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钢的城》研讨会发言摘要（下）

　　2019年10月17日，由《十月》杂志社、湖北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罗日新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钢的城》作品研讨会，在北京现代文学馆举行，邱华栋、耿瑞华等二十余位评论家、作家参加了此次作品研讨。

　　《钢的城》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19年第5期，是一部书写20世纪90年代钢铁行业国企改革的长篇作品。

李云雷：一个值得充分认识的主人公

　　这个作品其实是通过塑造易国兴这样一个人物，对九十年代改革的一个反思，尤其是对改革失误的一个反思。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好像还没有塑造过这样一个失败的人物，现实生活中有，但是文学作品中好像还没有改革失败又是英雄的人物，这样的人似乎第一次出现在文本中出现，所以他是特别丰富的，包括他的改革措施，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但是这个人也是很复杂的，他没有个人问题，所以他在私德方面还是守住了。但是他又是在改革过程之中，所以他个人的悲剧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九十年代改革的一个悲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本身的塑造是对我们新时期以来人物画廊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首先是对这个人物，我们对他的重要性还是要充分地认识。

　　小说中虽然写两轮改革的前一半，改革的失败，但是小说中没有改革整体失败的感觉，他是通过人物的措施，包括对下岗工人的描写，包括对祝大昌生活经历的描写，包括后面对劳工神圣价值观念的强调，所以我觉得总体上是对九十年代改革有一个反思的基础上，又面对改革怎么深入，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对改革进行反思之后怎么再进行思考的一个小说。从这个角度看它缝合了很多意识形态上不太正确的东西，这个也处理的特别巧妙，处理得很好。

　　（李云雷，评论家，《文艺报》新闻部主任）

李蔚超：既新且旧的脉络

　　罗日新的《钢的城》，我读的时候立刻找到了那个脉络既新且旧的感觉，它非常像九十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他和他们一样，采用同时性的时间，在讲述九十年代改革二十年后遇到的第二次改革困境下，波及到国有大中型企业，所谓共和国的长子，那些支柱性的产业面临困境改革的现实。所以他这个小说也是现实主义冲击波在当下的回声，它写的是既新且旧的，那个“旧”就是社会主义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包括工业题材这种提法，其实都来自于社会主义文学的根红苗正的东西。它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带来很多新的东西，所以今天的回归，我同样读到很多新的东西。我大概把新和旧的复杂关系阐释一下。

　　这个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完整的根红苗正的工业题材，同时也在于它是很复杂的非常认真解读的长篇小说，它的复杂性不是那些写“我”为主题的，也不是以像路内或者双雪涛他们以国企改制为背景的小说，他是真的以改革为主题的小说，他真的在全篇处理它，它就跟九十年代的那些小说形成一个对话。九十年代那些小说，其实非常明确的是，《钢的城》弥漫乐观的情感基调，不管是《苍天在上》还是《抉择》，它的开头一定是凄风苦雨式的长篇或者中短篇，那时候情境中的人并不知道改革走向哪里，我们有时有怎样的选择，我们让这么多工人下岗，我们的土地改革，包括三角债、资金断裂，包括官僚体制的腐败，这些问题到底走向何方，九十年代作家并不清楚，到2004、2005年的时候并不知道，至少文学家并不像社会学家那样敏锐地知道走到哪里和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困境。所以当时的文学基本是记录式的，甚至是义愤式的，在国企下岗的时候，社会各界知识分子是产生本能的创痛感，所以才记录下很多。包括《抉择》，我这次再重读的时候挺震撼，开厂就是工人群体性事件。

    （李蔚超，评论家、鲁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杨庆祥：一部涉及到很多重要问题的文本

　　第一点，刚才几位老师都说到题材问题，这确实是非常典型的工业题材。不同于刚才张莉老师提到的《慈悲》，《慈悲》虽然涉及到工业，但还是从“我”的角度写个人的观感，一个经验性的东西。罗日新写的这个工业题材，其实是围绕着大工厂和生产组织起来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当代写作，尤其进入本世纪以来的写作，工业在我们的社会生活里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经验和写作里面，工业被隔绝了，工厂好像消失了。所以这个小说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把已经消失和隔绝很久的大工厂的社会生活，重新纳入到我们的认知视野和审美视野里面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因为离开了工业，我们没有办法来讨论当代生活，但是恰恰我们现在的审美和认知把它隔绝开，因此题材的问题非常重要。

