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只怒气冲冲的巨鸟。

他在台下的人群里看见了他。他不认识他，但他坐在那里，你没办法不看他——“夺人眼球”，媒体时代猴急的汉语。他想起他刚刚终止了一项购置瞳孔识别的打卡机的计划，那个单位已经陷入隐秘的恐慌，据说如果你每天早晨都把眼睛对准那只阴险的镜头，你的瞳孔迟早会散掉。像一粒散了黄儿的鸟蛋。对机器的恐惧和对身体管制的焦虑。他想，他们倒是不担心灵魂，按照传统的想象，灵魂藏在瞳孔深处，随时可能被吸走，就像插一支吸管，吸干瓶底的果汁。

他想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的，他正在这儿谈论网络文学，而阿特伍德阴魂不散。这个严厉、尖刻的女巨人，据说身高一米八以上，他正在读她的《别名格蕾丝》，但是，他还没有读完，等到这儿完了事，他得赶到附近的一家书店，当着另外一群人，谈论这个加拿大小说家。

问题是，关于阿特伍德他并没有什么话说。现在，看着台下那个家伙，他的心情更糟，他不明白这货为什么要把头发搞成这个鸟样，两鬓推上去，然后雪白的、显然是焗染出来的一大撮头发在头顶上兀然耸立。

的确像一只巨大的鸟。

但问题是，究竟是什么鸟？

哦，阿特伍德，他忽然想起来，在一本书上，阿特伍德似乎发表过关于鸟的高论。什么书呢？

晚上回家之后，他终于在一本名叫《见证与愉悦》的书中找到了那段话：

“她有野鸟般摄人心魄的眼睛”，这种句子使我疯狂。我但愿我能够写出这种句子而不尴尬。我但愿我能够念出这种句子而不感到难堪……

“她有野鸟般摄人心魄的眼睛”，啊，但是哪一只？也许是一只尖叫的猫头鹰，或者是一只杜鹃？那可很不一样。

这种发疯的处女座让世界变成荆棘丛生的地方。在我们这里，我们真的不会在意那只鸟是哪一只，我们喋喋不休地议论或争论，我们很可能会为一只野鸟相互撕咬或发动战争，但是，我们永远不会使我们的争论进入“哪一只”，我们始于抒情和隐喻，并在抒情和隐喻中达到爽点和嗨点。

但是哪一只？哪一只？

这疯子一定要知道是哪一只，你必须明确你的所指、澄清你的条件，你才能做出可信的描述和判断，你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这是一种多么不同的习惯。

好吧，他叹了口气，合上书，为了让她别再那么抓狂，他喃喃地说，那是一只大白巴丹鹦鹉。

离开北大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来，他们处心积虑、加班加点地在干一件事，就是要让他在今天找不到路。“遂迷，不复得路”，他不知在哪儿看过一个关于桃花源的解释，也许，那个渔夫误入了平行时空，当然也可能他进入了幽灵的世界。他使劲想也想不起这里是哪里，再向南去应该就是“三教”，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操场，操场的东边是游泳池。但现在，了无痕迹。有一瞬间，他想起1981年的夏天，那是另一个桃花源，一个遥远的伤感的衰老的故事，而今天，要谈的是一件新事，让我们面向未来。

——网络文学。他想起2010年夏天，在复旦的一个会上，他曾经力图清晰地表达他的情绪，是的，那是情绪，混杂着幽怨、委屈和恼怒：那不就是通俗文学和类型小说吗？他们曾经被新文化运动压下去，终于在网络空间上卷土重来，萧瑟秋风今又是，前度刘郎今又来，换了马甲，就真的认不出来了？当年被打入阁楼的“旧文学”有了一个指向未来因而隐含历史正当性的名字：网络文学，而谁能想到啊，鲁迅、胡适、茅盾，他们的“新文学”竟成了“传统文学”。革命尚未成功，怎么革命者就被革了命，我还以为我是“先锋”呢，转眼间怎么就鸳鸯齐飞、黄花谢了一地？

你是说这是一件很旧的新事？中场休息，站在门外抽烟，许子东问道。

是啊。或者说，是很新的旧事。

六年过去了。现在，他和陈晓明坐在邵燕君的两边，是的，两个“传统文学”的代表，“传统文学”“纯文学”“严肃文学”“高雅文学”“主流文学”……你有太多的名字、你失去了你的名字。好把，也许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你现在已经习惯，你就是传统文学。

