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前言
自由市场及其敌人之前言
理查德·M·埃贝林
翻译：风灵
从1951年6月25日至7月6日，世界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简称FEE）位于纽约市哈德逊河畔欧文顿的总部做了一系列演讲。贝蒂娜·比恩·格里夫斯（Bettina Bien Greaves）当时是经济教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逐字速记了米塞斯的讲座，然后将其转录为一份完整的手稿。这份手稿一直未曾发表，直至今日。
最终能够让新一代的人接触到这些讲座，经济教育基金会为此而自豪。米塞斯做讲座时已年近七旬，但他的言谈中却透着思想的青春活力，他对自由市场，对自由之敌的批判性分析，清晰而富有远见。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生平与贡献
米塞斯在经济教育基金会举行这些讲座的几十年前，就已经成为了西方世界中为自由发声的主要人物之一。[1]
1881年9月29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出生于老奥匈帝国加利西亚省的首府伦贝格（现为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城）。1906年他从维也纳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致力于经济专业。在短暂地从事法律文书工作后，他于1909年被维也纳工商业协会（the Vienna Chamber of Commerce, Crafts, andIndustry）聘用，数年后晋升为商会高级经济分析师之一。
很快，米塞斯就被认为是奥地利最富有深刻见解和洞察力的人之一。1912年，他出版了《货币与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这本书随即被誉为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重要著作。在书中，米塞斯首次提出了著名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理论。米塞斯认为，通胀与萧条并非自由市场经济所固有，而是由于政府对货币和银行体系管理不善所致。[2]
然而，随着一战到来，米塞斯的学术工作于1914年被中断。接下来的四年中，米塞斯担任奥地利军队的军官，大部分时间在东部前线抗击俄罗斯军队。他因战斗英勇而被三次授勋。1918年3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与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单独媾和，俄国撤出了战争。之后，米塞斯被任命为奥地利军队根据和约所占领的乌克兰部分地区负责控制货币的官员，他的总部设在黑海的港口城市敖德萨。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之前的最后几个月，米塞斯驻维也纳担任奥地利最高指挥部的经济分析员。
1918年底退伍后，米塞斯回到维也纳商会履职。此外，从战后到1920年，他还在国联赔偿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负责，监督处理战前的债务问题。
在战争刚结束后的几年里，奥地利处于混乱状态之中。老奥匈帝国分裂，留下一个小得多的新奥地利共和国。邻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侵略性的贸易壁垒很快让许多奥地利人濒临饥荒。此外，有人数次企图以暴力在奥地利建立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权，而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还有边界战争。
在维也纳商会任职的米塞斯昼夜奋斗，以防止集体主义破坏他的家园。1918-1919年之间，他发挥影响力阻止政府将奥地利的工业全面国有化。在1922年停止奥地利的恶性通货膨胀中，他也发挥了主导作用，然后，他指导了国联监督下的奥地利国家银行恢复金本位后的重建。他还强烈建议，大力降低收入税和营业税，这些税收抑制了所有私营部门的活动。他协助结束政府外汇管制，外汇管制破坏了奥地利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3]
在20世纪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初，当米塞斯仍在祖国奥地利时，他是个人自由、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理想的不屈捍卫者。除了在维也纳商会工作之外，他每个学期还在维也纳大学教授研讨班，涉及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方方面面。研讨班不仅吸引了许多最聪明的奥地利学生，还吸引了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参与者。他还组织了一个“私人研讨会”，从1920年到1934年，每年10月至6月，在他商会的会议厅里，每月举行两次。许多在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最杰出的维也纳思想者都定期参加。
米塞斯还于1926年创建了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the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他担任代理副所长，年轻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被任命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
这一时期，通过出版一系列挑战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福利国家之潮流的书籍，米塞斯作为古典自由主义捍卫者的国际地位也在继续增长。1919年，米塞斯出版了《国家、政府和经济》（Nation, State and Economy），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为前几十年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4] 不过，他作为二十世纪集体主义反对者的声誉是通过他1920年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Economic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5] 和1922年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而得以牢固确立的。[6] 米塞斯表明，伴随着生产手段国有化及其废除货币、市场竞争和价格体系的后果，社会主义带来的是经济混乱而非社会繁荣。因此，除了因政府对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统治，社会主义会产生暴政之外，作为经济体系本身，社会主义也不可行。