　　第二个问题，也有很多老师都说到了，它涉及到国企改革问题，时间起点是1995年。这个小说非常重要的地方是它展示了整个国有企业改革本身面临的悖论和它的复杂性、艰巨性。小说从1995年开始写起，但实际上国企改革是有前史的。八十年代有国企改革，九十年代也有国企改革。八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就是《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但是八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实际上是用威权手段进行技术的革新，背后指向的是一个效率革命。所以你这个小说里面涉及到很重要的问题是效率和公平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之问。如果不从审美的角度看，这个小说是非常重要的文本。它相对八十年代写的那批作品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于，它指出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有另外的新的背景。什么背景？九十年代国企改革背后不仅仅是效率的问题，而且涉及到产能结构的调整。比如钢厂、煤矿，九十年代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改革方案，就是阜新煤矿的改革，整个阜新下岗40%的工人，它不仅是效率问题，而且是产能结构的调整，最终指向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所有制问题。所以你触及到了这些问题，《乔厂长上任记》和《三千万》都没有涉及到。但是你一旦涉及到所有制问题，就回到社会主义之问。你这个小说没有给出答案，小说也不需要给出答案，但是呈现出改革本身结构性的矛盾。

　　易国兴是一种方案，他采取休克疗法，他要讲究效率，淘汰产能，把特钢去掉换成普通钢。祝大昌代表的是另外一个方案，一个带有社会主义经验的方案。所谓社会主义经验就是当年我们在鞍钢，在很多地方都搞过的经验，我们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在这个前提下所有的工人都应该从这里面获得保障。为什么有“钢的城”？因为它不仅仅要产出产品，同时要提供文化、福利、社会保障，包括幼儿园，但是我们九十年代改革要把这个包袱去掉，放到市场里面去。

　　所以实际上小说里面涉及到重大的理论转移，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整个国企改革的话语权和理论背景是不一样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基本奉行的是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我们把所有东西都给市场就可以了。九十年代末，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以后发现有问题，这时候开始重视波兰尼，王绍光提出我们要重新阅读波兰尼。你的作品涉及到两个话语权之争，哈耶克向波兰尼的转型。这个复杂性呈现出来了，但是还不够，如果你有第二部、第三部，应该把这个复杂性呈现得更加典型一些。

　　最后一个问题是结尾。这个结尾让我们觉得很突兀，劳工神圣，来到马克思墓前。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悖论，易国兴最后失败了，他失败的原因，作者说他没有依靠工人阶级。没错，但是祝大昌胜利也没有依靠工人阶级，他依靠的是工人阶级里面的几个能人，而不是依靠整体的工人阶级。也就是说易国兴失败，祝大昌成功，都没有改变国有企业变成私有的命运，都没有依靠工人阶级。最后依靠什么？祝大昌是依靠什么把他的私企做大做强？个人道德，因为祝大昌这个人太好了，他能团结很多人，他讲义气，他最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所以这个小说最后其实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只好用道德问题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号，这个问号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所以这个小说是非常大的，非常有分量的作品，但是这里面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怎样把这个复杂性、这种对话的东西，包括国企改革的得和失的对话呈现出来，这里涉及到很多重要问题，甚至是世界性的难题，就看你后面的小说怎样把这些问题展开。

（杨庆祥 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付秀莹：有硬度又有温度的小说

　　《钢的城》作为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是有气象、有温度、有情感的大作品，而且质地非常刚硬。

