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他者”公众号发布的这篇文章，再次想到多年前观看朋友顾桃拍摄的纪录片《犴达罕》，他和他的父亲先后记录了鄂温克一个被认为是“最后的使鹿人"的狩猎族群的消失。在国家“生态森林”政策推行后，这些鄂温克人被没收了猎枪，并在政府的鼓励下搬进了城市。无论是散养惯了现在被圈养起来的驯鹿，还是离开“撮罗子”帐篷进入钢筋水泥盒子里的失去家园的同胞，都是无可奈何。许多族人上缴猎枪后无所事事，终日饮酒而死。是什么样的“文明”夺走了他们的生活？而参与建立这文明的我们又在做什么？又该做些什么？
当然，任何集体中都存在不同的个人选择，我们尊重这所有选择，一个少数民族中也必定有想去城市过一过的同胞，但也有人说不。我的希望是，想做怎样的选择，都有平等实现的机会。自己有个假设，在只考虑人文，不考虑政治的前提下：如果有一个可以妥善迁移（哪怕是境外），以保存原有生活状态的地点，是否能让一种文明延续？
现代人认为，荒野可以有所有动植物，就是不能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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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个月，特朗普政府开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南部和墨西哥边境建墙，这片生长着巨大仙人掌的荒野之境属于管风琴仙人掌国家纪念碑公园（Organ Pipe Cactus National Monument），占地516平方英里的国家公园也是阿帕奇人（Apache）埋葬他们战士的地方，环保主义者和原住民都担心建墙将导致不可逆转的破坏。去年，在阿拉斯加北极圈内的冻土荒野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Arctic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开发者不顾生活在附近的因纽特人的强烈反对，开始了石油开采工程。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在许多现代人眼中，荒野是人类尚未踏足之地，这里充满发展、发财致富的可能性。这些荒原冻土等地或调节着全球气候，或阻挡着天灾人祸，但开发者却置这些于不顾，以极快的速度进驻，按照原住民的说法：“残害地球母亲”。
管风琴仙人掌国家纪念碑公园
对世界各地生活在荒野自然中的原住民来说，荒野就是家园，代表身份、传统生活方式、生存、个人成长、谦逊、身心健康，独立和自给自足也是从荒野中得来。一方面，荒野是有食用价值的，他们去采集药用植物，也是狩猎的地方。在阿拉斯加，尤皮克（Yupik）原住民科学家Patricia Cochran说：“在我们的语言里没有‘荒野’一词。你们现代人所谓的荒野不过就是我们的后花园。尤皮克人也没有物种多样性的词汇，最接近的词语是食物。亚利桑那州的皮马人（Pima）也没有荒野一词，词源上最接近的包括健康、完整、生活。”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寇玛尼人（Khomani）Jakob Malas和Cochran的看法类似：“对我们来说荒野就是大农场，我们认识那里的每一种动植物、昆虫，知道它们的用途，没有谁能像我们这样了解、深爱这片农场。”新几内亚的梅柯澳人（Mekeo）尽管认为荒野并不是人类的地盘而是性灵的，但是作为狩猎地，他们可以自由进出。另一方面，荒野也是有情感价值的，许多原住民都认为自己是荒野的一部分，荒野和人类有亲属关系。墨西哥的塔拉乌马拉人（Tarahumara）对荒野的感情就像对家人一样。Enrique Salmon是塔拉乌马拉人，也是民族自然学家，他称这是“亲缘生态”。“我们身处荒野，和这里的一切都是平等的，”他说：“大家都是亲族，树木、岩石、昆虫、人类，大家比肩共存。”也正是因此，他们传统智慧的核心是如何长久地维系超越族群、动植物之间的关系。
墨西哥塔拉乌马拉人认为人与自然是亲属关系
