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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云里 | “第三种文化”视野中的新文科【“新文科之新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型”圆桌会议⑥】

石云里 探索与争鸣杂志 2022-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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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文化”视野中的新文科



石云里 |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系主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非经注明,图片来自网络


石云里教授








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教育部一直在推进新文科建设。但是关于新文科的界定与推进方式等问题,目前学界正处于讨论之中。其中,比较富有争议的问题在于,新文科与理工科之间的内在关系是什么?新文科与传统文科的关系又应当如何处理,是否会取代传统文科?笔者认为,前一个问题可以从教育部公布的政策文件中找到答案,而对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则可以从“第三种文化”的视角寻求出路。按照教育部的官方解释,新文科是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并立的。一方面,发展新文科是为了满足“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培养“新时代社会科学家”,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形成“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发展新文科也是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使“新文科为新工科、新医科和新农科注入新元素”,“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为新文科提出新命题新方法”。由此可见,发展新文科是教育部为应对当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提出的前瞻性方略,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文科与理工科的交叉融合。在当今中国科技和产业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缩小,但同时又受到西方霸权国家越来越大制约的情况下,推进文理交叉融合有利于与时俱进地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新文科的建设还可以为人类发展的可持续性找到新的灵感与均衡发展的保障。


推进文理交叉融合并不是什么新话题,从20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学界就提出了科学与人文分裂与对立的问题,并试图寻找两者间可能的沟通和弥合途径。现代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就把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文明灾难归咎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对立,认为“由于旧人文主义者的冷淡与疏远,也由于某些科学家的狭隘,不过首先还是由于掠夺成性者不知足的贪婪,产生了所谓‘机械时代’的罪恶”。针对这个问题,萨顿提倡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是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也就是所谓的“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并把科学史教育作为这种“至高无上的人文主义的开始。因为他认为,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既能很好地以历史事例传达科学精神,又能唯一地反映人类的进步。


应该说,萨顿的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科学史学科的建制化,使科学史学科成为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常设课程和研究课题。但是,萨顿的方案并未达到他所预设的沟通两种文化的目标。在当今重新进行审视,其原因主要有三条:首先,存在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巨大鸿沟,单凭科学史这一学科来填平,确实显得有点力单势孤;其次,科学家与科学史家对于科学史学科的定位和功能存在一定分歧——前者主要把科学史作为训练理科学生科学研究方法的途径,后者则更多地希望通过科学史将人文精神注入科学之中 ;最后,科学本身以及萨顿那一代科学史家所坚持的实证主义编史学纲领,受到后现代主义的严重解构,逐渐失去了原来所占据的“正确性”高地。


乔治·萨顿





1959 年,英国科学家兼作家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出版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一书,再次尖锐地指出了当时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的“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 :“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相互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是由于缺乏了解。”斯诺认为,造成这种对立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我们对专门化教育的盲目信任,……二是我们的社会形态定型化倾向。”他认为,通过两种文化的沟通和碰撞原本会激发出来更多的创新思想,但这种分裂与对立却让国家错失了这样的机会,对国家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斯诺的著作出版后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争议。作为对这些关注和争议的回应,斯诺在1963年推出上述著作的第二版时在书末增加了“再谈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 :The Second Look)一文,并把这个标题作为新版的书名。在这篇文章中,斯诺指出了解决两种文化对立的途径 :“当然还没有完善的解决方法。在我们这个时代条件之下,或者在任何我们可以预见的时代,不可能再有文艺复兴式的人物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可供我们采取的基本手段是教育,主要是中、小学教育,也包括大专院校。”例如,他建议把分子生物学作为这种新式教育中的一门必修的科学课程,因为“这门学科本身就很美,也很容易理解”。另外,他还提到所谓通过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而形成的“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认为尽管“目前谈论某种已现实存在的“第三种文化”,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深信这种文化正在来临。它一旦来临,某些交流的困难将最终得到缓和,因为这种文化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也必须同科学文化友好相处”。


