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 生

文/麦家

我在满嘴酒气的恶臭中醒来，发现两只老母鸡正对着我胸膛咯咯地叫着，一边欢快地啄着我呕吐出来的午饭：有鱼，有肉，笋干，盐鸭蛋，还有粽子糯米。它们经过我胃酸的腐蚀和酒精的胀泡，变得稀里糊涂，黏糊糊，滑唧唧，臭烘烘，像阴沟里的秽物。这是一九七四年端午节这天下午，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喝酒、第一次酒醉、第一次呕吐，都在这个老母鸡对我开怀大笑的下午发生了。

都是爷爷害的！

爷爷一边端着汤碗，一边指着我满脖颈的痱子说：“你看，你身上每一个汗毛孔都长了痱子，难看死了。知道你为什么长痱子吗？因为你整天像头水牛一样泡在溪坎里打水仗，骨头里进了水，身上湿气太重。”爷爷喝了酒就高兴，高兴了就会拿我寻开心，他把酒碗递给我，“来，喝一口，杀杀你身上的湿气。”

我不喝。我说：“小孩子不能喝酒。”

爷爷说：“没让你喝酒，这是药。杨梅酒可是除湿祛寒的灵丹药，以前杨贵妃都年年要喝的。喝吧，当药喝，这时节喝最灵。什么东西都要当季吃，现在喝是仙药，到冬天它就是毒药了。”

我先是像喝毒药一样，怕死地抿一小口。发现这酒像蜂蜜水一样甜，就放开喉咙吞了一大口，又一大口，把半汤碗杨梅酒喝了个精光。

爷爷骂：“你疯了！谁让你喝这么多，不把你醉死才怪。”

我真的醉了，饭还没有吃完，就像瘟鸡一样，头晕得不行，身子骨瘫散，连凳子都坐不住，一头栽倒在地上，要死了。酒精把我身上的痱子全点燃，我身子像着火，又红又烫，像块烙铁。

爷爷把我抱到篾席上。每到夏天，爷爷都会在他住的厢房门前铺一张篾席睡午觉。篾席下面是打磨过的青石板，光滑，凉爽，睡在这里，最热的身子都会凉快下来。篾席本来的颜色是青灰色的，但爷爷的汗水把它染成褐色，像用酱油煮过。爷爷说，汗水也是油漆。这张篾席的年纪比我还大。当然，这也是爷爷说的。爷爷还对我说过，时间会叫油漆褪色，又会给没有油漆过的东西上色。

爷爷总是爱跟我说这说那的。

那天下午，在我失去知觉前，我听到爷爷对我说：“你个十三点，本来今天可以带你去看热闹的，现在你就老老实实睡觉吧，这碗酒保你可以睡到明天天亮。”

但我只睡了一个多小时，两只老母鸡在我身上又是啄，又是叫，把我吵醒了。事后爷爷说，主要是因为我及时把酒吐出来了，否则就是老虎吃了我也吵不醒我。也许吧，反正我醒了，而且除了浑身痒和有点头痛，没有其他恶果。没有胃出血，没有酒精中毒，没有瞎掉眼睛，没有失去记忆。总之，我没什么大问题，倒是村子——整个村子——出了大问题，没人了。一个人没有。

村子空了！像课本里说的，好像日本佬刚来过。

我从自家屋子里开始寻，寻到隔壁三爸家，阿木家，国根家，水水家，铁匠家……挨着门一家家寻过去，一条弄堂寻到底，喉咙叫破，眼睛拉直，也没见到一个人影，听到一丝人声。

再寻一条弄堂，还是一样，见不着人，只看见鸡啊，狗啊，猫啊……它们在空荡荡的村子里，显得比平时要多，胆量也更大，见到我一点儿不害怕。水水家的狸花猫最气人，跟水水这人一样，贼精，好像知道我心田里也长满痱子，在着火，管不了它，居然放肆地当着我的面，恬不知耻地叼走了铁匠家的半条带鱼。我想去追它，可想到如果大家真出了事，谁还要半根带鱼？一拖拉机也不要了。人死了，只要木头做棺材，谁要这些东西？

当时我确实有这种担心，村里人都死光了。

寻到祠堂门口，终于看见一个人，是富根瘫子。村里人都晓得，富根瘫子年轻时跟东山寺里的一个老和尚练过武，有轻功，火车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冲来，他噌一下就上去了，噌一下又下来了，像野猫爬墙头。他爬了几年火车，家里要什么有什么，连机关枪都有，身边的男人都怕他，女人都爱他。爷爷说，那时光他住在城里，花花世界，好看的女人跟我们溪坎里的鲫鱼一样多，一样容易弄到手。没人说得清爽，他到底睡过多少城里的女人，反正很多很多，一节火车装不下。他把城里的女人睡了个够，也把身上的力气睡散了，然后有一天就从火车上摔下来，被飞奔的铁轱辘切掉双腿。

