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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李庄的那几个夜晚。

房间枕着长江。或者说，房间是江边的一叶小舟。已经是初冬，可南方的冬天跟春天大抵是没有区别的，有一点料峭风吹着窗户，在风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在歌唱，以及江水凝碧着流淌的声响。那声响回荡在你梦中的每一处罅隙，每一处情节，到最后你醒来时，梦境也是氤氲着江水的气息，让你神情恍惚，似乎灵魂在江水上迁徙奔走了一程，些许疲惫，却也是满心的欢愉。拉开窗帘，天已经大亮，可并没有明晃晃的太阳，阳光并没有在江水里唤醒一只只金色游鱼。江水似乎整日是笼罩在雾里的。是的，在北方，小时候才看到过的那种薄雾，日出时会羞涩消退的薄雾。你会莫名地提醒自己，哦，这是在李庄，这是在长江边的李庄。

李庄自然是骄傲的李庄。它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上至宜宾二十公里，下到南溪也是二十公里，素有“万里长江第一古镇”之称。如果你从宜宾直抵南京或上海，那么，李庄是必经之地。它的历史也像江边的其他城市一般，充满了传奇。傅斯年当年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晚来南溪（李庄），暂获栖止，益惊其一邑中人文之盛，诗人辈出，先后相踵。

那几日在李庄，与朋友们谈论最多的，并非李庄的风物，譬如魁星阁、九龙石碑、张家祠、旋螺殿等“李庄四绝”，抑或“一花二黄三白”（一花是花生，二黄是黄辣丁和黄粑，三白是白肉、白酒、白糕）等美食，而是抗战年代李庄的那些知识分子。

关于同济大学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如何分批陆续迁往李庄，以及在那段最艰难的时光里诸多大师携弟子如何文化抗战的历史，岱峻先生著作《发现李庄》及岳南所著《那时的先生》里，均有诸多翔实、平朴却感人肺腑的描写。七十多年后，来到史语所旧址，也不免感慨。院子显然是翻新后建，干净清朗，竹子铺满墙头，摇曳随风，田垄里栽种着我并不相识的植物，葳蕤茂盛。在纪念馆里闲逛时，便看到墙上的一帧照片。照片是复制品，年代久远，并不是很清晰，可是那场景即便如今也难忘怀：一位先生正弯腰喂鸡，旁边站了另外一位先生和三个孩子。镜头是侧拍，看不清他们的脸庞，可是却依稀能猜度到他们的表情。

喂鸡的那位先生，是金岳霖。后面的那位先生，是梁思成。孩子们则是梁思成的儿女梁再冰、梁从诫和邻家孩子。

1941年梁思成一家到了李庄后，或是与气候、环境有关，林徽因得了肺病，病情凶猛，一开始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当金岳霖来到李庄时，发现林徽因养病的床，只是一张摇晃的帆布行军床。因为战事，李庄没有一所医院，也没有正式医生和相应药品，林徽因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自从梁家唯一的一支体温计被梁从诫失手摔碎后，林徽因大半年内无法测量体温，只能靠自己的感觉来判断是否发烧。此时的林徽因，不再是昔日客厅里的太太，而是一位憔悴、不停咳嗽的病人。此时的梁家，穷得连一双普通鞋子都买不起，梁从诫长年穿着草鞋或打赤脚。梁思成每月薪金微薄，揭不开锅时，他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派克笔、手表。

作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挚友，金岳霖甚是难过。为了给林徽因补养身体，他跑到集镇上买了十几只鸡饲养，估计也是日日夜夜盼着长大，好早些下蛋。关于金岳霖擅长养鸡的佳话，在汪曾祺的散文中也曾读过，据说常常抱着一只公鸡去给学生上哲学课，在北平时还养着几只斗鸡，并且与之同餐。金岳霖不仅会养鸡，还会给鸡治病，他将大蒜整瓣地塞进鸡嘴里，那些鸡吞咽的时候总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让梁从诫觉得甚是可怜。凭着这些丰富的养鸡经验，金岳霖在李庄养的几只鸡也长势不错，很快就能下蛋了。梁思成那时已经成了烹饪高手，自制甘蔗酱，还会用橘皮做果酱，估计那些鸡蛋也被他烹制成美味的食物，拿去给林徽因调养身体了。这一张喂鸡的照片，看似情趣盎然，闲情逸致，其后层峦叠嶂的故事和辛酸，可能后人再也无法真切地体味琢磨。

李庄六年，这些大师穷且弥坚，焚膏继晷，薪火相传。梁思成的学生罗哲文曾在文章里写道：我至今难忘的是思成恩师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传艺的精神。他从绘画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手把手教给……他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做了详细的示范……特别让我难忘的林徽因先生，她身患重病，还教我英语，给我的英语打下了一点基础。梁思成还在院子里的大桂圆树上拴了根竹竿，每日带着学生爬竹竿，为的是练好功夫为测绘古建筑打基础。梁思成虽然脊椎犯了毛病，仍夜以继日地写着《中国建筑史》。病中的林徽因承担了书稿的校对工作，并执笔写了五代、宋、辽、金的部分。1944年，《中国建筑史》终于完成。关于这部学术著作如何伟大无须赘述，我只是惊讶于它竟是在如此的艰难时世中完成。

回望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回望那个时代的先生们，难免让今人自惭形秽。尤在当下，知识分子似乎已难符其名。前几日读到学者杨庆祥一篇文章《“新伤痕时代”及其文化应对》，他说，今天的人文主义正遭遇最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不是来自科技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冲击。最严重的危机在于曾经可以提供价值和解释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已经无法窥视这个时代的本质和核心，也无法汇聚知识的光芒，并提供哲学上的解释。深以为然。跟抗战时代李庄的大师们相比较，当代的知识分子，或缺的不仅仅是目光和学识，更是拳拳赤子之心和傲心风骨吧？

一别李庄，已然半载。在干燥雾霾的石家庄的夜晚，回想起冬日里的它，它怀抱里的风物与遗迹，以及那个年代在它的血脉里奔走着的大师们，终是难忘感慨。如果有机缘，能再次与它重逢，去品尝它的春风与江水，该是怎样的一种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