不仅有亲族关系，荒野还联系着祖先。美国萨利希（Salish）和酷特内人（Kutenai）认为“在荒野中，我们得以追溯长老、祖先们的脚步”。巴布亚新几内亚中部的及米人（Gimi） “没有自然也没有文化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 Paige West和Dan Brockington说：“他们认为自己始终是在和祖先交换。族人死去，灵魂就会进入荒野，栖居在那里的动植物、河流、土地中，每当他们需要这些资源，就和祖先之灵完成能量的交换。”及米人杀死吃掉动物时，认为这些猎物是祖先的生命力幻化的，“这种生命力也会通过食用存储于他们体内，死后再次重回荒野，滋养着它。”因而对他们来说，荒野就是能量所在地。原住民和荒野的关系也非一成不变，随着环境、科技、资源的变化也有微妙的改变。对因纽特人来说，冻原、海冰不是荒野，而是承载着记忆和故事的地方，他们对目力所及甚至以外的辽阔冻土都了如指掌。从广袤的冰雪中获取食物，解读自己的命运，世世代代认得这里，老一代猎手带年轻人深入同一片荒野，在不同的地方给他们讲述曾发生在这里的自己年轻时的荣耀、自己长辈讲述过的过去的荣耀，这些猎手的故事也就和荒野一起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延续。
冻原中的因纽特村落
但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Martina Tyrrell教授注意到，现在也有因纽特长者会称海冰和冻原是荒野，原因是气候变化让这些地方成了他们不可预计的陌生区域，原本属于他们的冻原消失了，历史、故事也随之而去……他们无法讲述过去，也无法窥探未来。一个多世纪以来，环保主义者、自然学家也常呼吁保护荒野，以约翰·缪尔为代表，认为荒野自然遭破坏将威胁到人类生存。1964年美国颁布了《荒野法案》，但他们定义的荒野却是被理想化、神化的，认为那是一个被人类探索但从未改变、被推崇却从未被侵占的地方。原住民、人类学家和环保主义者也因此产生了极大分歧。西方大众对荒野的印象、看法最初是通过一些艺术作品形成的。优胜美地的建立多亏了风景摄影师Charles Leander Weed, Carleton Watkins, Ansel Adams和Edward Weston等人，他们的照片里展现的是无人之境，是不曾被人性善恶触碰的地方。尽管他们心下深知并非如此，但依然说，这里是不曾被涉足的原始、史前地域，看不到任何脚印，也见不到原住民的帐篷或小屋。在这荒野之中，人类能够找到全然的平静。
Adams镜头中冬日无人的优胜美地
事实上，Adams就刻意避开了有时会进入他镜头的生活在优胜美地的米沃克人（Miwok），尽管知道这些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至少四千年，他还是拍摄了成千上万张无人照片。他也知道米沃克人在“保护荒野不受人类侵扰”的理由下被强行驱逐出优胜美地。现代人认为，原始自然荒野只能在没有人类存在的情况下存续。美国记者Mark Dowie认为这是现代人把人和自然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后，才神化了的所谓“自然状态”中的荒野，那里可以有所有动植物，就不能有人。阿尔伯塔州的原住民Ruby Dunstan说：“我从不觉得斯坦山谷（Stein Valley）是荒野，我父亲总是说：‘那是我们的储藏室。’随后一些环境主义者宣称这里是荒野，谁也不能呆在这里，因为此地生态环境非常脆弱。他们就这样建起围栏，不让我们进，真不知道他们围起来的是荒野还是自己。”在印度，成百上千原住民因他们的土地被划为保护区而被迫迁移；生活在乌干达的巴特瓦人（Batwa）和肯尼亚察沃国家公园所在地本来的原住部落等，都面临同样困境。
许多荒野中的岩画都证明这里是原住民和他们祖先的家园
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学和保护生物学追求的是相同的目标：保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剑桥大学教授Bill Adams认为：“自然科学只不过是理解自然的其中一种方式而已。”文化人类学家常常花上几年时间生活在多数人所谓的荒野中，学习原住民的语言、传统等，也由此懂得让原住民能在“荒野”生存、发展的复杂的文化系统，认为保护荒野最好的方式是让原住民生活在自己的家园，毕竟几个世代以来，他们都懂得如何在健康的荒野之境发展自己的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生活”。自然学家同样在荒野中度过很长时间，他们更倾向于没人——包括狩猎采集者、半游牧部族或季节性农人——的地方。他们认为人类学家把原住民文化浪漫化了，尤其是那些部分受到同化和现代化的部族，这些人已经拥有了对环境具有破坏性的工具和手段，像是枪、电锯、摩托等。西方自然学家从自己的文化经验中学到，这些便利对荒野构成了破坏性打击。
一些环保主义者认为，只有没有任何人的荒野才能够恢复生态、茁壮发展