爷爷说：“轻功是个力气活，力气稀松，身子就重了，像块湿毛巾。以前，富根瘫子是块丝巾，可以跟风一起飞。”

等他被人抬回村里时，湿毛巾也不是，只是一团烂棉絮，那些以前的女人、钱财，都变成一身虱子。为了养活这些虱子，他不得不变卖掉父母留下的茅草屋，一年四季吃住在祠堂里，像只癞蛤蟆。村里有句口头禅：他的家在祠堂，他的鸡巴比腿长，说的就是富根瘫子。鸡巴比腿长，就是没有腿；把祠堂当家，就是没有家。他其实什么都没有了，除了一条命，一件烂棉袄，一身臭虱子。他日里夜里瘫在祠堂门口，有人给他什么就吃什么，没人给他就吃身上的虱子，喝屋檐水。

爷爷说：“世上最惬意的事是鸡变凤凰，最作孽的事是龙变虫子。富根瘫子四十岁前是最惬意的，睡过的女人一火车都装不下，四十岁后是最作孽的，吃的香烟都是人家丢的烟屁股。”

尽管爷爷不准我叫他瘫子，但只要爷爷不在身边，我从来都只叫他瘫子。对吃烟屁股的人，小孩子也瞧不起他的。

我说：“瘫子，村里的人呢，怎么都不见了？”

他说：“你把那两个烟屁股给我捡过来，我告诉你。”

午后的阳光白亮白亮的，铺在杂色的拳头大的鹅卵石上，咝咝地冒着热气。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一会儿在石头缝里看见一个烟屁股，却怎么也瞅不见另一个。

我说：“只有一个。”

他说：“转过身，朝我走过来，在台阶上找。”

总共三级台阶，我在第三级台阶上发现另一个烟屁股。可这级台阶他是看不到的，除非他的目光会拐弯。

我奇怪了，问他：“你坐在那里，怎么看得到这个烟屁股？”

他说：“我闻到的。”

我拾起两个烟屁股，交给他，要他告诉我。他却跟我耍赖，要我再去给他寻几个才告诉我。我骂他，踢他，朝他吐口水，逼他马上告诉我。但他根本无所谓我踢啊骂的，好像是一只石狮子，好像烟屁股把他开心死了。他一边专心点着烟屁股抽，一边嘿嘿地笑：“快去找吧，晚了你什么都看不到了。好家伙，几年才看一次呢，全村人都去看了，你没看到会后悔死的。”

我想起爷爷在我昏睡之前说过，本来今天他要带我去看热闹的，现在他也这么说，看来这是真的。那么在哪里？是什么热闹？我狠狠踢他，骂他，逼他，他就是不说。“快去给我找烟头，否则你打死我也不说。”他说，“我已经死过好多次，怎么会怕死？没有烟抽，比死还难过。”

我只好忍着气，顶着炎炎烈日，像只一路嗅寻自个儿尿水的小狗一样，埋着头，伸着脖颈，瞪着眼，去寻烟屁股。寻了两条弄堂，总算寻到三个。这回我学了聪明，把烟屁股亮在手板心里，只给他看。我要他先告诉我。他眼睛射着一道蓝光，盯着我手板心，盯得我手板心发烫，像三只烟屁股在燃烧。

我催他，“你说啊，他们去哪里了。”

他故意找我碴，像语文书上写的，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你急了是不是？可是你才找了三个就让我说，没这么便宜，除非你再答应我一件事。”

我真想卡死他，可心里确实急得很，只好问他：“什么事？”

他说：“今天是端午节，你家里一定有粽子吧，晚上给我送两个来。”

给你送个鸡巴！别以为我是小孩子好欺负，你死瘫子一个谁怕你。可嘴上，我答应得很爽快又坚决，“好的。”我说，“一定。”

他说：“要有肉的。”

我说：“当然。”

骗人谁不会，我想。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说，骗人会长长鼻子。我敢对天发誓，这也是骗人的话。骗人的人多着呢，我也经常骗人，可从来没见谁鼻子长长。大人们用骗人的话教育我们小孩子不要骗人，真是太滑稽。瘫子就更滑稽，鸡巴比腿还长，一个活死鬼，居然还欺负我。这么想着，我怒气冲天，对他大声说：

“瘫子，快告诉我，否则我把烟头全扔到阴沟里。”

他这才告诉我：下午镇上开公判大会，要枪毙人，他们都去看杀人了。

我一听胸膛怦怦地跳起来，好像要杀的人是我。我怕了，然后拔腿就跑。我不是怕被人杀，我是怕错过杀人的当场。去镇上有五里路，我小孩子脚步小，就算一路快跑也要半个小时，万一赶不上怎么办？好几年才一次呢，错过了，鬼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

爷爷说：“日本佬作威那些年，杀人跟杀鸡一样，随便看得到，偶尔去镇上说不定就能撞见；解放头几年里也不难见到，十里八乡每年总要杀几个土豪恶霸，跟杀猪差不多；现在世道太平，杀人跟杀牛一样，几年都遇不到一次，稀罕了！”

