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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为了孩子赴港读研

搜狐新闻 2023-11-05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极昼工作室 Author 小昼

文 | 殷盛琳 蔡嘉丽
编辑 | 王珊瑚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一堂佛学课

2022年春天,香港珠海学院Zoom在线课堂上,四十多位学生将摄像头对准自己。除了零星几张年轻的面孔,大多数是中年人。
爱米33岁,坐标深圳,是这届应用佛学文学硕士课程的修读者之一。不过,她暂时无心顾及课堂内容,正慌张地将摄像头上调,确保只露出脖子以上——画面之外,她正抱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儿子哺乳。
疫情仍在蔓延,爱米大部分时候在南山区的家里进入课堂。她在线上读研期间完成了二胎生产。整个过程衔接紧凑:上学期怀孕,下学期哺乳,孩子在寒假前后出生。
屏幕里的教授滔滔不绝。话题有时是佛教的起源与发展,有时又延展到禅修,正念或者改变佛学发展的某个关键人物。与其说是课堂,倒更像是老师一个人的独角戏。
爱米听得打瞌睡。她选中这个学校、这门专业的目标非常清晰:用最少的成本拿到香港身份。
这也是许多中产家长的路径——通过申请全日制的香港“水硕”项目,拿到身份,他们的小孩就有资格参加香港DSE(又称香港高考)考试,或者参加华侨生联考,避开内地激烈的教育竞争。在一些中介的宣传中,这种方式被称为“合理合规的高考移民”。
爱米的大儿子刚5岁,她已经在深圳南山区买好了还不错的学区房,即便如此,她仍然担心孩子无法在激烈的内卷环境中胜出。去香港拿身份成为这个家庭规避风险的方式,“给孩子提供一个教育出口的保底方案”。
她找在香港做生意或求学过的朋友“取经”,“我不看专业,我也不看学校,我想要一个课业压力很轻松的,因为我太忙了,我又要顾事业又要顾娃对不对?”问了一圈,才找到珠海学院这所“宝藏学校”。
至于佛学,是她筛选过后的选项:中文授课项目,不要求英语成绩,学费只需要十万多港币。另外,佛学对她也有特殊的吸引力,“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他们都是信佛的。包括乔布斯、马斯克这些厉害的人,他们每天都会定时冥想。佛学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企业家们的心灵得到放松。”
珠海学院的佛学课程一共修读10门课,分两个学期上完。每门课有三个大作业,包括小组选题汇报、3000字的主题论文以及800字的读书笔记。爱米记得自己读过《六祖坛经》,稻盛和夫的《佛法》以及曹德旺的《心若菩提》。如果不是因为需要完成作业,她可能永远不会翻开这些书。
“那会儿我肚子老大了,天天在那儿写得我腰都疼”。后来,丈夫星佳干脆帮她写作业:他在Youtube上找了几个读书博主的视频,用软件语音转文字,再把大家的观点糅合在一起。
佛学已经算“香港水硕”里有含金量的课程了,爱米说,最水的那种甚至没有作业,每周周末花一天的时间去香港上课,一个学期只需要交一篇论文,还是小组合作形式。
爱米的佛学课同学有在金融领域深耕的职场人,小提琴老师,穿僧袍的出家人,或者实现财务自由后寻找精神寄托的富人。她时常觉得自己的目的有些说不出口——在神圣的佛学氛围里,“感觉好像我们一旦有一些歪心思,(就)是不够虔诚”。
直到快毕业,建立学生们的专属群聊,她才发现了好几个隐藏“盟友”。其中有位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考察北京城幼儿园的海淀妈妈。爱米最初发现端倪,是在摄像头下的课堂里,看到过她的两个小孩围过来。对方暴露了母亲身份。后来她们线上聊过几次,那位妈妈说,之前选了七八所幼儿园,带着孩子一一去面试。爱米觉得对方远比自己焦虑。
2022年秋天,爱米从珠海学院毕业,顺利拿到了香港身份的“入场券”。如果一切顺利,7年之后,她的孩子们随时可以跳出同龄人的高考游戏,转身开启通关更容易、在线竞争人数更少的“新副本”。

