雅典的战败和政体的变革都被归因于三十寡头的阴谋，而他们阴谋发动政变的动机成了解释事件起因行之有效的修辞策略，使得雅典人找到了一个适当的理由来接受城邦所遭受的不幸，并同时掩饰民众自身的过错，以及和解协议达成前后所经历的分裂。不过，这种阴谋叙事本身是吕西阿斯对雅典人不久前历史经验的一种简化和重构，对雅典人集体记忆的某种重塑，而非基于事实的历史书写。通过回忆寡头政变的经过，吕西阿斯巧妙地将当事人与对手的品格证据嵌入其中，让他们的行为都发生在适当的时间点，贴合每个诉讼案件自身的语境，并且在其中添加大量的历史事实，以使故事变得更为可信。 公元前5世纪末，面对日益普遍与恶化的党争，和谐一致的观念由此产生。民主制重建后，雅典人更为强烈地意识到和谐一致的重要性。和解之初，雅典人就用公库的钱支付了寡头派所欠斯巴达的债务，尽管和解协议规定这笔内战借款由城内一方与比雷埃夫斯港一方各自偿还。亚里士多德指出，雅典人之所以会如此慷慨，显然是出于维护城邦内部和平的目的，因为在雅典人看来，“这样做是取得和谐（
结论
公元前403年雅典“大赦”的颁布，在古代雅典的政治演进中既可被视为一个断裂的节点，也可被视为一座连接过去的桥梁，这种双向的特性是由其自身的含义所决定的。“大赦”将一种人类记忆自然的消除过程变为一种主观意志主宰下的活动，这就要求人们有选择地去记忆自己所需要的历史。民主政治所需要做的不仅是不去追究寡头派所犯下的罪行，避免流血复仇，更重要的是解释城邦经历这一切不幸的原因，从意识形态层面构建一个统一的民主城邦。因此，仅凭外部因素（如斯巴达）、法律乃至雅典人的品德都无法实现真正的大赦和解，大赦和解条约的制度意义也远不如其文化意义重要。然而，作为城邦意识形态主要的沟通与交流方式——诉讼演说，成了一个重要渠道。
尽管大赦誓言的含义是禁止人们为不久前受到的伤害寻求报复，公民心中的伤口既然已经因内战而产生，就不会轻易地因为和解程序的“魔法”而自动愈合。通过对回忆的掌控，正如在吕西阿斯演说辞中所呈现的那样，这种对于过去的重构，揭示了其本身作为一条“曲径”，却有可能是通向“忘记”不久前的创伤的理想之路。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遗忘，并不是彻底、全然地忘记，而是部分地、有选择地回忆，从而遮掩内战中那些令人感到困扰和不快的部分。尽管在吕西阿斯演说辞中，一些演说者在法庭上请求雅典人去“回忆”（本文作者李宏伟，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讲师。原文载《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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