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文化遗产的研究汗牛充栋，且多从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申请、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等角度出发，大多已了无新意；同时也难以超越文化遗产本身的物质性／非物质性与地域性，而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语境之中。区别于传统的文化遗产研究，哈佛大学资深人类学家Michael Herzfeld以批评性文化遗产研究（critical heritagestudy）为主题，深入多地的文化遗产申请与运作实践当中，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文化遗产背后的权力话语体系以及空间士绅化（gentrification）下的等级区隔。在我看来，Michael Herzfeld在田野研究中对“语言”与“空间”要素的关注，构筑了他批判性文化遗产分析的骨架，并对当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给予启示与创新。

话语建构与权力关系

在讨论文化遗产的伊始，Michael Herzfeld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批判性的反思“文化遗产”概念的内涵。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使用“文化遗产”概念，甚至大部分的人对于将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分并不陌生。我们走过一些名声古迹，或传颂某类民族歌舞、史诗时，我们会说“喏，这个是世界文化遗产。”然而，是谁拥有宣告文化遗产的权力？成为“文化遗产”具有怎样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效应？它象征着什么？评判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value system）又是什么？文化遗产的确立，首先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在谈论某个事物时言语措辞上的改变，同时这一改变又反过来进一步确认其文化遗产的身份。Michael Herzfeld试图对各地文化遗产的语言与话语的建构来解答这一系列问题，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文化”话语建构性的发现：他认为文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东西。文化存在一个变迁的过程，个体对文化的认知也不尽相同，而构建一套文化话语则成为统一某种文化类型的方式，他想要透析的正是这一套话语体系背后的权力关系。

这种权力关系能够影响对文化好坏、高低、落后与进步的判断，Michael Herzfeld将这种价值标准集中总结为全球价值等级（global hierarchy of value）：它由一系列理念组成，包括什么是好的、坏的、正确的、合适的、体面的、道德的等等。他进一步认为，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找到的文化遗产，我们如今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其价值是被外在赋予的，而这正是从十九世纪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主导的价值评价体系至今还以各种方式延续着作用的体现。也就是说，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方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极少数欧洲国家的控制，这些个极少数的欧洲国家向世界各地强行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等等。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评定工作为例，它本应该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由他们选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你就会发现百分之七十的文化遗产来自欧洲国家。这些选择是如何形成的？艺术和手工艺品的区别又是什么？认为文化阶层和等级的影响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请了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一同制定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有趣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依据日本和韩国无形文化遗产的在列，向外界说明自己的评判并非西方中心主义。但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判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念的指导，不过因为有一部分确实是已经是全球性的理念，这就使得问题变得十分的复杂。

Michael Herzfeld结合自己的田野，发现“语言”是暴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殖民主义的本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他墨西哥的田野调查中，他来到著名的玛雅金字塔边，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并在塔底的石碑上清晰刻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记，塔底的注释是用英语和西班牙双语写成。他认为正是这种语言的使用显示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殖民主义的本质，因为它缺少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当地人的语言——他们说的不是西班牙语，而是玛雅语。

为什么“语言”具有如此张力呢？Michael Herzfeld认为全球价值等级的形成与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起源息息相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伦理（ethics）、美学（aesthetics）和语法（grammar），其中“语法”则是他重点想要探讨的对象：因为语法帮助我们思考，思考事物的形成。当我们犯错时，人们会说这是不对的，关于对错的评判牵涉到的是一种语言学道德（linguistic morality）。我们确实需要有对道德的理解，这是我们称其为人的关键。但是对于所谓真正的道德体系，你必须要保持批判的态度。有时候人们会故意违反道德，违反规范的语法体系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比如说作诗，我们称其为诗性事实（poetic fact）。我们知道偷窃是不好的，但在特定的文化情景当中我们还是会违背道德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社会诗性（social poetics）。比如说，假如有一份文件能够拯救你最好的朋友免于死刑，你会怎么做？你会去偷这份文件。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当你打破规则时，规则变了，道德变了，美学变了当然语法也改变了。而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原来所设置的规则道德美学，都必须因为一些具体的事件而发生改变。因此，当我们知觉这些由西方建构的规则体系应该要被替代时，这是很合乎情理的。但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我们在做什么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结合前面墨西哥玛雅金字塔的例子来看，属于玛雅人的金字塔理应注释玛雅文，写的却是西班牙语和英语。原本的规则和语法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的被打破，大部分已经不以为然，人类学家看到的却是满满的殖民主义历史与后殖民主义印记。