美国环境历史学家William Cronon在1995年的文章《和荒野之间的问题，回到错误的自然之中》（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里写到：“是时候重新思考荒野了。”他认为环境主义者同样浪漫化了荒野，他们多数认为：“荒野是地球上最后一些没有人类文明的地方，这里也没有人类带来的疾病。”正是这样的想法催生了“我们可以想办法抹去自己在荒野中的痕迹回到过去，既我们还没有在地球上留下足迹之时”，——这是基于对荒野自然的深刻误解而产生的幻想。“越是了解历史就越会意识到，荒野并非我们现代人认为的样子。”Cronon总结道：“那里完全不是地球上最后的无人之地，它同样是人类的产物。那里也不是史前的最后一片净土之类。荒野是超自然的存在，那里依然未被现代文明污染，是另一种文明的产物。”现代人认为我们可以在荒野中得到灵性滋养和自然智慧，它能给予病态的工业社会喘息之机。此刻，我们比往常更需要这样的喘息，对荒野的渴求也就更甚。美国萨利希人（Salish）和酷特内人（Kutenai）则说：“荒野是我们保有隐私的地方，我们在荒野中举行仪式、思考、逃避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我们珍视这份荒野中的隐私，认为这是生活的必需。至于置身荒野带来的孤独感，那是仪式或思考如何解决问题的必要途径。”
原住民自有他们在荒野中的生存之道，也有现代人没有的荒野智慧
建立国家公园保护荒野、但驱逐原住民的做法，是缺少对他们生活方式的理解；商业捕猎、工业开发等则是经济和能源的剥削。把人类视作一个整体而不再是原住民/现代人，就可见这两种对待荒野的方式都是不可持续的。包括Paige West 和Dan Brockington在内的人类学家因此呼吁人们提高对“当地人的看法”的意识，荒野是食物、庇护所，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灵性发展所需。
《一个即将消失的民族》
原文作者：廖杰华
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一个使用驯鹿的民族，虽然人数较少，却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驯鹿文化(又称狩猎文化)。
国人对鄂温克狩猎民族的记忆来自小学课本。而鄂温克人对自己的记忆则来自口口相传的历史。这是一个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少数民族。历史上，鄂温克猎民先祖几度迁徙。他们的一生都离不开酒、驯鹿、猎枪和原始森林。这些都被融进了民族的血液。
但2003年以后，一切都被改变。那一年，鄂温克人以生态移民的方式进入根河市郊的新定居点，驯鹿也开始了人工圈养的实验。从此鄂温克人的精神世界分成了两半。
一半随玛丽亚·索等老一辈留在了山上，而另一半则淹没在根河的现代世界里。
由于各种原因，鄂温克民族的人数正在不断减少，纯正血统的只有六十多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驯鹿只剩六百多头。随着融入现代社会的步伐不断加快，鄂温克的年轻一代已经逐渐遗忘了本民族的语言，或许在不远的某一天，他们的生存方式也将不复存在。
获中国、法国、日本多个大奖的中国纪录片导演顾桃
酒
阿龙山深处玛丽亚·索的猎民点离呼伦贝尔根河市的鄂温克新村大约三百公里，这是鄂温克最后五个猎民点中最大的一个。这里生活着三家人，一家是八十多岁的玛丽亚·索，一家是七十多岁的老猎人安道和儿子毛谢，另一家是有着艺术家之称的维佳和姐姐柳霞。
惹祸的是酒，玛丽亚·索此生最痛恨的东西，因为酒，几个子女已经先她而去。
上过中央民族大学的维佳被称为猎民点上的艺术家。据说，任何人来猎民点，你可以不带任何东西，但必须得带酒，不然，维佳就会不高兴。
酒赐予了鄂温克民族力量与勇气，但过量的饮酒却在侵蚀这个民族的骨髓和灵魂。一份研究数据显示，实现定居40年，因酗酒而导致直接死亡共14人。因酗酒后失控发生的冻死、烧死、自杀、他杀、失踪、溺水共47人，两者相加即因酗酒而直接、间接死亡共61人，年均死亡1.5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而目前猎民的总数才230多人。
纪录片《犴达罕》片段
猎枪
猎枪被收的原因据说还是因为酒。一个猎民酒后携枪闯入了当地森林管护站索要白酒，遭到拒绝后，他就操起猎枪要打死工作人员，
猎枪是鄂温克人的命根，没了猎枪也就失去了一切。
收枪的时候，玛丽亚·索急坏了。在所有被收的枪中，“毛主席送我的枪也被要求上交。”在玛丽亚·索看来，狩猎是鄂温克人的民族习惯，猎民没有枪就不再是猎民了。可警察告诉她，民族习惯也要遵守法律，如果枪支管理条例后面有括号说鄂温克猎民除外，他们就还给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纪录片《犴达罕》剧照，鄂温克猎人维加牵着一头白色的犴。
驯鹿
在敖鲁古雅，玛丽亚·索不仅是鄂温克人的形象大使和精神领袖，也是鄂温克当中“最有钱有势”的人。现如今，玛丽亚·索的鹿已从结婚时的十多头，增至现在的三百多头，这几乎是整个鄂温克民族鹿数量的一半。如果按照每头鹿五六千元计算。玛丽亚·索是个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
