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荐读 | 空间的产生与生产：从南京大屠杀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37年12月9日，日军占领南京东、南两面外围各阵地。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作出强硬回应，下达“卫参作第三十六号”命令。

按照唐生智这一命令，南京将成为中国军队与日军血战到底的空间。12月10日，日军对南京发起总攻击，经连番激战，中国军队阵地动摇。12月12日中午，唐生智签发了撤退令。

唐生智仓促下达撤退命令，并未有效送达各部队，各部队陷入混乱，结果除少数部队正面突围到日军后方，绝大多数中国军队蜂拥向城内撤退，经中山路、挹江门，退到下关至燕子矶一带江边。

12月13日，日本海军切断南京长江江面，扫射正在泅渡长江的中国军人。接着，日军占领南京全城，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外地难民、南京数十万市民以及20多位外国侨民，被置于南京这一与外部隔绝的城市中。这一空间具有极大的封闭性，外界无从得知城内的实情，城内也无法向外界寻求帮助。

作为当地日军最高指挥官的松井石根，明知暴行发生，却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放任屠杀暴行。南京就此成为大屠杀的空间。

日军占领南京前，大量在南京的外国侨民离开了南京，但仍有20多名外国教育、宗教、商务人士留在了南京，他们创建了“南京安全区”这空间，并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为平台，从事人道救援活动。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合影（左起为：福斯特、米尔斯、拉贝、斯迈思、施佩林、费奇）

1937年12月21日，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曾前往日本大使馆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信后有全部22名侨民的签名。

此外，南京郊区还有西方人土驻留，即德国人卡尔·京特和丹麦人辛德贝格。他们加上前述22位住在城内的西方人土共24人，是南京大屠杀空间中进行局部空间生产的主力。

中立国人士主导的“安全区”空间，存续时间并不长，在当时强势日军的压迫下，其命运不可知，但即使如此，也使得当时的南京呈现出与中国其他被占领城市完全不同的面貌，不仅使中国抗战的世界性意义得以进一步凸显，也使南京大屠杀相关档案成为人类记忆遗产的重要基础。

20世纪80年代初，中日关系经过一段以友好为主轴的历史时期后，日本右翼势力再次挑起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

东亚政治的变动，促成了新空间的生产。1983年，南京市政府成立“南京大屠杀建馆立碑编史工作小组”，同年12月13日，在南京江东门日军屠杀遗址上竖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奠基碑。1985年，邓小平题写了纪念馆馆名。同年8月15日，纪念馆建成开放。同时，在当年日军屠杀地点或遇难者丛葬地草鞋峡、燕子矶、中山码头等17处遗址建立了纪念碑。一个系统性的、浓缩南京大屠杀历史、具有鲜明指向的空间就此生成。

纪念馆的空间生产及其展陈内容，贯彻了回应、批驳日本右翼的问题意识，并由悲情记忆导向爱国主义的价值取向。纪念馆成为凝聚相关历史记忆、批驳日本右翼、团结和平力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记忆不断生长，充实着空间，使空间日益增厚其意涵。现在的纪念馆，其空间语义相比1985年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

如此，纪念馆从一个祭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空间，演变为祭奠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死难者的空间，它实际上寓意着，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死难的外国人亦在祭奠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