空间区隔与价值等级

在批判性分析文化遗产时，同“语言”一样，“空间”也同样受到Michael Herzfeld的关注。全球价值等级的区分受到地理空间象征的影响，他将其比作地理象征（symbolic geography），它由大量的价值等级体系构成。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所谈到的特定的全球结构（global structure）意味着在殖民主义的笼罩下，来自西方的任何事物都被看作优于其他地区，这些都可以被理解为象征的地理。在讨论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时，我们发现上层阶级被看作好的，反之亦然。这种对上下阶层的价值判断，影响到了物理世界对于高低的价值理解。我们倾向于认为好的东西总是更高，这个可以观自泰国的一些建筑文化。但事情也并不总是如此，有时候物理高度的低，却显示着道德上的高尚。

然而，受到全球价值体系影响最突出的是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空间士绅化现象。我们在提及士绅化时，意味着穷人被迫搬离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特别是在一些城市地区。他们被迫搬迁的原因大多是由于难以支付迅速增长的房价，而取代他们的是那些来自更高社会等级的人。以前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有一些人专门通过这种方式来挣钱。Michael Herzfeld认为这并非单纯的城市更新，而是一种阶级斗争的体现。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比如他在罗马、曼谷、希腊和上海等地的田野里都有迹可循。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现象看作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意识形态作用下的结果呢？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应该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新自由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决定是要进步还是衰亡，你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你所做的选择都会受到你所处环境的限制，不过你还是拥有自由，你可以尽你最大的能力去使用它。但事实上，大家去实践自由权利的能力并不平等。

赫兹费尔德结合驱逐（eviction）现象发现，一些人被从他们世代居住的房屋里驱赶出来，他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暴力（structure violence）的结果，而这种结构性暴力的源自纯粹的经济原因。有人说，如果你不能保护你自己，那你就应该选择换个地方生活。但是在他看来，这并不是一个自由的选择，这是对自由和新自由主义的违背。如果你没有钱来付房租怎么办？你只能离开；如果你请不起一个律师来保护你怎么办？你没有其他选择，你只能够离开。所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你遭遇到的就是一种暴力，你没有办法逆转这种处境。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同样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容易面对毒品等社会问题，他们的孩子没有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这种种原因都使得这种暴力体系不断地被重复生产，世代相传。而士绅化作为重新设计城市的一种方式，它同样也是一种循环资金的一种方式。它经常出现在下层社会当中，创造出新的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它改变和重塑了旧有的价值等级体系。但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被重新优化的建筑和居住环境，你就会发现价值等级体系的作用依然很明显，比如说一些酒店的设计理念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于西方对舒适生活的定义。

启示与意义

受十八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的影响，Michael Herzfeld对文化遗产的关注并不纠结于民族地方文化遗产的先进性、技术性、科学性等西方现代理性驱使下会追问的问题，而是深刻认识到文化遗产是源自各民族的传统习俗与生活方式，它的形成离不开当地人的日常实践，只有寻着这条路径才能够摸清文化遗产本身的意涵。而Michael Herzfeld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他更想弄明白的是文化遗产之所以成为文化遗产的原因，这个“黑箱子”里面究竟在发生什么，所以他关注语言实践与空间的生产。语言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化或者说语言它并非一个确定不变的东西，语法的规则总是在具体的情景中被打破、被修正、被刷新，他称其为社会诗性（social poetics），发展自维科的诗性智慧理论。社会诗性概念的提出，正是Michael Herzfeld与现代理性的分歧之处，它企图摆脱现代理性的侵蚀，寻求一种更为灵活、诗性的方式情景性、富有感情的去理解文化遗产，这成为批判性分析文化遗产的关键；又如语言学家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所启示的，言语活动常常就是一种行为的发生，一切都应该放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被理解和讲述，所以社会诗性是包含感性经验与身体体验的。与语言类似，空间的生产是全球价值体系作用下十分明显的结果。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在探讨“洁净与危险”问题时认为，一个事物存放的位置将会影响人们对其价值好恶的评判，这同Michael Herzfeld对空间士绅化现象研究的异曲同工之处在于，他们都预见了空间与价值评判的关联，前者讨论的是同样的事物出现在不同空间位置中其价值意义发生的变化，这常常可见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之处；而后者的研究则更大范围内的考虑，在全球地理空间上价值体系的来源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影响下价值体系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如果说，玛丽·道格拉斯研究中所出现的不同位置影响的价值评判标准仍然属于比较固定的、内生的话，那么Michael Herzfeld研究中所展示的政治经济权力对空间区隔作用的渗透足以改变、甚至颠覆“弱者”原本的价值评判体系。

复旦大学 2013级人类学硕士 雷婷

【讲座信息预热】

2016年10月27日（周四），Michael Herzfeld教授将会来到复旦大学文博学院，为大家带来以批判性遗产研究为主题的演讲，具体信息会在近日公布，请各位静候预告！期待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