　　这个小说对工业生活内部的真实肌理的触摸和体现，让人觉得非常震动，罗日新对这种生活非常了解，烟火气息扑面而来。

　　他对主人公群像的塑造，其中很多是工友之间温暖的情谊，在困境当中艰难地抉择，在复杂转折点的心灵触动和集体的挣扎，都处理得非常好、非常到位。主要人物易国兴是非常有光彩的一个人，我个人非常喜欢，也非常珍爱，他失败和落魄，我感觉正因为这种失败才使他成为悲剧英雄，这种悲剧英雄可能比正义、比最后站在正义这边获得的成功更能震撼人心。作家对时代洪流当中小人物的关照，他以悲悯和包容之心，以历史的眼光去同情他、理解他、关照他，这是作者的情感体现所在。

　　从艺术性来说，这样一个作品非常紧致结实，不足之处可能是缺乏柔软度、湿润度、闲情逸致，可能也是题材所决定的。《钢的城》这样一个工业题材本身就具有钢的硬度，又是大的社会现实题材，可能题材性质决定作品本身的审美质地。

（付秀莹 作家、《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吴子林：小说敢于直面尖锐问题

　　《钢的城》可读性特别强，人物语言的对话性特别强，每一章都可以单独拍成电视剧，读起来很过瘾。

　　为什么有这种阅读快感？一是跟他的写法有关，二是跟我们的作者作品本身提出问题的那种尖锐性，以及这个问题造成的冲击力有密切关系。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怎样评估总结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以及有哪些失败的经验，为以后的改革提供一些借鉴，每个人都应该思考。小说家就要提出这个问题，他必须要关注这个问题，这篇小说提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

　　易国兴的改革为什么失败，大家都不说，其实也看得出来，他背后有一个权力结构在起作用，他是带着尚方宝剑下来的，他为所欲为、刚愎自用、一个人说了算，别人意见听不进去，不重视科技，不重视人才，不重视一个企业的文化建设，不关注最广大群众的生活利益，你说他这个改革是成功的？6万多人下岗，只留1万多人，最后养活1万多人，那6万多人怎么办？如果易国兴的改革是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这种改革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很大胆，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让大家去思考、去面对怎么破这个困局。

（吴子林 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审）

饶翔：站在历史的更高处去看历史

　　这个小说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的背景，但很有意思的是，他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没有简单地去否定这一段的改革，所以他设计的对立人物，并不是设计在主人公祝大昌和易国兴之间，易国兴是一个工具理性的化身，他设计了很多对于他个人情感的依赖，所以他写的一些跟女性的关系，其实要写这个人完全去情感化的，这个情感化当然直接反映是对女性的情欲。这个人物是一个转业军人出身，他不是在权力阶级那块，但是他要为了执行改革，要摒弃这些感情，摒弃所谓的男女之情，当然更深的是摒弃对工人阶级的感情，他只有摒弃掉这个感情才能推进这样一个改革。

　　里面还有一个情节是讲祝大昌和傅佳钢，一个刚刚下岗的工人去采山石被摔死了，傅佳钢说谁让他去采石头，这个话很熟悉，让个人承担历史的东西。刚才大家谈的比较少的，像田明健和傅佳钢这样的，其实是比较负面性的，在小说里面承担着完全背离阶级立场和阶级情感，站在关系的对立面，而且把这两个人的品质设计得比较坏，他把关于改革的复杂东西找到一个道德问题，我这半年在做先锋文学戏剧，当时看了一些材料也蛮有意思的，比如《人到中年》出来的时候，当年批评界主要是说这个小说里面没有写到坏人，所有的都是好人，有评论者提出很尖锐的问题，既然这个小说里面没有一个坏人，那作品人物的悲剧谁造成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吗？所以我觉得你要是不写一个坏人的小说是很有难度的，所有的罪证最后由坏人承担，更难的小说、更高级的小说可能是不写坏人，可能把关于历史的撕裂引向更深入的阶段。

　　所以这个小说我希望看到的是，你可能脱离简单的道德判断，站在历史的更高处去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切切实实经历走过的历史。可能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文学家要做这样一个事情。我希望看到的是人在摆脱开具体的所谓社会改革，我希望看到的是人在巨变的大时代中，看到人的坚忍，看到人性的复杂和光辉。这就是我的想法，谢谢。