接着，1927年，在《自由主义：古典传统》（Liberalism:The Classical Tradition）一书中，米塞斯捍卫了个人自由的各个方面，他所称的自由主义意为古典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他为个人自由、私有财产、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提出了明确和有说服力的主张。[7] 最后，1929年，米塞斯出版了文集《批判干预主义》（Critique of Interventionism），证明政府对价格和生产的碎片化管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扭曲和不平衡，由此威胁到自由竞争之市场社会的有效运作。[8] 另外，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科学哲学、人类本质以及社会秩序的论文，于1933年以《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EpistemologicalProblems of Economics）为名成辑出版。[9]
米塞斯在这段时间清楚地了解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将引导德国走上毁灭之路。其实，早在20年代中期，他已经发出警告，太多德国人在期待支配和计划他们生活的暴君降临。[10] 当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时，米塞斯明白，他的祖国奥地利的未来如今已受到了威胁。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米塞斯也意识到，纳粹接管奥地利很可能意味着他会被捕和被害。所以在1934年，他接受了瑞士日内瓦国际研究院国际经济关系的教授职务，他担任此职直到1940年夏天赴美。[11]
正是在瑞士的这六年里，米塞斯写成了他最伟大的著作，其德文版于1940年在日内瓦出版，[12] 然后，经修订的英文版《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Human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于1949年出版。在这本近900页的巨著中，米塞斯总结了他一生的理念与反思：人、社会和政府相关问题；竞争性市场过程的性质和作用，以及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和干预国家之不可行；健全的货币体系对于所有市场活动的核心作用和重要性，以及政府操纵货币和信用的不良影响。
1940年的夏天，随着德国军队侵入法国，米塞斯和妻子玛格特离开了中立的瑞士，穿越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前往葡萄牙里斯本，然后从那里远渡重洋，抵达美国。到美国后他居住在纽约市，40年代初，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研究资助，这使他能对战后的经济和政治重建进行一些研究，并撰写了好几本书。[14] 1945年，他就任纽约大学的访问教授，直到1969年他87岁时才从这个职位上退休。
在美国的岁月里，米塞斯继续他多产的写作生涯，出版了《官僚主义》（Bureaucracy）（1944）[15]，《全能政府》（OmnipotentGovernment）（1944）[16]，《计划出来的混乱》（PlannedChaos）（1947）[17]，《自由的计划》（Planningfor Freedom）（1952）[18]，《反资本主义心态》（The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1956）[19]，《理论与历史》（Theoryand History）（19S7）[20]，《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The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1962）[21] 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The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1969）[22]。他的回忆录是在他逝世后发现的。《笔记与回忆》（Notesand Recollections）（1978）[23]和《干预主义：经济分析》（Interventionism:An Economic Analysis）（1998年）[24]，最初都写于1940年。他的许多其他文章和论文被收集在另外两个选集中。[25]
米塞斯还吸引了新一代年轻的美国人致力于自由和经济自由的理想，他们在其智力活动中得到了米塞斯的鼓励和帮助。米塞斯于1973年10月10日逝世，享年92岁。
米塞斯与经济教育基金会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经济教育基金会之间有着长期关系。已故的经济教育基金会创始人和首任总裁伦纳德·里德（Leonard E. Read）先生在40年代初遇见米塞斯。里德在他为纪念米塞斯90周年诞辰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他们相遇的故事：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教授在1940年来到美国。我认识他是一两年后，当时他在洛杉矶商会的午餐会上发言，我是商会总经理。那天晚上，他与著名的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博士和托马斯·尼克松·卡弗教授，还有其他几位商人如W.C.穆伦道尔等在我家中共进晚餐，所有一流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齐聚一堂。记录这场令人难忘的讨论，我求之不得！”
“到午夜时，有人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米塞斯教授，我同意您的说法，我们正进入动荡的年代，假如你是美国的独裁者，你会怎样做呢？’”
“米塞斯立即回答：‘我会退位’。这是舍弃的智慧：他知道不该主宰他的同胞，他甚至拒绝这种想法。”
“我们中少有人足够睿智，明白自己所知甚少……能将自己有限的知识与无限的真理相比较，并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永远不会去主宰别人，这是罕有之人。这样的人会放弃他可能得到的任何独裁统治地位，如果他意外地发现自己正处于这样的位置，就会退位——立即退位！”
“米塞斯教授知道他不会也不能统治; 因此，他甚至拒绝成为统治者的这种想法。懂得生命中应该放弃什么，亦是智慧的一面。”[26]