借用斯诺提出的这一概念,美国人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在1993年出版了《第三种文化 :跨越科学革命》。作为一位书商,布洛克曼组织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进行科普作品的写作与出版,以拉近科学与普通公众之间的距离。他把这种工作称为“第三种文化”,并在上述著作以大量篇幅加以介绍和讨论。显然,布洛克曼对“第三种文化”的理解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没有达到斯诺对“第三种文化”的期许。斯诺之所以觉得“第三种文化”存在实现的希望,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些新的迹象,比如在耶鲁、普林斯顿、密执安和加利福尼亚,世界级的科学家正在同非专业化阶级谈话,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理科学生则都在接受一种严肃的人文教育。应该说,出现在美国大学中的这种文科和理工科交叉融合的现象,反映了文科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并且从目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对文科的定位与推进方略中,我们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趋势。






作为世界理工科大学中的翘楚,麻省理工学院坚持“把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作为教育伟大的工程师、科学家、学者和公民以及保持学校创新能力的基础”。因此该校拥有规模庞大的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学院共设有人类学、比较媒体研究、经济学、全球研究与外国语言、历史、语言学、文学、音乐、哲学、政治科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学、剧场艺术学等十多个文科专业,拥有 200 多位教师,专业教师队伍中不乏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人文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以及诺贝尔奖、麦克阿瑟奖、普利策奖、古根海姆奖、克拉克奖章的获得者,这样的学科规模与师资阵容完全可以同一些世界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的文科相匹敌。


对于这样的做法,该校给出了如下解释:“我们的使命是推进知识进步,并教育学生,使他们为解决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包括能源、健康、运输以及许多其他领域中的问题做好准备。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毕业生自然需要高级的技术性知识与技能——关于物质世界深刻和原创性的思想,也就是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才能。但是,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并非整齐划一地限于实验室、操作台或者数据报表。从气候变化到贫困到疾病,我们时代的挑战在本质上和规模上都毫无疑问地与人相关。工程和科学中有待解决的问题总是内嵌于更广泛的人类现实,从能被深刻感受到的文化传统,到导致政治紧张局势的各种因素。所以,我们的学生也需要对人的复杂性,即塑造了我们的存在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现实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经由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所培养的强有力的思想和创造方式熟练自如地掌握。”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赖夫(Rafael Reif)则以更加简洁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对人类的挑战正迫在眉睫,挑战的解决取决于高新技术与科学能力同对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复杂性的深刻理解的融合。”


为了更进一步促进文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麻省理工学院不仅要求所有的理工科学科都必须修习足够的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课程,还面向有志于在人文和理工方面同步发展的本科生推出了“人文 + 科学 /工程”的培养方案,其中包括丰富多样的文理兼修组合,例如“比较媒体研究 + 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 地球、大气与行星科学”“文学 + 数学”“人类学+生物学”“音乐+电子工程与计算机科学”“西班牙语 + 数学”,等等。


应该说,麻省理工学院的这种做法很符合斯诺所理解的“第三种文化”的道路,也契合斯诺为解决两种文化的对立问题所开出的药方——教育。不过,麻省理工学院的这种做法要解决的已经不单是两种文化间相互不和的问题,而是将它作为满足理工科内生需求的途径加以推进。从教育部的官方解答来看,我们推进新文科其实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也是想通过文理之间的交叉融合来促进文科和理工科的创新发展。因此,我们所讲的新文科能够解决斯诺所说的“第三种文化”的建设问题。它所充当的不光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缓冲地带,而更多地是生成原创性思想的土壤。并且,由于它是“第三者”,所以就不必担心它的出现会取代原来存在的两极。换句话说,发展新文科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和取消传统文科,与此相反,新文科作为“第三种文化”,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就是前两种文化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新文科的发展不但离不开理工科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传统文科的发展,因为缺少任何一极,新文科都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在新文科的反向激发下,传统文科和理工科也必将出现新的变化与发展,以适应作为“第三种文化”的新文科的出现和发展。


实际上,自近代科学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发生以后,科学技术不但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也成为推动人文与社会科学发展和重构的一种重要力量。正是在近代科学革命取得初步成功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才提出,应该把这样的科学及其方法应用于对人与社会的探讨。一方面,说明新科学所揭示的新宇宙结构和世界秩序对人与社会意味着什么 ;另一方面,则把人和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客观而理性的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以便按照科学的原则,建立起一个理性、平等和进步的社会。正是在这种思潮的推动下,一系列全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才得以建立起来,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新一轮的科技与产业革命正在迅猛发展,同时激发了发展新文科的内在需求。作为知识创造和传承的重要阵地,大学在积极应对这一变局、促进新文科发展方面应发挥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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