〓 香港巴士印着副学士课程的广告,这也是在内地考不上大学的一批学生热衷的项目,可以作为香港本科的“入门砖”。图/殷盛琳

从北京、深圳、杭州到香港

8月初,我在深圳南山区见到了爱米夫妇。他们的新公司开在写字楼的60层,透过巨大的玻璃窗,可以俯瞰这座城市最富庶的区域。五年前,他们刚来深圳,住在喧闹的龙华区,那里聚集了大量城中村。凭借房地产的余温,他们迅速积累起属于小家庭的财富。
现在,他们转做身份规划生意。爱米生完二胎后就着手开始接单,出于一个前房地产咨询公司创业者的嗅觉,她觉得这或许是新的风口。事实确实如此,仅2022年,她就签了差不多100组家庭的订单。
写字楼里,他们和其他创业公司共享办公区域。平时用来做咨询直播的小办公室只有几平米,绿色的幕布和打光灯立在角落。空间较大的会客室摆放着茶具,他们一般在那里接待咨询客户。在直播间,在会客室,各地家长的教育焦虑流动其中。
直播连线的家长大部分来自一线城市或者省会,主要分为两类,一种是未雨绸缪,小孩还在读幼儿园或小学时就提前规划,想在孩子高考前拿到香港永居身份。另一种比较急迫,孩子读到中学,发现没有应试教育的天分,家长转而想拿香港临时身份让小孩去考DSE。
他们的问题都是相似的:怎么才能获得香港身份?需要多少钱?能不能在不耽误现有工作的情况下办成这件事?有位湖北妈妈接通了连线,她和爱人都在体制内工作,不清楚能不能走这条路。爱米说,“我只能告诉大家,有些父母非常毅然决然,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辞掉了体制内的工作。”
一年多以来,爱米遇到过许多奇怪的客户。有人要求她签署保密协议,担心周边的人知道他有钱,更担心别人知道他想带着钱往外走,从而怀疑财产的来路;有来自上海的博士妈妈委托她们办理优才计划,但坚决不告诉其他家长,害怕她们成为自己申请路上的竞争者。还有一位客户在深圳著名中学做了多年的语文老师,把许多学生送往世界各国的顶级名校,自己的小孩却平庸无奇。这位父亲动了自己去香港读研,为小孩拿身份的念头。
在家长们眼里,香港不仅代表捷径,也代表“精英圈子”。孩子如果能考入香港的名校或从中学就在这里站稳脚跟,会拥有认识更多精英同龄人的机会。他们相信圈层的力量,相信人以群分。
爱米的客户里有一些全职妈妈。在爱米的描述中,留学拿身份这事,对她们而言也是一次逃离。她们在这座陌生的南方城市建立起社交网络,组织打匹克球,相约爬山、出海,“她们觉得前所未有的开心”。
陈冰原本也是这样想的,但赴港读研的代价远比她想象中大。
和许多内地家长一样,她也为7岁儿子和6岁女儿的教育问题感到焦虑。所以当有朋友向她介绍了香港读研拿身份这条“捷径”后,陈冰几乎没有犹豫,马上开始了咨询和申请。爱米向她推荐了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但2022年秋季入学时,学校要求一定要到港念书,不再有线上授课。陈冰有点懵,她长居杭州,原本以为,自己也可以像爱米一样,远程读完硕士课程。但现在,如果想继续计划,她必须从服务了十几年的公司裸辞。在那之前,她是这所氛围轻松的外企里的资深IT工程师。
她迟迟没能做出决定。原本9月1日就要报到,她向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也是最长时限。如果10月1日还没到校,会被判定为挂科。她没办法,买了10月1日杭州飞香港的机票,同时买了两天后的回程票。结果到那里才发现,自己回不去了。老师很直白地告诉她,如果翘课太多,可能无法顺利毕业。陈冰反复权衡,最终还是向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
陈冰真正回过神来,是在香港生活了半个月,有次坐大巴车从屯门去往市中心,沿途经过跨海大桥,她看着空空茫茫的海面,才意识到自己正进入全新的生活。
人到中年,突然被抛向未知,她整个人显得有些失重。硕士课程都在晚上,她一般到中午才起床,再从长租酒店晃悠到屯门公路的校园里。课堂上,她是拿着电脑坐在教室最后面角落的那种学生,尽量避免和老师有任何眼神交流。
到了陈冰这一届,佛学课程扩招到50多人。大家不再像爱米一样对自己的目的讳莫如深,陈冰说,同班同学里,大多数都是为了小孩教育才过来读书的家长,基本都在40岁左右。有位接近50岁的家长,孩子已经在读高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60多岁的大哥,已经退休了,是少数真正喜欢佛学、没有直接功利目的的同学。