（评论家、《光明日报》文化周末副主编）

岳雯：一部触及到隐忧的作品

　　我大概谈三点。

　　第一，这是一个有历史累积感的小说。比如易国兴刚开始上任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改革文学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人物，他们被我们觉得是一个救星式的，通过这样的休克疗法让工厂起死回生。等到改革进入深化之后，工人们纷纷下岗，大家都分享艰难，事实上这些大厂工人在分享艰难过程中，人生也陷入极大艰难的过程，以及到现在当我们重新反思这样一段改革历程，或者当我们重新需要改革再出发的时候，可能对于公平、对于工人阶级命运的关怀占据了之前被效率遮蔽的视野，所以像这样的文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我们对于改革的不同期望。

　　第二，我想谈一下强人政治。有的老师很喜欢易国兴，觉得这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甚至他的结局是一种悲剧，但是有的老师不喜欢，觉得这是刚愎自用。我觉得这恰恰反映四十年来我们所经历的过程，当改革刚开始要推进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强人型的人物，只有他才有这样的魄力和大刀阔斧的勇气，带领我们从低谷当中走出来，因为那时候有时不我待的迫切。现在把祝大昌作为和他的对照人物，他的轮岗是不是比他的下岗更好？但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去验证的命题，如果在八十年代，我们真的要用祝大昌这种办法的话，有可能到最后还是走到困境。这个小说里面对于这个厂，实际上是肯定易国兴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强人政治有一个问题，当他的意志得到极大的执行，当他所要的结果马上反馈出来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会助长强人对自己的自信心和掌控力，也助长他的权力欲望。到后来我们发现易国兴慢慢发生变化，比如他对年薪制的推行，他对个人利益在意的时候，这和最开始上任的那个他已经有了某种意义上的变化，也就是说这种强人政治不仅改变工厂的同时，也在改变易国兴这样一个人物本身。所以我觉得写出这一点，其实是写出今天我们对于强人政治的某种反思和反省，也写出了我们今后改革的一种隐忧也好，反思也好。

　　第三，这个小说最动人、最温暖、最柔软的部分是工人阶级之间的友情，因为有了这部分，所以到最后当他说出劳工神圣的时候就显得不那么虚浮。大家讨论这个结尾比较突兀，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反复渲染的就是处于困境的工人阶级，不管他们是什么状况，他们都会是彼此扶持、共度难关，这里没有出现所谓的公贼，反面人物是由高层，由他们去承担。实际上对于底层人民相濡以沫的，工人阶级出于技术，对于技术的尊崇之下，对于人的互相尊敬和彼此的帮助，写得非常感人。

（岳 雯 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

刘秀娟：对工业文化和工业文明的深层关注

　　《钢的城》对今天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本，它提出了很多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应该去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他对于文化的思考力也是非常深透的，比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关注的点，作品提到了工业文化。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我们对于农业遗产、农耕文明的遗产，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凋敝，突然意识到它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受到的冲击之后，现在有很多学者去做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的工作，但是工业遗产在我们不自觉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破坏和失落其实没有被充分被认识到。而我们也没有认识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业生产、工厂，尤其是大型国企，其实构成新中国之后我们自己的社会形态、我们自己文化形态的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没有意识到工业文明本身的脆弱性，我们经常把工业文明推到被反思或者被审判的地位，觉得它对我们传统社会、对于农业社会是一个冲击，但是它首先在推翻它自己、是在消失的，随着工业本身自己的进程，它首先要否定它的前身。因为它的这种脆弱性，在这个作品当中，我们意识到对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工业生产、工业文明、工业文化的传承和研究的必要，这体现出作家的敏感性和眼界。

　　二十年之后再去回顾那场改革的时候，小说提到一个整体问题，就是国企的责任。我们在这场改革当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忽视了国企在整个社会当中，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形态方面承担的责任。工人新村，其实和我们其他的村落、县城一样，它构建起了自己相对完整和平衡的社会形态，一种伦理关系，但是它受到的破坏，工人新村的凋敝，也慢慢地带给我们今天仍旧在承受的社会治理上的普遍问题。