但坐在中间的燕君女士却在谈论电子文明和印刷文明。问题已经不在文学，更不在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分合兴替，我们面临的是世界范围的媒介革命。电子文明正在取代印刷文明，你必须从媒介革命的角度去理解网络文学。

山雨欲来风满楼，事情正在起变化，革命的性质和规模和影响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麦克卢汉的幽灵此时就站在燕君身后，这是另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威严的先知，媒介即内容！他说得多么好，一切终将到来，一切必将结束，那只巨鸟——好吧，那是一只电子时代的兀鹰，它正在展翅滑翔，注视着草原上印刷文明的角马或者羚羊。

他不知道阿特伍德对此有何高见。他真希望看到这尖刻的女人碰上麦克卢汉，先知死于1980年，他们两人应该见过。

但是，他正在和燕君和麦克卢汉和晓明聊天，他得说点什么，好吧，现在有请钱先生。他说，那天杨绛先生去世后，我又把《管锥编》找了出来。正好，钱钟书先生也谈到了媒介革命。

媒介即内容。他记得钱钟书也这么说过。

那是在《管锥编》第一册里。他有两套《管锥编》，都已经发黄，一半是因为时间流逝，另一半还是因为时间——如果实在需要打发时间，比如漫长的旅途，他有时会带上一本《管锥编》。在燕君与网络大神猫腻的对话中，猫腻恶狠狠地说，时间需要杀戮！这是他给出的网络文学的根本理由。他说的不错，我们的时间都需要杀戮，就像时间终会把我们收割而去。但是，我还是愿意用《管锥编》杀时间，知识的碎屑，如沙漏之沙，或者，像旧时守节的寡妇，在黑夜里，点一盏孤灯，把一地的黑豆、绿豆、红豆一粒粒拾起。

现在，钱先生谈《春秋》。《春秋》有微言大义。《春秋》经文逐年记载二百九十五年事，只用一万六千字，简略到了不讲理。但古人认为，圣人如此简略，一定有道理，这是出于精心设计的修辞策略，关于世界是怎样和应该怎样，圣人必有判断，但是，圣人不明说，大音希声、大智若愚，圣人力图在无限接近于沉默的言语中隐约其辞。“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杜预《左传正义序》）总之，这位圣人——假设他是孔子，实际上恐怕不是，他在写《春秋》时如此小心翼翼，语焉不详，三百年风云激荡于胸，吐出来时幡不动心也不动。

为什么要这样？《公羊传》的解释是，圣人怕得罪人。《汉书·艺文志》里说：“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事不宣，所以免时难也。”这个说法广为流传，几乎就是定论，但《左传正义》序，杜预注意到了这个解释中潜伏的道德疑难：如果他是如此谨小慎微的一个圣人，他还能算圣人吗？“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晦以辟患，非所闻也。”没听说过有这等缩头的圣人，所以，杜预的解释是“言高而旨远，辞约而义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关于这件事一直在争论，但争着争着双方渐渐变成了一方，诗学、史学、美学都是由《春秋》来到《春秋》去，要义皆在“言高而旨远”，至高境界就在隐约闪烁之间。

但钱先生真是聪明，他说，你们真是都想多了。关键是媒介，关键是那时还没有进入印刷文明，书写所用的是简与帛，简要砍树伐竹，帛要养蚕吐丝，怎么可能下笔千言，怎么可能日更万字。哪里有什么微言大义、隐微修辞，实在是写不动了，只能越少越好，越简越好。

好吧，钱先生就是这么说的。

后来，邵燕君说：同学们都说，你真懂啊。

——我不懂。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会留在原来的草原上，至于最终会不会被兀鹰消化和排泄，那与我何干？正因为这件事和我没什么关系，我才可以尽情任性地谈论它。

可说的，都是无关之事。无关到了云端和地面、今生和来世，人们才有这么多话可说。

但有时，你必须小心翼翼，步步惊心。

他有时想，也许那位撰写《春秋》的圣人既不是怯懦，也不是懒，他只是对语言怀疑到了骨子里。他知道，能够说出来的大半是假的，能够形诸语言的必定已经与真相相距甚远。年复一年，他枯坐檐下，遥望世上万事，他在想，要什么样的狂妄才能判断，要何等的鲁莽才能说出人们的心中所想。