〓 陈冰的毕业典礼 讲述者供图
今年7月,陈冰顺利毕业。毕业典礼上,陈冰的丈夫和儿女也来了——4月份,在同一所外企工作十几年的丈夫被裁员,拿到了一笔丰厚的赔偿金。在杭州,丈夫再次投出去的简历都没有回音,他们决定干脆到香港重新开始。儿子和女儿也做起小小“港漂”,在暑假进行了插班考试。
在爱米接触的客户里,像陈冰这样读研之后最终选择留在香港的家长并不少见,大概有十分之一的家庭做出了相同决定。
和陈冰一家见面是在香港上环的咖啡厅。她穿一件蓝白条纹的T恤衫,戴着框架眼镜,没有化妆,如果在路上遇见她,你会以为是本地最普通不过的居民。不过,在狭小的咖啡厅里,这个家庭的普通话倒是引人注意,旁边的顾客不时打量他们。一口粤语的本地服务员努力地在和两个小孩沟通。
落地窗外,香港上环的街道显得有些沉寂,行人寥寥。过去两年里,香港流失了14万劳动人口。上环所在的中西区算是香港的富人区,也是移民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疫情期间,香港一些办学质量并不高的私立院校面临亏损,招不满本地学生。招生办会主动与内地留学中介寻求合作,为课程招揽生源,甚至降低录取门槛。
但现在,招生处“太傲娇了”。爱米说,随着留学拿身份的家长涌入香港,1000多个、2000多个人竞争几十个名额的情况并不少见,学校再也不必为生源发愁。一些课程的学费暗搓搓上涨,招生标准水涨船高,之前对语言没要求的中文授课项目,也开始要求雅思成绩。