确实，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杀人，只听人说过。经常听。我当然想亲眼看一次，我们小孩子都想。其实大人也想呢，要不村子怎么会空？想到全村人都去看了，我有可能成为今后全村唯一没有见过杀人的人，我又怕又羞，好像犯了什么恶罪。

我一路狂奔，像只尾巴被剁的小鹿，冲啊冲，勇往直前，跌倒爬起，奋不顾身，身上的痱子像热锅上的蚂蚁，都狗急跳墙，在我身上疯狂乱窜，兴风作浪，裤裆里，脚板底，胳肢窝，全都成了蚂蚁窝。我觉得我要痒死了。但我不怕死。我宁愿死也不想做一个全村唯一没见过杀人的人。

运气不错，半路上我遇到一辆拖拉机，戴着一顶大黑烟帽子，向我嘭嘭开来。我看见车斗里塞满了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个村的，但我已想好——下定决心！不管哪个村的，不管车上挤着多少人，我都要爬上去。

我不像富根瘫子一样有轻功，会爬火车，但爬个拖拉机绝不在话下。我们经常爬，有胆子，也有经验。我先迎着拖拉机跑过去，以我的经验，开拖拉机的师傅一定会破口大骂，同时也一定会放慢速度。放心，没哪个司机敢撞人的。再说，就算敢撞也撞不上，等拖拉机开过来，还有十来米距离时，我会迅速闪开，掉头往前跑，然后趁着拖拉机追上我时，迅速扑上去。这时间非常短，只有一两秒钟，必须快，必须集中精力，斗大胆，豁出去，怕不得。怕会让手发软，抓不住车斗边，抓住也会被甩掉。抓住车斗边口后，不能马上起跳，要跟着拖拉机跑一阵，一边跑一边理顺脚步，然后纵身一跃。什么时候起跳很关键，早了，脚步没理顺，有力使不出来，晚了，力气跑光就无力起跳。还有，最好别在车轮前起跳，应该在车轮后，这样摔下来也不会有危险，顶多摔一跤，磕破膝盖。否则摔下来，正好被车轮压着，那就不是磕破皮肉，而是要出人命的。

爷爷说：“和我们小时光比，你们这代孩子多一样童子功，就是爬拖拉机。”

我觉得爷爷说得很对，我们不但会爬树、扒墙、游水、摸鱼、抓蛇，还会爬拖拉机。包括水水，女孩子，照样会爬。蜘蛛生来会吐丝结网，我们生来会干这些事。我们在摇篮里就学会这些事，就像美帝国主义的孩子在摇篮里就会说叽里咕噜的外国话一样。

上车后，我得知，一车人都是去镇上看杀人的。他们是骆驼村的，离我们村很远，几十公里，快挨着邻县肖山。水水母亲就是这个村庄嫁来的，说话腔调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是短舌头的肖山腔。水水说，她最讨厌去外公家拜年，像上天一样难，走公路一天走不到，走山路虽然近一些，但山路很难走，来回一趟新鞋子就变成破鞋啦。水水确实经常穿破鞋子，脚指头钻出来，像个野孩子。

其实水水不野，娇滴滴，连毛毛虫都怕。可她鬼点子多，贼精，像他们家狸花猫，眼睛一闭，一个鬼点子像她脚指头一样钻出来，搞得我们都不爱跟她玩耍。几个月前她曾经偷看我撒尿，被我发现后她怕我报告老师，当着我的面脱下裤子，也让我看她撒尿。我说我不要看，她说我已经看了，而且还恶人先告状，向老师报告说我偷看她撒尿。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理过她，我恨她，连她一家人都恨，恨死！没想到，开拖拉机的师傅还是她大表哥，让我很失落。爷爷说，这叫冤家路窄。不过想到他们这么远都要赶来看，开着拖拉机来，又让我有些激动，好像我们是战友。

我感激和他们相逢。

拖拉机以最快的速度把我们送到镇上。

开始，我们不知道去哪里。但很快知道了，因为传来高音喇叭的声音。高音喇叭刚响起时，停落在高压线上的一长串麻雀一齐射向天空，像挨了枪打。拖拉机循着高音喇叭的声音开去，开进镇子，开出镇子，最后停在镇中心学校附近的一块刚收割完油菜的空地上。这里停满拖拉机和脚踏车，也堆满油菜秆。油菜秆引来成群蜻蜓，满天飞，四处停，好像蜻蜓也赶来看热闹。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像蜂箱里的蜜蜂，一层层，满当当，角落落都是！大人大多挤在操场上，像筷子一样，插得密密麻麻，风都钻不进去。小孩子，五花八门，各显神通，有的跨在篮球架上，有的爬在电线杆上，有的像猴子一样攀在树上，有的像野猫一样钻在屋檐下。围墙上更不用说，排满人，像书架上排满书。