那天早晨，他放下《别名格蕾丝》时，年轻的精神病医生西蒙·乔丹还在1859年和那个名叫格蕾丝的女杀人犯聊天儿。看不出有什么进展。到目前为止，格蕾丝一直在回忆她的生活：混乱、饥饿、恐惧的生活，但在这个限度内，人也自有她的快活和幸福。她快要说到案发当天的前夜，他想他其实已经知道了结果，他确信，阿特伍德写这么长一本小说不是为了证明杀人犯是杀人犯，格蕾丝必定是无辜的。但乔丹医生感兴趣的，显然不仅是当年那桩骇人听闻的谋杀案的真相，他想打开和确认格蕾丝这个人，她是谁，她何以如此，她的每一寸思绪和经验，推动她走到今日的所有力量和动机……

一个年轻的，相信科学、相信进步、相信世上万事皆可解释而人心和人的命也必可解释的精神病大夫每天和这个杀人犯谈话，乔丹医生煞费苦心地探测她的记忆。这个女人活在深渊里，她所经历的一切，乔丹医生站在岸上，无法想象。

1859年，弗洛伊德还是个三岁的孩子，刚刚度过了危机四伏的肛门期。据他后来的理论，在这一时期，一不小心就会形成乱拉乱尿、放肆无礼、胡说八道的排泄型人格。而乔丹医生，他是弗洛伊德的前辈，在他的时代，千奇百怪的招魂术正在上流社会盛行，他当然不相信那些，他确信，正在萌发的现代精神医学将能够澄清人心，当然这里没有水晶球或者鞭子，但是，这里有一个苹果或一个土豆，说吧，记忆，你只管说，任意滑行，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原因的原因的原因……

——这是一门精微的技术，小心翼翼地辨别，揭开一层层的遮蔽，最终还原出那个真实的、被你自己遗忘的你。

——这是手艺。是冷静、精确，还有克制的快感。这是一张旧画，被时间、氧气、灰尘和PM2.5侵蚀涂改。现在画面朝下，在案上展开，用一公斤的不锈钢镇纸压住，均匀浇注热水，浸泡，等待，等着那层糨糊渐渐泡开，然后轻轻地揭去背后的托纸。那张纸是为了托裱这幅画，让它能够挂上厅堂，它已经和画融为一体，它又叫“托心纸”，以心相托。可是现在，它被泡开了，与心相离。

她说：你试试。

他小心翼翼地揭起一角，有一刻，他不能确定是否真的把它们分开了，但分离已经开始，正在蔓延，越来越确定无疑。像刀片划过皮肤一样确定。他的手慢慢提起，那张纸从另一张纸上渐渐站立起来，他能够感到分离的张力，粘连、留恋和决断，他感到一种隐秘宁静的快感，是如酥细雨，是一笑轻身。

那张画安静地伏在案上。

它现在是透明的，色彩和笔触，静静地悬浮在纸和水的内部。

他惊叹地看着，他想，即使是画家本人也不曾见过这个景象。

她说：你看，这算是洗干净了。

他指着那画面上方一片淡墨色的霉迹：这怎么办？

她笑了：没办法。可以用草酸去掉它，但是，这样就会破坏纸的纤维，颜色也会比画面更白。当然，可以补色，但无论怎样，这张画都会受伤。

是的，我们本不该奢望得到一张原初的画。他想。

修画的楼老师是张伯驹后人，那天坐在午后的阳光下，漫说当年旧事。他提起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是张伯驹先生的表哥，晚年潦倒无依，被张先生接到家里照看。上世纪80年代，陈伯达出狱后，白首寂寞，闲话天宝，不知怎的，也说起了这位“洪宪太子”：

进北京不久,大概是因为我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吧，有人告诉我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现住在北京。有一个星期天，我想到街上随便走一走。我坐车到袁克定的住处附近，下车后向路边的人打听到袁的家门，就进去了。进了一间房子，有个人正躺在床上。我问他是不是袁克定。他回答说是。我跟他随便寒暄了几句话。那时他病得比较厉害，大概袁世凯倒了以后，他只靠些过去的积蓄过日子，这时候积蓄已花费得差不多了，生活比较困难。我说了些注意养病的话，就走了。他以及附近的人当然都不知道我是谁。他们不会想到写《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人会去看袁世凯的儿子。记得我和彭真提起过这件事。听说后来北京市对袁克定有了安置，每个月给他发些生活费。