（刘秀娟 评论家、中国作家网总编辑）

丛治辰：浅谈《钢的城》中的感情因素

　　我在看易国兴的时候反复想起《老残游记》，《老残游记》里面谈到贪官问题，清官比贪官更可怕，因为清官是高度工具理性的，或者我们管他叫功利的人，或者叫做精致或者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当他为了利己的目的屏除男女私欲、屏除各种欲望的时候，其实他比贪官更可怕，他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问题在于确实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工具理性开始的，是从高度的功利开始的。这也无可厚非，在那个时代不这样做活不下去，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时候开始改革。在这个层面上这个小说塑造的易国兴所凝聚的当时时代的气息，非常具有可思考性，这个人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性格，他的性格也是由高度工具理性的时代风气所造成的。

　　罗日新以忠实于现实的写法揭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感情因素。在这个小说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感情，为什么易国兴要拆那两个东西，工人们觉得特别不能接受？这个不能接受不是从现实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功利角度考虑，连祝大昌都承认这个东西该拆，他们不能拆最主要的原因是感情原因，是自己的认同，对于一个强大功能体的认同，不仅有对百年钢厂的认同，还有对整个共和国工业体系的认同。还有祝大昌这个人物好在哪儿？祝大昌也不是高大全的人物，他很能适应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陋习和弊端，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是我们会仍认同他，因为他是一个对兄弟好的人物。他的感情因素最后打动了我们。

　　但是《钢的城》面临一个问题是认同的高度撕裂。今天能够建立认同的是工人阶级之间的感情，是工人之间的日常感情。共和国体制下集体主义造成的大院生活遗留下来的情感，可让我们今天来建立认同，这是这个小说最重要的价值。    

（丛治辰 评论家、北京大学副教授）

徐刚：跟过往同类题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其实这个文本中，阶级的幽灵始终在文本的上空徘徊，但是始终没有显形。所以整个政治的取向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他最后把马克思提出来，只是要谈一个问题，维护劳工的利益。当然不是说这个不重要，我认为这个还不够，这个小说包含了工人阶级的共同体的情结，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阶级的自觉，他没有倒向阶级的自觉。

　　我发现这个小说跟过往同类题材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它没有一个训导者，这个训导者在过往的文学中非常重要，这个训导者是作为党的形象的化身，带有主角光环的训导者会去讲解所谓的政策，讲解理论，他负责生产理论，负责指引主角的人物前进的方向。但是这个小说里面，用我们今天阅读的惯性，他会把这个放下。但你发现到小说结尾的时候，像祝大昌这个人物，他有这样的潜力，所有的工人最后又重新团结到祝大昌的身边，祝大昌为他们提供一种共同体的情义，其实可以看到类似于训导者的光环，但是你发现祝大昌不生产理论，他不生产理想，也不生产各种主义，所以他也不会指引前进的方向，他不做这样的工作。后革命到今天，我们没有讲述新的乌托邦的希望。但我觉得这里是有契机可以推进的，以什么样新的方式推进，我们今天怎样讲述这样一个人物。刚才罗老师还会说接着往下写，我非常期待他接着往下写这个人物能够在思想深度上有更好的开掘。谢谢。

（徐 刚 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傅逸尘：一个鲜明的二元对立结构

　　从这个小说的内部结构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鲜明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所谓的改革家易国兴，这里没有交代他之前的经历，只是说他是一个转业干部，然后变成一个领导，一个三四线的小厂，干得风声水起。但是其他的人物都是这个大院里生长起来的，包括祝大昌，包括傅佳钢，还有他们的上一辈。结果这里不停地向我们传递出的信息是什么？历史的严格、历史的传承，在企业内部它是生生不息的，它是保存完好的，它是血脉流淌的，但是在这个城市呢？在这个企业大门之外呢？这是巨大时代变革产生的断裂感，所以这里有巨大的反差。