“深港妈咪”:移民中介的自我修养

在虚构的身份里,Vivi是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为了孩子的教育,通过申请优才计划拿到了香港身份。“鸡娃不如鸡自己,家里有娃的,咱们一起聊聊吧”,她在社交平台上的简介里介绍自己。账号头像是精心设计后的形象:一头利落的短发,穿剪裁得体的套装,妆容精致。
现实里,她是深圳一家身份中介公司的内容运营,脸色暗沉,有长时间工作带来的疲惫感。她服务的这家公司已经成立了17年,打出的宣传语是,“全球每3位香港优才获批者,就有1位来自XX”。
事实上,“水硕”留学只是香港身份生意版图里的一个边角,由此延伸的增值服务已经发展为相对成熟的产业链:小孩择校、租房、菲佣、保险、医疗,每一个在港生活的细节都是市场。
入职两年多,Vivi已经算是小组里除了领导外最资深的员工了,她见证了公司在政策风口上迅速扩张的过程。
这门生意真正的“爆火”,是从2022年10月开始的。当时,港府宣布取消优才计划的年度配额,限时两年。2022年12月底,又启动了“高才计划”,只要满足前一年的年薪在250万港元以上,或者在全球百强的名校获得学士学位,都可以通过高才计划,获得香港身份。
她们的业务随即开始暴增,公司规模迅速扩张。Vivi说,去年3月,公司还只租了一层半的楼,到了今年夏天,已经占据了写字楼里的整整五层。为了应对噌噌上涨的单量,公司新招了很多员工。Vivi的工资也迅速攀升:每谈下一笔订单,她就能拿到相应比例的分成。
她前几年的工作经历有些倒霉,做过自媒体,为一些情感大号写原创文章,但不论怎么写,都赚不到太多钱,后来换到在线教育行业,薪水涨了没多久,行业就垮了。
现在,她终于幸运地赶上了风口期。因为不知道这样的政策窗口会持续多久,所以她拼命努力,是组里的“卷王”,想趁现在多攒下一些钱。
Vivi具体的工作,是通过做内容去触达客户,引流拉新,然后把顾客对接给咨询,由她们负责签单。她会根据各个平台算法的不同,做不一样的内容。在知乎这样的平台,她会发偏解释类的文章,在小红书或者微信公众号,就得靠“经营人设”,“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在她眼里,这群家长充满焦虑,孩子是他们的软肋,也是他们做一切决定的理由。在和难缠的中产家长打交道时,她一般会从家人身上找灵感。姐姐的小孩成绩不好,中考落榜了,要面临“分流”。她旁观她们做母亲,在补习班和各种教育政策里挣扎,已经感受到窒息。
这个深漂多年的80后即将40岁,仍然单身,尚未进入婚姻。她对成立家庭的兴趣逐渐寡淡,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多赚点钱,好好享受生活。
她旁观着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尽力在燃烧的火堆上加把柴。她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上,文章标题常常是这样的:《高考人数直逼1300万,一张香港身份证能解决中产焦虑吗?》如果有可能,她希望这火堆永远不要熄灭,这样她才能赚到更多钱。
夜幕低垂的深圳街头,Vivi挤进人流,她得搭乘晚班地铁回家,省下钱来还房贷。

〓 截至今年2月28日,8325名内地申请者获批“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占整体获批数目近95%。中新社李志华摄