袁克定1948年起寄居张家，当时张伯驹所住的是承泽园，在今北大畅春园西北。1952年承泽园卖给北大，又过了半年，张家迁居城内后海附近，另外在西城买了一处房子供袁克定居住。陈伯达的探访应该就发生在袁氏住西城期间，那至少是1953年，并非“进北京不久”。在张家人的回忆中，章士钊在中央文史馆给袁克定安排了一个闲差，每月五六十块钱。但这也许是陈伯达给彭真打招呼的结果。

此一段旧事他当年随手抄在本子上，也不知是从哪本书上看来。那天下午，和楼老师闲谈，说起袁氏落魄，火气全消，为人极是谦和。过到极窘处，每日窝头就咸菜，夷然无不平之意。只是德国留学的老毛病改不掉，窝头用刀叉切着吃。孤处陋巷，门开处有客来访，来的是写了《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那人，他却也不知。

这件事里，新旧鼎革之际，尽是苍茫中国，悠长岁月，个中况味难言矣。那一日，别了楼老师，他下楼走到池塘边，闲看水底斑斓锦鲤。一少年坐在池边石上，手里一个烧饼，掰一块投向池中，看一会儿世界乱了，群鱼喋。

“那一只老了。”

顺着少年的眼光，他看见一条大鱼静静沉在水底。

“好些天都不想吃东西了。”

“你认识他？”

“我在我妈肚子里就认识他。”

“哦，你是说你妈怀着你的时候就天天来喂鱼？”

少年不答。掰一块饼递过来。

他接过饼，慢慢放进嘴里。

他忽然想到，福楼拜《淳朴的心》里也有一只鹦鹉，它来自殖民地美洲，名叫鹭鹭，一个孤独的巴黎女仆收留了它，渐渐膜拜它。它死于1837年，然后，“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幅埃比纳的版画，画着主耶稣受洗。她觉得那画上的圣灵特别像鹦鹉，它那绯红色的翅膀，绿玉般的身体，简直就是鹭鹭的写照。”

他合上《福楼拜中短篇小说集》。他想，这真是疯了，这一天他在1859年和印刷文明的未来之间奔波，现在一不小心又到了1837年。是的，革命一直在发生，福楼拜笔下的“七月革命”，阿特伍德笔下的“大造反”，还有下午的媒介革命。我相信媒介革命正在发生，但正因为如此，它对文学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内在的网络性问题。伍尔夫他们曾经深入思考铁路、电报、机关枪对人意味着什么，那么在网络时代、媒体和自媒体的时代，人们的经验、人们的内心发生了什么？写作的新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如何展开？

——他觉得他掌握了主动权，他喜欢网络性这个词，这个词使他确信，游戏依然在他熟悉的界面上运行。

但是，他又看见了那只大白巴丹鹦鹉。他忽然感到一阵无端的焦虑。那位可怜的乔丹医生，他最初以为他会和格蕾丝发生点什么，医生爱上了女病人。但是，那天早晨，他已经对此不抱希望，这个自信能够把握自己，也能够探知人心的家伙，他很可能会在他意想不到的地方沦陷，就像他做的那个梦：一条围巾或是面纱在飘浮，“他跑着去抓住它，跑出了院子，跑上大路——他当时在农村——跑进田野，跑进一个果园，那布被缠在挂满了绿苹果的小树的树枝上，他把它拽下来，那围巾掉下来，盖在他的脸上，他才知道那不是布，而是头发，一个隐身女人的芬芳的长发，缠在他的脖子上，他挣扎着，但被紧紧地缠住了，简直不能呼吸，那感觉既使人痛苦，又几乎让人不可忍受地激发性欲……”

——我敢打赌，那女人不是格蕾丝。如果一定让我猜，我会选他那位可怕的房东太太。

他想，阿特伍德，她什么都知道。人是多么软弱，因为善，或者因为关于善的言辞，我们这么说着，我们就真的以为那是我们可能和必定成为的样子。而这恶毒的女人，她亮出底牌，别再说了，别再聊下去，你们对自己、对一切所知甚少。

他向教室外走去，他注意到那只巨大的鹦鹉正尾随而来，这时，他忽然想起他是认识他的。

李老师，请问你对杨绛先生去世有什么感想，你对陈忠实去世有什么感想，你对有关钱钟书和杨绛的争论有什么意见你对贾平凹《极花》人贩子直男癌有什么意见你对……

2016年6月12日下午改定

刊发于《十月》，2016年第4期

选自《十月》，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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