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2015年春政治人类学课程作业

作者：雷婷，2013级复旦人类学硕士

东方主义之旅：政治人类学的反思

 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他1978年发表的富有争议的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最易于为人接受的是其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的含义；这一称谓的确仍然用于许多学术机构中。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者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Orientalist），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萨义德 1999:3）。可见，在萨义德的定义中，东方主义首先最为明显地存在于学术研究之中，在东方主义的想象和修辞中，东方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而是由西方人创造出来的非西方世界，是一个他者的世界，而真正的东方则处于另一个世界。正如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开篇引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那句话所言：“他们无法代表自身，他们必须被别人代表”。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被视作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并引起了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领域通过“东方主义”把权力作为殖民和后殖民话语体现。萨义德在其作品中含蓄地批评了人类学和东方学学者的论述，虽然他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文学家、哲学家和考古学家。但其实，近些年来一些人类学家也对萨义德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且萨义德的思想也受到了来自人类学家（例如 Asad, 1973; Goody, 1996）的启发。甚至，在笔者看来，从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研究的角度切入，能够使我们对东方主义的理解超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

人类学、殖民主义与东方主义

作为以研究异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自诞生伊始，就与殖民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人类学是“殖民主义之子”。以英国为例，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类学界出现了对西方人类学派影响广泛的功能学派，并且服务于英国的殖民政策服务，为其解决殖民地存在的现实问题。英国作为殖民大国，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受到民族运动浪潮的冲击，英国的殖民统治开始逐渐陷入危机，英国政府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式，他们希望国内的人类学家可以通过了解殖民地不同的文化及社会制度等途径为英政府对殖民地的统治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意见。

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著的（Malinowski）《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人类学特有的田野调查方法第一次被系统完整地实践，并由此奠定了它的地位；除此之外，英国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所著的《非洲政治制度》、《努尔人》等作品，也都受到殖民政府的资助与控制。而人类学家本人，在他们的民族志书写当中，并没有写明其受雇于殖民政府的身份对其调查研究的影响。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努尔人》一书开篇写着这么一句话：“献给，奈泽地区美国使馆的全体职员”，而在随后的序言最开头写到：“我所做的这项关于努尔人的研究时在英—埃苏丹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Anglo-Egyptian Sudan）的要求下进行的。英-埃苏丹政府是这项研究的主要资助者，还慷慨出资促成了研究成果的发表”（普里查德 2002：1）。可是，在之后《努尔人》这本书主体内容的写作中，殖民政府的角色就没有再被提及，仿佛它不会对研究产生任何影响。但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伴随人文学科表述危机以及后现代的到来，人类学家开始反思经典人类学作品中存在的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不平等关系，殖民主义烙印。

英国人类学家高夫（Kathleen Gough）在《给人类学家的一些新提议》（New Proposals for Anthropologists）一文中论述到，人类学是西方帝国主义催生下的产物，它根源于启蒙主义的人文主义视角，但是作为大学的一门学科和现代科学，它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以及二十世纪初期就已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传统（Vincent 2002：111）。而正是在这段时期，西方国家对处于前工业社会的非西方国家发起了最后一次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与掠夺，这也决定了人类学在二战之前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一些前工业社会的非西方国家，并且在当时它们是受控于我们政府的。或许是受到我们时代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又或许是帝国主义的影响巨大，人类学家总是倾向于默认帝国主义分析框架作为一切研究分析的前提。并且对比他们的研究对象，人类学家总是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种族优势，且受到帝国法律的保护；但是他们又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试图去保护他们以免受到帝国主义剥削的危害。可以看到，人类学与殖民政府、研究对象以及资助方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并且是会对其研究产生决定性影响到的，是不能够避而不谈的。