　　这个小说的书名本身也是含有隐喻的色彩，我们经常讲家国情怀，对于很多在钢铁企业里面成长起来的人，以厂为家，我们可能更先感到的这个家和国之间的关系是以厂为媒介的。刚才很多老师讲小说里面具有巨大的可阐释的空间，包括政治性的，包括历史隐喻的，包括我们国家治理也好，或者我们的社会结构也好，但是我觉得回到这个小说内部来讲，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小说保留很多历史信息，保留很多情感信息，以至于现在我们回头再感受的时候觉得很古老，工人之间的那样一种情，在现代化的工厂里可能感受不到。现在高科技的、人工智能的、现代化企业，中国工业进入3.0之后，回过头来再打量所谓阶级性，父一辈、子一辈的工厂里面的情感，可以说是隐秘而又古老的情感。《钢的城》这部小说非常珍贵的价值就在于，它保留了大量这样的历史信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样一种情感书写得如此之动人，我觉得非常感动。

（傅逸尘 评论家、《解放军报》副刊编辑）

马小淘：塑造出让人不断对他产生摇摆不定判断的人

　　《钢的城》写了对改革的反思，重视工人阶级个人的命运，也提供很多真实动人的细节，比如说拆掉平炉的时候，工人对奉献了一辈子的车间的这种感情特别动人，他塑造出一种特别纯洁美好高尚的情感，真实可信。而且他塑造出让人不断对他产生摇摆不定判断的人，如果一个长篇小说的人物出来，你一眼看出来是好人，他到最后还是好人，你一眼看出是坏人，他最后果然是坏人，其实也蛮失望的，但是易国兴刚出来的时候自带光环，应该是一个改革英雄，刚直不阿，锐意改革，十分钟之后发现是一个二百五，特别鲁莽，不考虑别人的死活，一会儿没苦恼，一会儿不高兴，也许品格上没有大的瑕疵，但是他一意孤行真的给太多人造成痛苦，像我这种非常自我的读者看着可来气了。他自作自受，自己弟弟、妹妹、老婆、孩子都受到以牙还牙的一些抱负，但是他挺住也没有求饶，也算是一条汉子。

　　改革文学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写，但是我个人判断一个作品好不好是它能不能提供新的东西，同一个题材很多人写的差不多，但是罗老师至少提出一部分对于这个东西自己的看法，同样的作品写出了自己是怎么想的。

（马小淘 作家、《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

荒湖：一部寻找工业乡愁的小说

　　《钢的城》是寻找工业乡愁的小说，首先它呈现的是个人经验，罗日新是在钢厂的一个子弟，在钢厂里面生活，而且他在离开工厂若干年之后回头去看、去写的小说，他显然有一个缅怀的回头看的色彩，他想借助这部小说还原他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认为这里是有乡愁成分的。

　　工业题材小说为什么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我认为这和中国的工业文明史有关系，为什么中国农村题材受到重视，因为中国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史，而中国工业文明史很短暂，它真正的复兴时代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中国的工业文明真正集中发展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所以中国的工业文明一直得不到有审美感的缅怀，也造成中国一些工业遗产没有受到重视。但是近些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工业遗产开始受到重视，比如北京的798，北京首钢现在已经开始开辟的一些关于工业遗产的参观，黄石有大量这样的东西，罗日新的工业题材的小说被受到重视，和现在的工业遗存、工业厂房、工业遗址之类的东西受到重视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寻找工业乡愁的小说。

（荒湖 黄石市作家协会主席）

王文金：一座文字的纪念碑

　　《钢的城》是一部产业工人在改革初期的复杂环境下作出牺牲的文字碑，一个纪念碑，他记录了产业工人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做出贡献的伟大历史，非常值得珍惜。

　　我们也是企业管理者，我们要进入下一步改革，我最感慨的是改革一定要以人为本，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追求就是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到目前这个阶段，改革一定要考虑到人的接受能力，而不是说以个人英雄作为选择。

　　我期待罗日新写出第二部，我想第二部会有更多正能量，写新时代对改革的探索，那时候将更加吸引人。

（王文金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副总裁）

罗日新致谢

　　感谢你们参加今天《钢的城》作品研讨会。

　　刚才各位老师对作品的批评，是对我写作的鞭策，表扬是对我的鼓励。我将铭记在心，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行。