更大的成功

出人意料地,这群为小孩寻找教育捷径的中产家长,拥有大致相似的人生路径——出生在并不发达的小城市或者县城,是古早一批的“小镇做题家”。他们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在大城市立足,并靠时代红利与运气积累了不错的财富。孩子是他们人到中年后的 “人生试卷”,没人愿意得低分。
爱米在前二十年多的人生里,是一个标准的小镇女孩成长模版。
她在宁夏一个小县城里长大,成绩在班级里稳居前十。她记得当时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就已经存在,2009年,高考结束后,她们翻阅成绩单,发现排名前列的学生都不认识,属于“空降”学霸。
“但其实我也是弯道超车的,因为我是少数民族,所以我加分。”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同宿舍的山东同学录取分数比她足足高出100分。
当时她并不知道,进入大学只是游戏的开始而非终章,同学们的出路也因为出身与资源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在同学开始用上苹果手机的时候,她还在用老旧的诺基亚,在同学们享受青春时,她在勤工俭学。让她感触最深的,是读大三、大四的时候,一些同学在准备出国留学,讨论去北欧还是美国。她哪个都不敢想,早早就决定直接就业,补贴家用。
毕业时,她做了最保守的决定:回老家省会银川,进入一家国企。入职后她发现,跟她同批的同事里,有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靠关系进去的。包括星佳,她后来的丈夫,也是父母花了钱,找了关系塞进去的。
爱米讲话时,丈夫星佳斜靠在沙发上,他穿一双黑色凉鞋,用慵懒的语气谈论起他们这五年的创业经历,像在追溯一场美梦。他感激深圳,这座逐梦之城从不排外,给每个人机会。
从一所二本大学毕业后,他被父母安排进银川一家通讯国企,和爱米成为同事。但他并不满足于国企的安稳,在那里混了一年多,就瞒着父母辞了职。他开始接连的创业,做过微商,卖过面膜,开VR体验馆,都失败了,赔了二三十万。最后他总结失败的原因,银川不存在真正的创业者。在这里想把一门生意做起来,靠的是人脉逻辑而不是市场逻辑。
他决定离开银川,去一线城市闯一闯。他和爱米筛选了一圈,决定来到深圳,这是对年轻异乡人最友好的一线城市。
之后的五年,他们赶上了时代的新风口,迅速积累起家庭的资产。爱米在2019年房地产回暖时创业,做房产销售,她记得当时夸张的情景,几乎每天都有房子在成交,日薪近5000块。他们在南山区买了三套房,又在北京、杭州等城市置办了房产。这也是许多中产家庭的积累财富的路径。
为什么还是焦虑?爱米的感受是,中产没办法把很多资源直接传承给下一代。“他可能在公务员体系里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但没办法把职位传给他人。孩子必须经历中考,再经历高考,考到一个本科,或者一个研究生,才有资格去报考他那个职位。”
中产家庭有财富,但似乎也没什么机会能让资产稳定地保值增值。而坠落却随时可能发生:房价会下跌,P2P会暴雷,中年企业精英随时面临裁员。最稳妥的方式仍然是,把小孩也培养成精英,才不至于轻易掉落阶层。“孩子没考到高中,被分流了,是蓝领,你就是掉落阶层了,对吧?你但凡想找个体面一点的工作,起码是个研究生。”
事实上,他们的中介生意也迎合了这样的焦虑。为中产家庭提供解决方案,或者说,提供人生阶段的GPS。“我们要确定性”,爱米说。
见面时,爱米戴一副珍珠耳环,脖颈与手腕上是梵克雅宝的成套饰品。她穿着质地华贵的职业套装,扎着低马尾,惯常的中产妈妈打扮。但星佳说,他们仍然有更大的物质需求没有满足。
星佳的偶像是罗伯特清崎,《穷爸爸,富爸爸》系列书的作者。“他们夫妻两个都已经六七十岁了,依然活跃在twitter,写文章发表一些观点,宣传说不要相信任何国家,靠不住,要靠自己赚钱,不要相信现在的教育系统。”
星佳说,这五年,他们经历的这些和真正“厉害”的人比起来,简直乏善可陈。他们身边很多客户做外贸,碰上行业风口,两年时间赚了几千万。也有人早年在深圳湾买了房子,1500万随即涨到了4000万。“对不对?是不是?人家住着豪宅,看一看海景,看看对面的香港。”
他们渴望着更大的成功。
而那些没从银川县城走出来的同学们,大部分仍然生活在那儿。许多人连高中没考上就去工作了,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做小生意,开店,或者干脆进入体制内。
他们承认,如果孩子处在和自己一样的环境里,如今的高考竞争压力要更大。小辈们想要走出县城,走出银川,一定是更困难的闯关。星佳感叹,“阶层必然是越来越固定的。你只能把他们玩的游戏规则推翻,重新搞一个新的游戏。”