我知道，我必须上围墙。只有登上围墙，我才可能看到前面发生的事情：谁在讲话，谁在挨斗，谁要被枪毙。可围墙很高，必须要大人把我抱上去，同时上面的人必须要愿意给我挤一个位。谁这么好？只有熟人。我们村的人。我沿着围墙一路寻去，一大圈下来，没发现一个熟人。既然我们村子空了，他们当然都在这里。可我找不到他们。他们像山上的落叶消失在满地的树叶里，像空气消失在空气里。

我急得要哭。

我真的哭了。

突然，我透过泪水看到一双熟悉的破鞋子。是水水！她坐在围墙上，小腿挂下来，前后荡着，像坐在水渠上戏水。我忘记了恨，大声喊她，让她给我匀个位置。她很慷慨，不但给我匀出位置，还把她父亲从人堆里叫起来，帮助我爬上围墙，挨着她坐下。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片黑压压的后脑勺，冒着白色的热气，发出嘤嘤嗡嗡的声音。越过人头，我看到一个临时搭的木台子，插满红旗。没有风，红旗不飘，耷拉着，像被太阳晒蔫的大红花。和红旗相比，挂在台子两边的两只绿色高音喇叭显得特别起劲，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因为声音太大，我们反而什么都听不清，只有嗓门声和吱吱吱电流声。对着麦克风讲话的人，是个大个子，穿着白色短袖衬衫，臂上箍着红袖套，手里拿着一份稿子，一会儿念稿子，一会儿抬头看我们。

水水说，他是公社领导。

领导站在台子最前面，背后是一排被批斗的坏蛋，有五个；每个坏蛋背后立着两个民兵同志。民兵都威风凛凛，穿着绿军装，戴着绿军帽，扎着宽皮带，端着枪，一动不动，像木头桩子。五个坏蛋有一个妇女，头埋在胸前，长头发披散，盖着脸，像个吊死鬼。另外四个男的，一个是老头，精精瘦，头发雪雪白；一个坐在凳子上，水水说他腿断了，刚才是被民兵架上来的；一个小年轻，剃着光头；一个矮佬，光着脚，赤着膊。他们都被麻绳反剪着双手，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打着叉，写着大字。因为距离远，隔着两个篮球场，我只能看清叉，看不清字。

五个坏蛋，最牵我注意的是那个赤膊赤脚的矮佬，其他四个坏蛋都是垂头丧气，低头认罪的样子，只有他一直昂着头，东张西望，一会儿看台下，一会儿看天上，满副无所谓的样子。而且，我觉得他有点像我们村里的木金傻瓜——我们都叫他木瓜。

水水说，就是他，木瓜。

我仔细看，确实是他。没错，就是他！想想看也是，只有木瓜这种人，才会在被批斗的时候还这样昂首挺胸，东看西看，像在演戏。因为他是傻瓜嘛。傻瓜是不知羞耻、不识好歹的，以为上了台，就在当演员。

爷爷说：“听不见话里有话叫笨蛋，分不清鸡蛋鸭蛋叫傻瓜。”

关于木瓜我是熟悉的，他跟我们家是一个生产队的。即使不是一个生产队，也不会不熟悉他，他是我们村的“名人”。关于他的笑话和故事，已被杏林瞎子编成词，男女老少都能扯上几句。我能全部背下来，是这样说的——

木瓜木瓜

木金傻瓜

无爹无娘

断子断孙

光棍一个

养牛三头

一天吃一顿

夜里跟牛困

牛说木瓜好

人说木瓜瓜

不晓得白醋酸

不知道加法算

我从小知道，当然是爷爷告诉我的，木瓜是民国四十九年那年，当时我们村里的私塾先生从镇上捡回来的。先生是个大麻子，满脸黄豆，难看死，虽有满肚子墨水，却没一个姑娘愿嫁给他，五十多岁还在打光棍。那年夏天，他被日本鬼子抓去镇上写标语，回来时一手牵一只大奶子母山羊，一手抱着个哇哇哭的小人儿。人家问他，先生这是谁家孩子。他说，茅坑里捡的。人家说，兵荒马乱的你做什么好事。他说，我要靠他养老送终呢。先生用羊奶喂他，养他长大，教他识字算数，希望他接过衣钵，养家糊口，养老送终。先生十年如一日地教养，他十年如一日地白养，十岁还不认得自己名字，不会算一加一等于几，气得先生天天翻白眼。

爷爷说：“人各有命，先生是断后的命，养个儿子是傻子，等于白养。”

我问他：“木金是什么命？”

爷爷说：“贱骨头，死不了的命。”

听说他死过好多次，五岁时吞过锋利的剃头刀，第二天跟血一道屙出来；九岁时被洪水卷走，以为必死无疑，结果几天后他拖着一只洗脚桶回来，毫发无损；十三岁那年他在家玩火，把房子烧燃了，火光冲天，家里东西都烧成灰，连猫也被烧个半死，他一个傻子反而躲在水缸里逃过一劫，只是头发被烧成阴阳头。先生一气之下把半瓶敌敌畏倒进稀饭里，准备和他一起见阎罗王。结果先生走得利落，魂飞魄散，他只是肚子苦痛几天，又活蹦乱跳，生龙活虎。奇怪的是，从那以后他再不长个，横着长，小腿像大腿，大腿像腰身，腰身粗过水桶，肩宽长过腰背，胸脯厚得像坨铁疙瘩，身板硬得像堵水泥墙，一身蛮力气，可以把一头犍牛掼倒在地。