而人类学家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在其出版的《人类学的历史》（History of Anthropology）从书中，专门就殖民主义问题做了讨论。阿萨德（Asad）为其中一册书做了后记，他认为目前迫切需要我们考虑的，不再是“殖民人类学的历史，而是充满西方霸权主义的人类学”（Asad，1991）。迈克・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评议道：“学者们对前者的关注主要表现在追溯殖民时期的人类学话语和实践（当然也包括人类学家的实践）”的作用，而对于后者，阿萨德认为应该探究由欧洲强势地位（特别是现代欧洲的强势地位）所造成的话语和非话语的转换之含义以及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赫茨菲尔德 2008：81）。阿萨德进一步分析了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他认为人类学殖民时期也没有发挥过太大的作用，他写道：“人类学家在维系帝国统治的结构中的作用其实非常的微小，并不像对外宣扬的那样显著。他们的知识过于晦涩，在政府的决策中也派不上多大的用场，即便偶尔可以利用，这些知识大多也过于边缘化，远不如商人、传教士和行政人员所积累起来的知识丰富”（Asad 1991：315）。但是相反的，他接着写道：“人类学家在殖民主义时期的作用不重要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没有对人类学家产生过显著的影响。人类学记录和分析被统治群体的生活方式这一任务肯定受到不断在全球扩张的欧洲殖民势力的显著影响，任何针对这一势力所做的严肃的思考在理论上都遭到摒弃。这不仅仅是因为人类学所做的田野调查都是由欧洲诸强资助的，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在话语和实践上的强势地位不但是人类学家试图理解的事实的一部分而且还是他们理解这一事实的方式”（Asad 1991：315）。

人类学的反思：东方主义之旅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就是人类学家反思殖民主义烙印的一个切口，他的理论含蓄地对人类学研究作出了批评。但其实，近些年来一些人类学家也对萨义德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且萨义德思想也受到了来自人类学家（例如Asad，1973；Goody，1996）的启发（巴纳德 2008：180）。在人类学的视角下，东方主义得以不断修正、扩充，超越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笔者主要从两个角度来阐释人类学对东方主义的反思，一个对“西方学”（occidentalism）问题的讨论；另一是东方主义的“再东方化”问题。

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观点来自对“西方学”概念的反思（巴纳德，2008，180）。达勒姆大学的詹姆斯・卡里尔（James Carrier）编辑了一卷《西方学》（Carrier，1995a），书中9位重要的美国人类学家评述了“西方”观念：他们注意到，在任何看待对方的问题上，“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带有偏见，对于西方的看法也更为笼统。正如卡里尔在他的前言所说，当他从社会学转入人类学时，他惊异地发现人类学家在谈论他们的社会时方法过于简单：“作为一种专业上的双重标准，它当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也引起我的反感。他们都是很敬业的学者，努力在自己所研究的社会中发现细微的差别、复杂的情况和内部的联系。但他们也会很随意地用非常简单的术语来定义西方社会，而如果谈论一个村子的人类学家这样做，在他们看来是无法容忍的”（Carrier 1995b：vii-viii）。而不论东西方的关系是虚构还是真实存在的，现代都与全球化经常密切相关，也也越来越成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如果说卡里尔的西方学是对东方学的部分否定的话，那么人类学家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ox）在其《萨义德笔下的东方》（East of Said）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东方主义，则是在承认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基础上，去追问：东方主义能走多远，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与东方主义的联系与区别，东方主义与土著思想的碰撞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等问题。在《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一文开篇，福克斯提到萨义德学术理念的扩散性（diffusion），就如萨义德本人在一篇名为《世界、文本与批判》（Said，1993）的论文中，所作的“游走的理论”（traveling theories）的比喻，意味着理论拥有其固定的根源，但是当它游历到一个新的环境里，最终必将会在具体的情景接触当中发生改变（Vincent 2002：143）。但是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讨论，是从西方到东方的过程，并且有作戛然而止之势。换句话说，萨义德理论没有关照到的是东方主义对东方的影响，是否存在再东方化的过程，在他的理论里是难以捕捉东方人是的主体性（agency）的。而福克斯正是要在承认萨义德东方主义正确性的基础之上，去追寻东方主义的旅程。

福克斯从两条路径进一步深化了对该问题的讨论。首先，他结合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对他几年前对印度北部锡克教的研究作了更深刻的思考，发现英国对于印度的想象是如此刻板与根深蒂固，以至于英国在印度的政策制定也是不加反思地深受这种东方主义想象影响的。他们认为印度的一些种族天性尚武，所以选择在锡克教徒里面招募军队。此外，福克斯还考察了东方主义与文化概念之间的关系，反思到文化人类学研究经常将研究对象看作是单一的、大写的整体，但这种描述本身是参杂着我们自身文化的偏见，这种东方主义的想象是根源于我们自身的幻想、创造以及比喻，而并非田野中的对话（Vincent 2002：144）。福克斯的第二条路径，可以说是对萨义德东方主义的一次突袭。首先他想问的是：东方主义能够走得远？他在这里所说的东方主义已经不仅是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而是他声称的所谓东方主义者，他们的对象和目的是哪里？对此，福克斯认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没有东方主义本身走得远。回到印度锡克教徒的例子，在1920年代，锡克教徒接受了英国对其的刻板印象，征用了英国的军队制度，并反过来利用它作为对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武器（Vincent 2002：144）。这个例子所要说明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如何利用西方世界对其的东方主义想象，融入自身原有的文化体系，反过来对抗西方的殖民主义统治的。福克斯认为，这是萨义德的理论没有走到这一步，如果用一个箭头来指示东方主义扩展的方向的话，那么是由英国指向印度，而福克斯想要进一步探索的是东方主义到了印度以后，会产生什么新的力量。而据他的观察，结果就是一种新的东方主义的产生，它甚至可以反过来对抗西方霸权。