〓 深圳蛇口码头,许多家长从这里坐轮渡,可以直接抵达香港上环。图/殷盛琳

内地与香港之间:一位插班生的肖像

在香港,这场“新的游戏”中,西瑶每周最期待的是周末。像逃难一样远离压抑的课堂与逼仄的公寓,西瑶和妈妈会一起去圣安德烈堂听免费的粤语课。
这座位于沙尖咀弥敦道一处斜坡上的老教堂,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每一次,她们需要走过长长的台阶,才能抵达门前。
殷红色砖墙与彩色玻璃筑造起西瑶的小小巢穴。在这里,绝大多数学员是共享同一种语境、拥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内地客,同样的异乡人。教课的本地老师是确凿无疑的温和派,不必担心会受到排斥与冷脸。坐在一群相似的人中间,她感觉到安全。
西瑶16岁,梳着马尾,瘦削高挑。她是典型的那种在公立教育体系里长大的小孩,做事沉稳,拥有一颗“老灵魂”。她说自己除了偶尔追星之外,不怎么像个当代年轻人。
今年年初,经历插班生笔试、面试后,她从北京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国际部,转学香港,入读香港一所排名不错的“一等”学校,暑假开学后即将升入中四。
如同许多家长规划的那样,她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求学,走在一条避开激烈高考竞争的捷径上。但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追问。
她身处热闹的校园,却像在孤岛。有香港同学会当着她的面说坏话,她一面生气,一面又觉得这群香港同龄人好幼稚,“在《甄嬛传》里感觉(他们)活不过第三集”。
西瑶说,她后面越来越觉得乏味,也没有兴趣主动融入他们。“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交流,不知道怎么开启话题,因为语言不同,确实有点不知所措的感觉。”她在香港最好的朋友,是一个有内地背景的女孩,两个人在孤岛上抱团取暖。
李宁起初以为香港学校没有社团活动,因为女儿放学后总是很快回家。后来她才知道,是女儿刻意避开了那些需要待在“集体”的时刻。
李宁是那种让人挑不出错来的妈妈,做事风格和发型一样的干净利落。她和丈夫在东北的小县城长大,高考给了他们去往城市的机会。毕业后,1999年,他们来到北京,在此工作与生活。
在做母亲这事上,她绝对兢兢业业。过去16年里,女儿西瑶是家庭的轴心。李宁说,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女儿在哪里读书,这个家就跟着迁徙到那附近租房。去香港前的最后一站,在北京海淀区,西瑶中考考入了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国际部。
从拿到香港身份,到抵达遥远的南方小岛开始新生活,李宁和女儿只用了3个月。筛选学校的坐标系与在北京没什么本质差别:必须是第一等级的学校,升学率必须要高。
李宁对移居香港的选择有后知后觉的庆幸:西瑶参加香港插班生考试时,还没有多少人报名,但从今年5、6月份开始,这条“捷径”的竞争压力骤增,“(一所)学校所有年级加起来也就二三十个名额,然后有几百个孩子去参加考试”,她补充说,“几乎都是内地的孩子。”
在香港,她们租住的房子在40层,只有45平方米,仍在西瑶就读的学校附近。
李宁记得,刚到香港的头一个月,她有点崩溃,西瑶几乎每天回来都要跟她掉眼泪。她隐约感觉到,除了语言和文化的隔阂,女儿还面对着急于自我证明的压力。“她入学之后,香港同学也会窃窃私语,大家对内地来的学生的刻板印象就是肯定学习很好”,李宁说,女儿害怕如果自己表现平平,会被同学们暗地嘲讽,觉得她不过如此。
连她自己也处在封闭的状态里,极少社交,每天除了去买菜,准备女儿的饭菜之外,她大部分时间缩在公寓,体重迅速攀升。但看到女儿情绪低落,她强迫自己主动像蜗牛一样伸出触角,带着女儿一起努力融入庞大的城市。
在茶餐厅,李宁用蹩脚的粤语点菜,用行动鼓励女儿,“open一点”,不要怕出糗。
没人提起过后悔,李宁说,她们彼此都知道,海淀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到香港,跟(北京)学校办退学的时候,就问过学校能不能保留学籍,学校一口回绝了,说不可能。”办理退学手续后,西瑶在原班级的名额迅速被新的同学取代了。
香港的教育并没有想象中轻松。一位2013年到香港读研,并留居多年的福建妈妈说,“精英教育在哪里都很卷,香港一样非常非常的卷。”她说,在香港,小孩读中班,4 岁左右就需要提前为小学面试做准备了。她并不觉得孩子们来到香港就可以避开竞争,“可能在应试上的教育竞争少一点,但是你要面对香港国际化的竞争,多元环境的竞争。”

〓 香港补习班,也是一门火爆的生意。图/殷盛琳
在香港,西瑶看到了以前没见过的世界,“打网球,认识不同的人,听他们的故事。”但是她总感觉很孤独。她说,在北京,大家总是会强调集体荣誉感这个东西,一个班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但在香港,行政班只是大家在一起上课,同学和同学之间不太会有很深刻的联系。
她现在只想快点结束这场“闹剧”,通过DSE考试,考入港大。有时候,她想到留在人大附的那些同学们,至少有同窗情谊,而自己高中三年只是工具化的“进身之阶”而非一种青春体验,还是会觉得有点遗憾。
中三学年结束后,西瑶和其他香港学生一样,提前进行了DSE科目的选择,类似于内地的文理分科。她选择了热门的经济和会计学。
这个短暂的假期里,她在北京798和一位网友见了面。对方做设计工作,60多岁,没有小孩,养两只狗。平时爱自己画画。西瑶觉得这位阿姨特别潇洒,在过着她理想中的生活。她对艺术很感兴趣,想从事和电影或剧场相关的工作。
但她觉得目前来说,那只是一种梦想。如果本科去读香港艺术院校,似乎有点浪费了。她还是会先选择读名校,读最热门的科目。