虽然力气大，但做农活，样样不行，给庄稼除草，他把庄稼一起拔掉；插秧，他把秧苗倒着插；播撒麦种，他手抖，长出来的麦田像个瘌痢头。连割稻收麦这种最简单的农活，我们小孩子都会做，他也做不好。我跟他一起割过稻子，我割完一畦他才割半畦，因为他是坐着割的。他腰太粗，弯不下来，只能坐着割，笑死人。

爷爷说：“他可笑的事多着呢，远的不说，就说你大姑亲身经历的。几年前你大姑家造新屋，当时溪坎还不通桥，拖拉机开不到你大姑家，运来的砖头只能卸在堰口，然后要靠人工搬。遇到这种事村里人都会叫木金去做，因为这是个力气活，他干活卖力，一个人可以顶两个用。你大姑就去请他，忙碌整整两天，肩膀脱掉一层皮。你大姑看他干活真的卖力，收工那天烧了两只菜，又去小店打了一斤白酒送他。酒是番芋烧的，便宜，才四毛钱。你大姑买酒的同时还买了一瓶白醋，用的是一样的瓶子，回到家不知怎么回事，弄混了，把白醋当白酒送给了他。不过一个小时，你大姑发现后，连忙去找他换，结果他已经把整瓶白醋当白酒喝个精光。他什么事没有，胃不痛，肠没烂，倒是你大姑心痛了几天，因为一瓶白醋要九毛钱，比两瓶白酒还贵呢。”

我说：“白醋酸得要命，他怎么会喝不出来？”

爷爷哈哈大笑：“要不大家怎么叫他木瓜？要是一般人，鼻子一闻就知道。”

我说：“我喝一口白醋胃都会反酸，他一整瓶怎么喝得下去？”

爷爷还是大笑道：“要是一般人，就算喝得下去也得要送医院，胃一定疡掉了。可他屁事没有。他喝敌敌畏都没事，醋算什么。他确实是个木瓜啊，不是一般人。”

因为是木瓜，不是一般人，一般的农活做不来，队里只好安排他放牛。我们生产队有三头水牛，一头公牛，两头母牛。这可是我们生产队最宝贵的财富，百十亩水田旱地，每年都要靠它们犁田，翻地。爷爷说——其实不止爷爷一个人说，所有大人都在说，死一个人不算事，死一头牛是天大的事。前两年，三爸他们小队的一头牛犯羊癫疯，满山野疯跑，从悬崖上跌下来，摔死。我亲眼看见，他们队里几十个大人都赶到现场，像小孩子一样哭，那伤心的样子比死任何一个人都严重。

听爷爷说，水牛容易犯两种病，一种是羊癫疯，一种是黄疸病。犯黄疸病是因为经常肚皮饿，吃不饱，长期营养不够；犯羊癫疯是因为经受什么刺激、惊吓。牛从来低着头，看不到天，如果让它抬头看到天，它就会害怕，甚至受惊、发疯。村里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牛最怕看红色的东西，所以上山时绝不能让它看到红色。因为上山时牛眼朝上，红色会放大，变成一片天。这时候它一定会受惊，夺路而逃，满山遍野疯跑。我们队里的牛从来没有犯过这两种病，因为木金管牛管得特别周到细致，每天定时放牛出去吃草，定时给它们洗澡，定时带它们回家。

爷爷说：“人总有一用，木金是给牛用的。”

我经常看见，每到傍晚时候，木金总是一手提着镰刀，一手扬着鞭子，赶着三头牛回到村里，每头牛背上驮着一捆青草。这是给牛准备的早饭。木金自己从来不吃早饭和中饭，一天只吃一顿夜饭。因为他是光棍汉，没人给他烧饭，索性一顿吃个饱，反正他的胃神奇，一次可以吃下半头羊。村里人都说，木金对牛比对自己还要好，他是牛的爹，牛的妈。我觉得他对牛比有些爹妈对自己小孩都还要好，包括我，父母老是打我，他从来不打牛，甚至都不骑。其他生产队放牛的人经常骑着牛回家，他一向不骑，至少我没见过。有人说，那是因为他个子矮，骑不上去。也许吧。但也不一定，也可能他是不忍心骑。他把牛当作爹妈，谁会去骑爹妈呢？我真的觉得，我们小队的三头牛真是福气好，有这么一个体恤孝顺它们的“好儿子”。