过去，鄂温克猎民养驯鹿只是作为运输工具，但近年来，鄂温克人的驯鹿遭遇到生存危机，整个鹿群的数量从高峰时期的一千头降到现在的六百多头。按照鄂温克人的话说，没有了猎枪，他们还可以喝酒，但没有了驯鹿，他们就一无所有了。
鄂温克人的驯鹿是半野生的，平时放养，每隔三五天找回来喂喂盐，才能听话。驯鹿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找苔藓吃，只有玛丽亚·索最清楚。但现在，她老了。
族民居住的撮罗子帐篷
古革军是鄂温克和俄罗斯混血儿，帅气而爽朗。早些年，古革军上过内蒙古农业学院，学的是兽医。毕业后回到生他养他的敖鲁古雅，专门给驯鹿看病。鄂温克人驯鹿的生存状况没人比他更清楚。
“套子、熊害、塑料垃圾，每一样都能要鹿的命，每年的损失都上百。”古革军说。而在这些原因中，最让古革军担心的是套子：“鹿一中套。脚就废了，它也就活不长了。”古革军说，鄂温克人很少哭泣，但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们都会暗自流泪。
原始森林
“化冻的冰河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为山林的孩子引导回家路，我也是山林的孩子，于是心中就有了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森林，母亲的河，岸上有我父亲的桦皮船，森林里有我母亲的驯鹿……”
这是维佳和鄂温克人对山林的若同记忆，2003年搬到山下后，这种记忆在慢慢消失。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鄂温克人搬进了建在大山外的猎民新村，过着和现代人无异的生活。但玛丽亚·索一直拒绝，在她的世界里，茫茫的原始森林才是鄂温克人的归属，年轻的鄂温克人也一样，但他们对山下的花花世界充满迷恋。
搬迁后，问题也随之而来，驯鹿圈养实验遇到了难题。驯鹿喜欢吃一种叫“恩靠”的地衣，新定居点没有这种植物，驯鹿的日子不好过，很多死去了。维佳说：“驯鹿根本就离不开林子，这个事小孩儿都知道!驯鹿离人群越远越好。”
顾桃的父亲顾德清在鄂温克部落
鄂温克的未来
历史上，老一辈鄂温克猎民同外族结婚现象十分稀少。而1957年实现定居后，与外族通婚面开始逐步扩大，到80年代后期，鄂温克人与其他民族的通婚数量已大大超过与本民族的结婚数量。据2006年8月的调查，1965年在敖鲁古雅定居之后至2005年40年间，与外族通婚共114人，其中男47人。女67人。
同其他民族通婚面不断扩大，从社会学、人口学角度看，无疑是一种社会现实，但二三十年后，纯正血统的使鹿鄂温克人可能基本不存在。
在山上每隔个把月就会上来一些人，玛丽亚·索从来不问，她是鄂温克最后一个不懂汉话的人。熟悉她的人说，老人经常会莫名悲伤。他们没有文字，历史和文化只能口口相传。
在鄂温克，许多小孩一生下来，就住在山下了，然后在山下上学、长大，他们当中的很多已经听不懂鄂温克语，更不知道鄂温克的历史故事。对于年轻的鄂温克人来说，大人们需要烈酒，他们需要可口可乐。
但是，鄂温克“自身传承的传统生产方式与外界提供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因为他们离不开驯鹿，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都依托于驯鹿业”。
酋长玛利亚索，她在森林里生活了90年
1989年生于山东青岛，高一退学从商。十七岁时旅行港澳，亲眼目睹资本如何透过产业，诱导人出卖自己最高贵的尊严。回大陆后，深思不已，对人类互害的社会结构深恶痛绝，进行近1年的节食和寒冷苦行，从此拒绝个人保险、房产、存款等社会保障体系和财产。后从事概念艺术创作。20岁时，在从未读过《瓦尔登湖》、《乌托邦》，不知嬉皮士运动和生态村概念存在的情形下，于日本名古屋，依托于童年时期对《老子》、《庄子》连环画和父亲收藏的黑格尔著作只言片语的印象，写下名为《家园》的文章，提出了5年自给自足生活实验（2010-2015年已完成），20年探索“自给自足群居社区”的目标（2015年至今）。为了便于大众理解传播，后将这种群居目标定义为：共识社区，概括了：生态村、理念村、合作居住、共同体、共享社区、共生社区等集体生活方式，并被广为沿用。2015年在福州发起南部生活共识社区实验，同年在朋友推荐下担任全球生态社区网络（GEN）国家代表，2018年获联合国地球卫士青年奖终选提名。著有《独立之道-自给自足生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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