〓 街边蔬菜店,内地家长们听不懂粤语,一般会直接付大额现金,让对方找零。图/殷盛琳

香港,作为退路与起点

这个夏天,是陈冰一家在香港新的开始。她们在上环租了套40多平米的老房子,月租16500元,两室一厅,一家四口在7月搬了进去。为了节省费用,许多家具她是通过淘宝网购,邮寄到了香港。和杭州一百多平米的住处比,这里显得异常拥挤。丈夫和自己的工作都还没有着落,两个小孩占据他们全部的生活。
安顿下来后,她就开始焦虑起孩子的插班问题。她发了100多封邮件,投了3、40封简历。最后两个小孩被中西区一家小学录取了,这里是香港的“富人区”,反而成为竞争较小的区域——孩子们最大的竞争对手,仍然是内地生,离关口越近的区域竞争越激烈。
虽然来到香港,但许多家长仍然带着内卷、竞争式的惯性对待教育。陈冰也不例外。她想给孩子们报补习班,在香港的街道上逡巡。去一家补习班询问时,有年轻的香港本地老师皱着眉头应对她的连环提问,最后劝她,再仔细考量一下,是否真的有报班的必要,不要那么焦虑。

〓 陈冰一家租住社区附近,这片区域房租昂贵。图/殷盛琳

陈冰还在学习如何让自己放松下来。在之前工作的企业,或者说,过去这些年经受的教育与生活,让她成为“模式化”的人。陈冰说,她之前和孩子们去参加香港的亲子活动,发现自己画东西规规整整,眼镜就是画圆圈,嘴巴就是一条弧线。
但小朋友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们用贴纸在板子上贴满各种亮晶晶的东西,很有创造性。“如果一直在教育体制下,他可能这个东西慢慢就被磨掉了,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奇思妙想的,但就是会慢慢变成统一的模版,可惜了。”她希望孩子们可以保留这样的想象力,不要变成一颗螺丝,也不要变成一具模版。
星佳对小家庭的下一个规划是去日本养老。无论是深圳还是香港,似乎都无法满足他对生活的期待。“我们现在(深圳)住的房子有180多平,在香港住房成本要高五六倍,生活水平是跟不上的,就感觉去到香港还是有点阶层掉落的感觉。”
另外,他想在同时持有深圳身份、香港身份的基础上,再拿一个海外绿卡,“随时可以走”。
香港对他和爱米来说似乎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他说自己掌握不了香港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对他来说也并不重要。“我管它好还是坏,我都是受益者。”他对政策的风吹草动非常敏锐,在下任何判断之前要关注政策的倾向性。“实际上(有人)经常会讲,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谁是那个代价?我不想成为那个代价。”他笑起来,眼镜在午后阳光的折射下晃动。“我想成为代价之后,享受胜利果实的人”,他接着说。
至于小孩的教育,香港也只是一个备选项。爱米说,目前看来,6岁的大儿子性格争强好胜,喜欢集体,和公立学校的风格还算适配。如果他真的是个学霸,在国内参加中考高考也没问题。如果儿子不喜欢刷题,也可以去读深圳好的私立学校,未来申请海外的大学,或者去香港读书,避开中考分流。
另外,儿子目前对国际象棋特别痴迷,他们打算等他再大一些,给他找世界一流的国际象棋教练,如果儿子真的有天赋,也可以去打比赛,上SAT课程,去申请美高,进而冲击藤校。“这几条路都给他铺好,每条路都可以走”,爱米说。
在这个9月,他们的100个客户即将抵达香港,开始硕士课程。
每位家长都祈祷香港的政策不要有变化——起码在自己的孩子结束DSE考试前,不要有任何变动。
(文中陈冰、西瑶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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