但是一个月前，木金突然被公社抓走，说是因为他糟蹋牛。怎么糟蹋？我问爷爷，问父亲、母亲，问过好多人，他们都说你小孩子管这些事干什么。爷爷为此还骂我一顿，说我不学好，整天想些不三不四的事，不准我以后提这事。不提就不提，反正跟我没关系。其实我也能猜测到，糟蹋牛还能怎么着，无非就是打嘛。牛有时很讨厌，偷吃庄稼，发飙伤人，你去管，它不听。什么叫牛脾气嘛，就是它不听招呼，死活不听，非把你急得揍它。放牛的人都揍过牛，有人揍得很凶，有一次我看见一个老头用带刺的梨树枝，一鞭子一鞭子抽，抽得那头牛皮开肉绽，最后眼泪汪汪地跪倒在地上。我想木金这次一定是这样，一定是哪头牛犯浑，把他逼急了，逼他下了毒手，把那头牛揍伤，不能下地干活了。

爷爷说：“有些人是刀子嘴豆腐心，平时常冒火星子，但从不会放火烧人，下毒手。有些人是不叫的狗，最会咬人，平时闷声不响，焉不拉唧，但一旦发作起来会比谁都凶，凶神恶煞，杀人不眨眼。”

木金就是这样，平时间总是傻呵呵，笑嘻嘻的，几乎谁都可以欺负他，寻他开心。包括我们小孩子也经常捉弄他，有一次他在水库洗澡，我们把他衣服偷走，挂在牛脖子上，后来牛把衣服弄丢，他只好挨到天黑，光着身子回家。第二天，他依旧对我们笑嘻嘻，像什么事没发生。但是有一回，我三爸儿子，就是我堂哥建军，把他烤得喷香的一只野兔肉偷吃了，他居然提着斧头找上门，非要三爸赔他，不赔他要杀人，最后只好赔他两条带鱼鲞。

爷爷说：“兔子急了也要咬人，偷他吃的等于要他命，他会跟你拼命的。”

我想牛这次会不会是偷吃了他的粮食，所以叫他发了狠，下了毒手。这很可能，牛最爱吃稻谷麦子。牛还爱喝老酒，一次能喝一脸盆，我亲眼见过。木金没有家，牛棚就是他家，他的粮食一定也藏在牛棚里，牛完全可能偷吃得到。我越想越觉得事情就是这样，牛像我建军堂哥一样，因为嘴馋闯了祸，挨了毒打。想着牛遍体鳞伤的样子，我忍不住想去看看，于是有一天放学我特意溜去牛棚。结果很失望，三头牛都好好的，一头母牛还肚皮鼓鼓的，奶子大大的，好像怀着小牛崽。总之，我没发现哪头牛受伤。我又想，也可能受的是内伤，看不见的。

但是再怎么说，毕竟牛没有死，也没有残，哪至于把木金也拉到这里来批斗？我想他是不是还有其他错误。我问水水：“木金犯了什么错？”水水头别开去，不理我。我以为她没听见，又问她：“嗳，我问你呢，木金犯了什么错？”她一下脸红了，对我气呼呼地说：“你干吗问我，我不知道！”我说：“你不是早来了。”她突然骂我：“我知道你故意问我的，你跟木金一样是个流氓！”

这么说，我想木金是犯了流氓罪。我不在乎她骂我，我在乎的是木金跟谁耍流氓了。当我这么问她时，她生气极了，对我吐一脸口水，大骂我：“滚开！你个大流氓！待会跟木金一样把你拉出去枪毙！”

她这么生气反而引起我瞎想，我想木金会不会对她大姐耍了流氓？水水有三个姐姐，大姐最漂亮，本来村里有很多年轻后生想娶她，可她一个都看不上，非要嫁个居民，谈了几个都泡汤。居民看不上农民的，就像我们看不起木金一样。

爷爷说：“人啊，一定要知趣知足，高不成，低不就，只有当吊死鬼。”

水水大姐虽然没有当吊死鬼，但也差不多，她后来害上花痴病，经常一个人穿一身花衣服、头上插着鲜花去镇上寻男人，见男人就傻笑，就送花，傻笑的样子跟木金有点像。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他俩是半斤八两，天造的一对。我觉得除去水水大姐，木金也不敢对谁耍流氓，要耍只有对她，傻瓜对痴子。这么想着，我有点幸灾乐祸，也有点替木金可惜，因为为水水大姐被枪毙实在不值得。

果然，大会结束，其他三个罪犯被县城来的公安同志押上吉普车带走，木金和那个坐在凳子上的犯人则被四个持枪民兵架着押走，说是要拉到后面山上去执行枪决。顿时，会场里的人像泥石流一样往一个方向涌去，就是后山的方向，学校后门。我的地方离后门很远，就算近，我也不敢去挤，这么多大人在挤，像牛发羊癫疯一样左冲右撞，我们小孩子挤进去一定会被踩死。

