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黄平：三和大神情事

Original 新女性写作专辑十月杂志 2022-10-16

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出版有《自我的踪迹》《反讽者说：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等著作。

三和大神情事

黄平

在《寄居蟹》（《十月》2020年第2期）这篇小说的开篇，文珍直接点明了故事发生地的原型：“那地方据说现在特别出名，东瀛电视台都报道了。最早就是S城若干郊区人才市场之一，后来不知怎么的就慢慢集结了一大帮打短工的人。”东瀛电视台的报道，暗指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中国日结１５００日元的年轻人们》纪录片（2018年5月上映），“那地方”对应于深圳市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换句话说，擅长于以精致文字处理细密情感的文珍，这一次，要以围绕三和人才市场打短工的“三和大神”为原型。这也许是作为网络热点的“三和大神”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当代文学里，这篇小说似乎将上演一场底层的悲苦剧，等待着现实主义的解读。然而，笔者并不想从现实主义的模式中展开阅读，与之相反，文珍的重要性在于，她是当代文坛久违了的浪漫主义作家。这个脉络在先锋文学之后沉寂许久。怎么定位当代文坛的浪漫主义作家？浪漫主义作家关心自我，但并不自恋，这一点区别于小资作家；浪漫主义作家重视情感，但并不流俗。这一点区别于言情作家。笔者知道这篇小说属于“新女性写作专辑”之一，但浪漫主义和女性写作也没有多么牢固的对应关系，把“浪漫”流于观感地性别化，常常妨碍我们深入理解浪漫主义。无论是以赛亚·柏林还是别的理论大家都承认，正面定义浪漫主义是复杂繁难的，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开篇，用了上百个排比句来精彩地“描述”浪漫主义而不是将其转化为一个概念，这倒是契合浪漫主义的风格。笔者以为，把握浪漫主义，在理性主义的参照下会看得清楚。浪漫主义文学突出的特点就是关注自我，但浪漫主义理解的自我不是“理性人”，也即不是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人格，或者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不是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浪漫主义认为自我是独特的，且充满可能性的；浪漫主义对自我的理解落在情感上，注重情感的真实与真诚。浪漫主义的主人公往往情感充沛，感觉敏锐，厌倦沉闷，反感束缚。如果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词语库中来定位，浪漫主义文学是“有情”的文学。从《十一味爱》（2011）《我们夜晚在美术馆里谈恋爱》（2014）到《柒》（2017），在已经出版的三部小说集中，文珍笔下的青年女性，在一个充满权衡计算的世界中“以情行事”，以奋不顾身抵死缠绵的情感，爆破这个过于理性而乏味的世界，诚如《十一味爱》的题记，“暗红尘霎时雪亮，热春光一阵冰凉”。和19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兴起时的作品相比，文珍的小说不是表现女性的情欲，而是表现女性对于“情”的欲望。这是两个有微妙差异的逻辑：性的逻辑，是个人的逻辑，性的自主自决，印证个人的优先性；情的逻辑，突破了个人的范畴，是人与人的交流，属于社会关系之一种。以往有多位论者提到文珍写的是婚姻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危机，笔者觉得文珍笔下的婚姻危机，不是婚姻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情”根本放不进“婚姻”关系里，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对待日常生活的情感结构。文珍的银河夜车，从神秘的边疆一路开到了深圳三和人才市场。如果说以往文珍的写作是“写给世界的情书”，深情而热烈，那么这一次情书递到了“三和大神”手中。小说开场不久，火车驶向S城，和父母吵架后离家出走的苏北乡村女子林雅，遭遇“三和大神”军军。底层男女的爱情，在文珍以往的小说中一样百转千回，比如她早期代表作《安翔路情事》（2014年获老舍文学奖）。