福克斯结合甘地印度民族主义革命的例子，进一步阐释了东方主义的衍生与再生。在1909年9月18日的一期《伦敦新闻》杂志上，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发表了一篇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在立场鲜明地表达了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印度民族主义的怀疑。他认为，印度所谓的民族主义者其实只是印度的一小撮精英分子，他们生活在一个混乱无光的世界──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国教育与文化的启蒙，同时在骨子里还是微妙地存在印度的东方传统。所以，这些人的立场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印度，他们所声称的民族主义是不真实的。切斯特顿认为，他们追求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自由理念都来自于英国，真实的印度民族主义绝非如此，至少他们应该要倾听人民的意愿。而切斯特顿的文章又是如何影响甘地的呢？其实，甘地并非一开始就是抵制西方文明，直到1909年10月13日，甘地才在他的一次演讲上公开表达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抵制，为什么他要等到年近四十才作出这一决心呢？甘地官方的回答表示，这一想法其实已经萦绕心头很多年。然而，真的如此吗？福克斯认为甘地的转变是非常迅速的，1906年甘地还表示过英国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那这种转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福克斯详细梳理了这一过程，并认为这正是东方主义再东方化的结果。

这一转变过程与甘地的阅读经历紧密相关，直到1907年甘地仍然坚信英国制度与西方教育是有很大益处的。1908年甘地已经开始相信西方文化是具有毁灭性的，但同时他也认为印度文化毫无生气。而真正转变的到来，是源自他1909年在英国的阅读经历。爱德华・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对印度文化的研究，将其比作“智慧之地”（Wisdom-land）认为印度文化要优于西方文明，这使甘地第一次正视印度文化的潜力与珍贵，并对印度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新思考。很快，他又读到了前文提到了切斯特顿的那篇批判印度民族主义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已不同的方式，鼓动甘地应该认识到，印度需要对抗的不是英国人民，而是来自英国的现代文明，而这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而福克斯看来不管是切斯特顿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消极印象，还是卡朋特的积极图景，其实都是西方对印度进行文化统治的产物，但是他们反过来又都能够帮助甘地反抗西方的霸权统治。甘地为了克服消极的印度民族主义，而采取夯实原有的积极图景，这诞生了新的东方主义。这其实仍然是源自西方对印度的刻板印象，但这一次是积极地，有益的，并且可以有效反抗西方霸权的。这种新东方主义与原来最大的区别是，它比原来的消极印象伪装得更好，更像是源自于本土的，但其实它仍然是东方主义的产物，它来自欧洲的乌托邦者，简化论者，素食主义者，性自由者等等。所以，这是新的东方主义，也是因为如此，福克斯才敢大胆的断言：自19世纪开始，文化差异与历史分歧就已经不复存在。这是福克斯在东方主义理论上的创新，他比萨义德往前走了一步。

 参考文献

Asad, Tala (ed.). 1973: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onial Encounter. London: Ithaca Press.

1991: Afterword: from the history of colonial anthropology to the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hegemony. In George Stocking (ed.), Colonial Situations: Essays on the Contextualization of Ethnographic Knowledg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314-24.

Carrier, James G. (ed.) 1995a. Occidentalism: Images of the We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x, R. G. East of said. In M. Sprinker (ed.) Edward Said: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992.

Gough, K. New Proposals for Anthropologists. Current Anthropology 9(5)(196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Vincent, Joan. 2002. The Anthropology of Politics.  A Reader in Ethnography, Theory, and Critique. Wiley-Blackwell Press.

[美]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英]艾伦・巴纳德著,王建民等译.人类学历史与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美]迈克・赫茨菲尔德,刘珩等译.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