我想完了，今天白来一趟。

突然高音喇叭又响起来，声嘶力竭，震耳欲聋。他在发命令，用的是一种比刚才公社领导还要高亢严厉的声音，讲的是普通话，口齿伶清，我听得清清楚楚。

“所有人！都给我听着！大家从大门走！大门！大门！任何人不能往后门走！不能去刑场看热闹！任何人都不能去！谁敢去我们就抓谁！听见了没有你们！都给我回头！回头！从大门走！快！回头！从大门走！”

像往火堆里泼一盆水，骚扰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他一遍接一遍地说，人群开始往大门方向蠢蠢移动起来，树上、电线杆上、篮球架上，包括我们围墙上的小孩，也陆续被大人接到地上。就在水水被父亲抱到地上的同时，我意外地发现，围墙上有些孩子顺着围墙在往后山方向走。我猜他们是要去后山刑场，便不顾水水父亲劝阻，跟他们走了。我们走到后门那道围墙上，纷纷跳下去。

总共有几十个孩子，都比我大，都是我不认得的。我们像游击队员一样，猫着腰，钻进树林，躲着民兵巡逻的视线，悄悄往山里挺进，最后看到一个废弃的石塘。这里曾经是一个采石场，半个山坡被挖空，留下一个巨大的塘，塘里乱石成堆，杂草丛生，还有一个破烂不堪的工棚。有人说，这里就是刑场。有人说，这里没人不可能是刑场。前面那个人说，人会来的，他们还在路上。后面这个人说，他们应该比我们早到才对，因为我们走的是野路，绕了圈。前面那个人说，有个罪犯腿断了，要人抬上来，所以走得慢。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何况另一个罪犯——就是木金——是个矮脚佬，也是走不快的。

果然，没过多久上来好多人，由两位公安领头，后面跟着乱蓬蓬一队人，有哭有叫，乱七八糟。开始我们都躲在树林里，看到有小孩子跟着，而且并没有人驱赶他们，我们也就从树林里钻出来，跟着他们一起走。那个腿断的罪犯确实走不了，全靠几个民兵拖着走，一边啊哟啊哟叫着，嘶着，好像女人生孩子。相比木金一点声响没有，我也看不见他，因为他人矮，被人押着、围着，顶多只能偶尔看到他光着的脚。他的脚像牛蹄子一样粗壮，也像牛蹄子一样沾满泥土。

突然听到有人叫我，原来是我堂哥建军！我很高兴，终于有了伴。更高兴的是，堂哥下午来得早，什么都知道。他告诉我，那个腿断的罪犯是镇邮电所所长，犯的是流氓罪，就在办公室里把他一个手下“那个”了，而女人的丈夫是部队上一个营长，知情后千里迢迢赶回来，把所长暴打一顿，然后把他拖到公社，交给政府。

堂哥说：“他腿就是这样被打断的。”

堂哥又说：“他破坏军婚，笃定要枪毙。”

至于我们村木金，犯的也是流氓罪。“你知道他跟谁‘那个’了？”堂哥说，“你绝对猜不到。”我说：“是不是跟水水大姐？”他马上摇头，用一种嘲笑的口吻对我说：“水水大姐烂番芋一个，就算‘那个’了她也不会是死罪，顶多坐牢房。”他让我再猜，看我越猜越不对头，终于忍不住说：“行了，别瞎猜了，我告诉你吧，他跟牛‘那个’了，牛！我们生产队的牛！”怎么可能呢？我不信。“你骗人！”我说。他说：“骗你我被枪毙好了。”并马上拉住旁边一个孩子，让他做证明。

那人毫不犹豫又斩钉截铁地做证明，让我不得不信，甚至让我一下想到那头怀着小牛崽的母牛。我不知道这跟木金‘那个’它有没有关系，这不是我一个小孩子能知道的。我不知道，不！

我突然非常恨木金，气愤地说：“牛是生产队最宝贵的财富，比人都金贵，他糟蹋牛简直罪大恶极！”堂哥说：“是啊，所以他也笃定是死罪。”我说：“他该死！”堂哥说：“他马上就要死了。”我说：“最好对他多开几枪，把他打个稀巴烂。”堂哥说：“这不可能，子弹要收费的，他连收尸的人都没有，政府收不到钱，怎么愿意浪费子弹？顶多给他一枪。”

确实，我们只听到两声枪响，应该是每人一枪。谁开的枪，对犯人哪个部位开的枪，都没看到。看不到。行刑在石塘深处，在那个烂工棚里头，我们在石塘口，有点距离，关键是那个工棚刚好挡住我们视线，什么过程、细节都看不到。当时我们跟到石塘口时，放哨的民兵把我们全拦住，只放进去三个老百姓，一个是头发花白的老太婆，另外两个壮劳力。堂哥说：“那老太婆是邮电所所长的妈，他们是去交子弹费的，然后收尸。”老太婆一路上都在呜呜呜哭，枪响之后哭声一下爆炸，直冲云霄，听着瘆人，好像子弹钻进她身上。我一下想起爷爷说过的一句话。

爷爷说：“世上再没有比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苦的事情。”

