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风灵

有人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直是偏离主流经济学的边缘化小众流派，从来不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对主流经济学没有什么影响，说得好听点是遗世独立孤芳自赏，说得不好听就是自娱自乐自说自话。

这其实是对奥地利学派很大的误解。事实上，奥地利学派不但曾经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指引了今天的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而且即使在奥地利学派与主流经济学分道扬镳以后，二者之间仍然有着持续的对话和交流，奥地利学派最有价值的洞见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重视。然而，囿于均衡分析范式，主流经济学对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思想与其说是理解，不如说是误解。如何澄清这些误解，并让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对主流经济学研究产生真正革命性的影响，将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重要的努力方向。

众所周知，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诞生时间可以1871年出版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为准。《国民经济学原理》与杰文斯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斯1874年发表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起，被公认为“边际主义革命”的核心组成要素。主流经济学也从古典经济学转变为以边际效用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

在其后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中，奥地利学派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1890年，《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要求庞巴维克撰写一篇介绍性文章来解释这个新学派的学说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学者辈出，著作如云。在维也纳，米塞斯和汉斯·迈耶各自领导的研讨会进行得如火如荼，大批世界各地的学者慕名而来，其中最重要的是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

罗宾斯被奥地利学派鲜明的主观主义特色所吸引，在多次前往维也纳，求教于米塞斯和其他奥地利学派学者之后，他写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论经济学的性质和意义》。这部著作确立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选择分析基础，即“纯经济科学的核心就是选择的一般理论”。而这种观念明显是来自当时奥地利学派的思想。

罗宾斯的论文浸透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富有学术性地清晰阐述了‘奥地利学派’的主旨”。他在致谢词中“特别感谢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教授”，文中也一再提及很多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名字，诸如舍恩菲尔德、汉斯·迈耶、斯特里格尔、卡尔·门格尔、费特（Fetter）、哈耶克、庞巴维克、摩根斯坦和马赫卢普等。

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罗宾斯的这一著作，奥地利学派的一些关键思想开始被吸纳到20世纪的英美经济学主流文献当中。然而，遗憾的是，罗宾斯的选择理论所表现的只是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较低层次的（即静态的）一面而非较高层次（即动态的）一面。“经济学就是将人类行为作为目标与有着备选用途的稀缺性手段之间关系加以研究的科学”，“当实现目标的时间与资源有限，并存在备选用途，而且各种目标可按重要性排序时，那么行为必然会表现为选择的形式……它有着经济方面的因素”。在罗宾斯看来，经济选择完全受制于给定的目标和手段所组成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使得系统性的配置行为成为必要。但这种方式将目标当成给定的方式，从而泯灭了人类意图本身所具有的未来性。罗宾斯的选择学说虽然有很多优点，有很多奥地利学派的特色，但还是偏离了动态主观主义的观点。

就这件事而言，并非是罗宾斯对奥地利学派的理解有多大偏差，而是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特别是汉斯·迈耶、理查德·斯特里格尔，以及罗森斯坦-罗丹等人的作品表达的关于选择的概念，其主观主义方面与罗宾斯一样具有局限性（或“静态”性）。这样，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虽然因罗宾斯式的奥地利学派因素的注入而得到了丰富，但其后续的发展仍然沿袭着一条与动态主观主义视角格格不入的老路。这在奥地利学派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件相当不幸的事。

经济计算大论战后，奥地利学派与主流新古典分道扬镳。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米塞斯出版了英文版的《人的行为》，哈耶克出版了《个人自由与经济秩序》，清晰深刻地阐述与发展了自门格尔以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动态主观主义传统。米塞斯认为人的行为并非仅仅是给定目标-手段的框架下的最大化行为，框架本身就是人的行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前提。“行为人是在选择、决定，和企图达到一个目的。”这就为学习、发现和调整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哈耶克在其最著名的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中则提出了经济问题不是资源配置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分散知识的问题，并阐述了市场过程如何通过价格与竞争来引导经济主体学习和发现，从而解决知识问题，实现经济协调。

哈耶克关于知识问题的论文引起了主流经济学大量关注，并成为后来信息经济学的源头。《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也成为了上个世纪最重要、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论文之一。但是，主流经济学仍然是以均衡模型来应对分散知识的问题，只不过是将消除无知的成本也就是学习的成本纳入了模型之中。这样，在每一时刻，如果恰当地考虑了所有的相关交易成本包括学习的成本，市场的每一种情形仍然必定始终处于均衡状态。

柯兹纳针对主流信息经济学的这种发展，强调未知的无知，这是无法用交易成本来消除的无知。柯兹纳提出，在市场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企业家受潜在的纯利润机会的吸引，趋向于消除未知的无知。柯兹纳关于企业家精神的理论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重视，2006年获得全球企业家精神研究奖。他阐述企业家精神的论著在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引用率。因此，2014年著名的科学数据库汤姆森路透公司根据文献引用率，推测柯兹纳可能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确实，他的重要著作《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发现和竞争性市场过程：一种奥地利学派的方法》和《感知、机会和利润：企业家精神理论研究》等，引用率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布坎南等著名的诺奖得主。虽然柯兹纳至今尚未获得诺奖，但无疑他已经对主流经济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可惜的是，与哈耶克知识问题类似，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仍然脱离不了均衡范式。比如，舒尔茨就认为，虽然企业家精神被定义为处理非均衡的一种能力，但是市场总能产生出正确的企业家服务的数量，以矫正不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企业家服务本身存在一个供求均衡点以及相应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这样就能以均衡模型来处理企业家问题了。

由以上简要的回顾可以看出，长期以来，与其说奥地利学派是被边缘化了，不如说是被误解或曲解了。问题的核心在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未能接受一种真正的主观主义的方法论。如哈耶克1952年所说：“过去一百年来经济理论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是主观主义的贯彻运用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由此我们可以期待，推动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主义转型，或许是奥地利学派未来对主流经济学可能产生的最重大影响。

本文首发于《深圳特区报》理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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