自经济教育基金会1946年成立之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就担任了基金会的高级顾问、讲员、作者和兼职工作人员。正是由于米塞斯和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兼记者亨利·哈兹利特（基金会最早的受托人之一）的影响力，基金会对自由市场和集体主义的经济分析，一直都有一个特殊的“奥地利学派”导向。[27]
也正是里德和米塞斯其他的几位朋友的帮助，为他安排了资金，解决他在纽约大学担任教职时的生计，直到他1969年退休。在他离开纽约大学后，里德让米塞斯成为经济教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以此度完余生。
米塞斯的妻子玛吉特描述了米塞斯对经济教育基金会、对有机会在基金会演讲的感激之情：
“1946年10月，米塞斯成为经济教育基金会的正式工作人员，后来他承诺每年都在欧文顿举行一系列讲座。这里的精神和思想氛围完全符合他的口味。”
“基金会的常规工作之一是为教师、记者和学生安排研讨会。米塞斯很喜欢在那里讲座。他知道，参与者的教育经历和兴趣事先都经过详细询问，他们都渴望听到他讲课。注意到有多少女性参加了这些研讨会是件有意思的事。”
“在讲课之前，米塞斯有固定的程序。首先，他会和里德谈上几句，然后他去看望艾德蒙·奥皮茨（Edmund Opitz），对奥皮茨他有特别的感激之情。之后他拜访马歇尔·寇蒂斯（W. Marshall Curtiss）和保罗·白罗（PaulPoirot）。保罗通常要和他讨论将在基金会的月刊《自由人》（Freeman）上发表的文章。最后，米塞斯去贝蒂娜·比恩的办公室。一般来说，贝蒂娜都有一堆米塞斯的书需要他签名或者信件要签字，这是在他的办公室为他打印出来的。在去演讲厅的路上，除了奥皮茨博士外，所有办公室都在二楼，他对每个员工都会友好地打个招呼。”
“他的讲座是专为欧文顿的听众所设计的。他只需要提一两个问题，就立即能够评估听众的水平……虽然他在欧文顿的讲座内容要简单些，但模式与他在纽约大学上课一样。听众们兴致勃勃，对他的书也需求旺盛。里德不断地印刷这些书以便分发。”[28]
米塞斯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是1971年3月26日在经济教育基金会进行的。玛吉特·米塞斯解释道：“他一直喜欢在欧文顿做演讲，而只要他感觉自己能行，就会继续讲下去。”[29]
米塞斯逝世后，在1973年10月16日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里德发表了简短的悼词。部分摘录如下：
“人类对最尊敬之人所能奉上的最堪骄傲的颂词是称之为‘老师’。这种人表达的思想，帮助人类理解自身和无限宇宙，人类对他永远感激不尽……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真正的老师，而我用的是现在时态（指米塞斯永远都是老师——译者注）。超过两代人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另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他的书中受益。著作和学生是一名老师永恒的丰碑，这些丰碑都属于他……我们从路德维希·米塞斯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经济学。我们由他而认识到学术的典范，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识渊博、坚定不移和热情奉献的巨人。无疑是史上最伟大的老师之一！所以，路德维希·米塞斯，当你离开凡尘俗世而永垂不朽之际，我们所有人都向你致敬。”[30]
1951年在经济教育基金会的演讲
对已经熟悉米塞斯作品的读者来说，他1951年在经济教育基金会所做的讲座将为他们带来一种风格略有不同的分析。这里的米塞斯是教师。贝蒂娜·比恩·格里夫斯对他的讲座做了详尽的速记，所捕捉下的阐述形式更为通俗，多有历史的例证和参照。读者至少可以感受到一点如果面对面在教室里听米塞斯讲课是什么情况，而不仅仅是出现在他宏大著作中的杰出理论家。
米塞斯的一位学生，在纽约大学听过米塞斯的课，曾这样说，“每此讲座都是一次舒展心灵的经历”。另一位学生宣称：“我从没见过谁像米塞斯博士那样博学，他对每一个知识领域都非常了解，在讨论经济学时，他会从历史中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31] 他1951年在经济教育基金会的讲座可让人领略米塞斯作为学者型教师的一面。
对不太熟悉米塞斯著作的读者来说，这些讲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实际上，讲座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米塞斯耗费毕生心血所系统阐述的大多数主题的压缩版本，是《人的行动》一书中大多数中心主题的概括总结。他将人性解释为一个具有目的的行动者，在其选择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的关系中，行动者赋予行动以意义。人类行为的意图性使人类科学从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主题。这也使米塞斯能够证明，为什么卡尔·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理论根本就是神话和幻想。
相反，他展示了市场过程的实际功能，通过市场过程，经济自由为个人提供激励和人身自由，让他们去工作、储蓄和投资。他解释了消费者所驱动的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如何为企业家提供动力和获利机会，让他们创造性地安排和指导生产，以满足消费大众的需求和愿望。
他还论证了市场过程依赖于一种交换媒介，货币。如果没有货币的出现，市场过程将不可能进行。通过货币，不计其数的所有货物和资源都可以货币价格的形式简化为共同的标准。以市场价格形式进行的经济计算，为企业家提供了从可替代的生产路径和方式中估算潜在利润和可能损失的方法。通过这一过程，对稀缺资源的浪费和滥用将处于最低限度，以便让消费者所期待的具有最高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尽可能多地进入市场。
同理，米塞斯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意味着所有经济合理性的终结。由于社会主义废除了市场和价格，中央计划者对于如何有效地运用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毫无头绪。因此，社会主义实际上意味着计划出来的混乱。
与此同时，米塞斯表明，为什么政府对货币和银行体系管理不善会带来通货膨胀和萧条。通过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包括利率—政府所致的通货膨胀误导了资源和劳动，引起不当投资，最终必然导致萧条。
通过这些讲座，读者将看到为什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自由和自由企业在二十世纪最富有成效的倡导者之一，而为什么他的贡献在未来多年中仍将是自由事业的伟大遗产之一。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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