　　我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用文字和全世界交流。十月杂志发表的《钢的城》是我写钢厂岁月的上卷，下卷正在创作之中。下卷从上卷的10年后开始，从2010年到现在，也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钢铁反倾销开始，当年我在美国休斯敦，感受很深。中国石油专用管从90%进口，到现在100%国产化，并且30%出口，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真的很强大。钢铁强则国家强，中国的钢铁产量现在世界第一，高端产品质量也世界领先。大冶特钢生产的产品，如今已广泛应用于航天飞机、中国第二艘自主生产制造的航母，动车上的高速轴承等国家重点建设领域。在《钢的城》下卷中，除了上卷祝大昌、易囯兴等主要人物外，兴澄钢厂的洪成钢等人物随着企业的兼并重组发展，也进入到小说之中。《钢的城》计划最后写到中美贸易战的大结局。整个《钢的城》下卷准备写30万字，旨在展现整个钢厂近50年来的变迁发展。

　　感恩让我出生在钢城，并教我从小生活在空气中都弥漫着浓浓的钢铁味道的父母亲！感谢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大冶钢厂一炼钢，开始与钢花对峙，与炉火交锋的火红生活。一个作家，年轻时看过的书籍，经历的苦难，写作时都用的上。感谢黄石这座城市，感恩这个变化的时代！

　　再次衷心感谢《十月》杂志社刊登长篇小说《钢的城》！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感谢各位嘉宾和媒体朋友来参加《钢的城》研讨会，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罗日新谈文学创作之路

　　年轻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用文字和全世界交流。生活的忙碌，让我进入商界，不惑之年后才发现：文学是我生命的意义。

　　有时候我在黑夜里写着写着，时间长了，经历过的人和事就会自然而然地打心底里蹦出，曾经交往过的朋友又再次聚集在一起，演绎发生过的故事。

　　我喜欢写作，尤其在晚上，写着写着我看见和遇到的人像精灵似的穿过门窗，随风一起飘到我的面前。感谢生活赋予我灵感，能够通宵写作，是我的福气。

　　有时候写着写着，我感到这些从天而降的朋友竟然和我一起探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故事。

　　“儿子呀，不要熬夜啦，你又不是过不去，这么拼命地写干什么？”母亲常常半夜里来到书房，像当年唠叨父亲一样唠叨我。

　　前些年，母亲经常生病住院，有几次竟然打电话叫我赶快回家。有时我是从国外匆忙登机，万米高空之上除了写作，无事可做。《钢的城》就是这样开始写的。前年的一天，我妈又和我说她80岁了，是湖南老家村子里目前年龄最大的人。爸爸七十六岁去世了，留下妈妈一个人在家难免感到孤单寂寞，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了。我一脸郑重地看着母亲说：“您活的岁数决定我的寿命，我活在世上的时间是你和爸爸的年龄加起来除以二。”打那以后母亲很少给我打电话，开始每天上午坚持走路，下雨天也打伞出门，很是自律。八十岁的母亲为了我开始了延年益寿的工程，本来就热爱写作的我还有何理由懈怠写作呢？每天晩上写三个小时才睡觉成了我的习惯。

　　《钢的城》电子稿完成后我打印出纸质稿给母亲看，母亲经常在家认真地读我写的《钢的城》。母亲明显老了，借助眼镜看书都有点吃力。但是给我提意见的热情却与日俱增：“第三章要加这个内容，把冶钢报社从通讯报道组到广播站的发展写进去。”爸爸从一个炼钢厂的通迅报道员，靠写作成为《黄石日报》记者，后来成为冶钢报社的总编辑。报社的发展史也是我爸爸的成长史。我知道她忘不了我的爸爸。

　　母亲岁数大了，正在发生的事情记不清楚，对过去的一切仿佛昨天发生一样，每个细节都记得很详细，对与爸爸有关的事更是记得清清楚楚，只是当事人的名字有时张冠李戴。有妈妈在我身边真好，她既是我的读者又是故事的见证者，有时还是我写作的指导老师。

罗日新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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