但这一次问题棘手，用文珍自己的话说，她以往写作念兹在兹的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如何成为自己”，然而三和大神们千方百计地逃离“自己”。在最极端的意义上，理性逻辑迎来了自身的悖反：“三和大神”们对于自身理性计算的结果，是放弃。小说中一个焦点情节就是卖身份证，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三和大神”们都毫无感觉地放弃了主体的身份，而这对于林雅而言是不能退让的底线。正是围绕军军是否卖掉林雅的身份证，两个人的矛盾彻底爆发。对于文珍的小说世界来说，林雅还是来自熟悉的世界，但军军却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陌生物种。理性-科技-资本三位一体的现代性，在三和人才市场制造出了现实生活中的“非人”。三和大神们从维持最低生存的“挂逼粉”到网吧，转化为一种“生物性-虚拟性”的复合存在，“街面上走动的人，大多数挂着一种懒洋洋的，做梦一样的神气。”但林雅并不理解军军，比如她不能接受军军来集体宿舍里找她做爱，她觉得这样像“牲口”、“显得贱”；军军则麻木到任由蟑螂在脸颊上缓缓爬过。在资本的流水线不断加速的时刻，自由劳动力中意志最薄弱的那群人，首先被碾压为碎片。悲剧的是，林雅始终困守在自己的情感认知里，她还是以一种浪漫主义的方式将军军理解为“独特的一个”，而意识不到军军们是被无形的流水线被复制的，就像未来取代军军他们的机器人是被复制出来的一样。小说结尾，林雅将一个拿着刀子发疯的“三和大神”视为军军，在错认的那一刻还带着“久违的柔情”。对于林雅，这种似乎怪诞地错认，合乎她自身的情感逻辑。三和大神没有发疯，对于他们本无所谓正常还是发疯；发疯的是林雅自己，因这个世界不再能被个人的情感所把握。林雅并不理解三和大神，就像叙述人并不理解林雅。文珍看似是一位温柔的作家，但她小说中的叙述人很强势，对叙述介入地很深，且一般来说接近小说中女性角色的文化立场。不过，在《寄居蟹》中叙述人与人物的裂缝在变大。当林雅第一次到牛仔裤厂打工时，叙述人是这样叙述的：“仔细辨认的话，会发现空气呈轻微的烟雾蓝色，用胶片相机拍出来如梦似幻。”胶片相机下的烟雾蓝色，这不属于林雅的视点，而是属于叙述人的视点，叙述人这句话带着鲜明的“文艺青年”的口吻。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下一句：“那天林雅临走前终于还是忍不住回头看了老董一眼。并没有就此变成盐柱。——她也没读过《圣经》，根本不知道这个典故。”这更是文艺青年的口吻，叙述人无法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把握三和大神，只能将三和大神的世界文艺化地转喻为索多玛城。那个世界对于叙述人，就像军军的死，充满着悬疑未知的残酷。《寄居蟹》的世界与其说展现了情的交流，不如说展现了情的断裂，所有人并不能彼此理解。作为最荒凉最残忍的理性世界，三和大神是浪漫主义情感难以抵达的“外部”。这部三和大神情事，和《安翔路情事》不一样。《安翔路情事》是一部空间小说，从安翔路到鸟巢、颐和园乃至于“北京-外省”的城乡空间，主人公在局促的空间中依然在进取腾挪。然而对于三和大神，空间已经被取消了，这一“取消”是如此彻底，包括内部的情感空间也不复存在。正是在这一时刻，文珍的写作显示出重要的且不限于文学史的意义，“浪漫”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要保卫的“现实”。近年来文坛热议的话题之一，就是情感在当代文学中濒于枯竭。这不能归罪于写作本身，而是情感首先在当代生活中濒于枯竭，之后显影在文学之中。情感的枯竭，也即人性加速理性化，是当代生活的头等危机。作为理性的老对手，浪漫主义归来恰逢其时。但浪漫主义的方式是一路向内，寄托于情根深种的本真人性，殊不知本真人性已然沦陷于数码世界。故而，回到本文的核心问题，向内，向内，向内，下一步势必要“向内超越”。老派浪漫主义太看重内心呢喃，就像夏多布里昂讲的，“我永远都在说自己”。而情感与个体的关系，在我们这个赛博格浪漫主义的时代，可能需要突破。情为之动，先于个人：就像系统先于节点，就像写作先于作家，就像一万双羽翼之下，我们发现了乌鸦。

▲十月

2020-2《十月》

中篇小说

敦煌/005 艾　伟

新女性写作专辑

重提一种新的女性写作（主诗人语）/035 张　莉

关于四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的对谈/036 贺桂梅　张　莉

白貘夜行（中篇小说/051 孙　频

寄居蟹（中篇小说/076 文　珍

宥真（短篇小说/097 金仁顺

她（短篇小说）/106 蔡　东

我只想坐下（短篇小说）/114 张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