当时我想，老太婆这么痛苦还会交子弹费吗？听说一颗子弹要五毛钱，不便宜的。堂哥说：“敢不交？不交就收不了尸。”我问：“那木金谁替他交？”堂哥说：“他光棍一个，谁要他尸体？没人要就可以不交。”

后来发现堂哥讲得并不对，一个公安从石塘里走出来，先问站岗的民兵：“你们有没有谁跟那个矮脚鬼一个村的？”看民兵都摇头，他又走到我们一群小孩子面前，问我们同一个问题。得知我和堂哥跟木金同一个村，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通知他的亲人来收尸。”堂哥说：“他是光棍汉，没有亲人。”他说：“那就通知你们大队领导，让领导派人来收。”堂哥问：“要收钱吗？”公安说：“什么钱？”堂哥说：“子弹费。”公安说：“什么子弹费，有钱就给他买口棺材好了。”意思很明确，不收子弹费。

我们回去后找到大队长，把公安的要求向他如实反映，并专门强调不收子弹费。大队长听完后冲我们骂：“你们管什么闲事，你们说的什么我都没听见。这个畜生！鬼才愿意去给他收尸，倒贴钱也没人去。”后来我跟父亲说，父亲也这么骂：“日他先人！一个畜生还收什么尸，叫谁去谁都觉得丢人。”我问：“我们不去收，公安会不会不高兴？”父亲说：“有人会去收的。”我问谁，他说：“野兽，野狗，它们会把他啃得一根骨头都不剩。”我听得毛骨悚然，不敢再吱声。

我还是担心公安会不高兴，又去同爷爷说。爷爷以前对木金不错，经常给他送吃的，说他很可怜。人老了总是这样，喜欢关心人，同情人。我想爷爷可能会发慈悲，帮我们找人去完成公安交给的任务。我把来龙去脉告诉爷爷，想不到爷爷居然说：“我才不管，我还想再活几年，不干这种缺德事。”我说：“爷爷，你以前不是教育我要同情木金，不能欺负他。”爷爷说：“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我说：“现在他死了。”爷爷说：“死了好，这种人，早死早了。”我说：“你以前不是说他命硬，死不了。”爷爷气愤地说：“以前他是人，现在他是畜生，该死的畜生！”

这天是端午节，家家户户要吃粽子。中午吃晚上还要吃。粽子分肉粽、糖粽、黄粽、白粽。白粽最不好吃，里面只有糯米，像饭团子。黄粽是里面夹着咸鸭蛋的，因为蛋心油黄油黄的，所以叫黄粽。最好吃的当然是肉粽，我答应给富根瘫子的就是这种粽子，里面夹着咸腊肉，喷香，爽口。可我是骗他的，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自己都吃不够，怎么可能给一个死瘫子吃？

吃完晚饭，我和堂哥又去寻人，我们还是想完成公安交给的任务。走到祠堂门口，富根瘫子大声叫住我，眼睛里射出万丈光芒，向我要粽子。“两个肉粽，”他说，“你下午答应我的。”堂哥在边上，我胆子更大。我说：“粽子没有，有石子。”说着捡起一块石子，向他扔过去，正好击中他的下巴。他啊哟啊哟叫，一边摸着下巴，一边骂我：

“你个小畜生！屌毛还没长就这么坏，长大了一定要被枪毙，像木金一样。”

“你才是畜生！”我骂的声音比他更大，“老畜生！”

光骂不解气，我想找块大一点的石子再打他。

堂哥拉住我说：“别理他，他整天吃烟屁股，喝阴沟水，连畜生都不如，你跟他啰唆什么。走吧，我们有事。”

是的，我们有事，我们要完成公安交给的任务。这天晚上，我和堂哥一直在村子里瞎转悠，想寻个人替木金去收尸。夏天的夜晚，屋子里闷热，弄堂里凉快，大人孩子都在门前屋后纳凉、闲聊天。作为木金被处决的唯一见证人，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大家十分乐意听我们讲述公安在石塘里行刑的经过，问了很多细节。但提到公安要求替木金收尸的事，所有人的态度都惊人一致，认为木金是畜生，村里不会有一个人去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有人甚至怀疑我们听错公安的话了，后来我们自己也怀疑，并为自己替木金这个畜生四处张罗收尸感到难为情。

第二天上午，我们正在上语文课，突然接到通知，说我们生产队的三头牛不见了，要求我们都去找。这是大快人心的事，可以不上课。我们都欢天喜地冲出校门，像鸟兽一样四散在漫山遍野。我对找牛实在没兴趣，对木金经过一夜抛尸有没有被野兽吃掉很感兴趣。其实昨天我并没有看到木金尸体，太远了，看不见。我决定去看看，跟几个同学说，得到一致响应。我们说走就走，跋山涉水，熟水熟路，不费任何周折，顺顺当当到达石塘。

叫人意外的是，简直不可思议！我们一到石塘，老远看到有三头牛在石塘里，在那个烂工棚往里一点的地方，听到我们的声音，有一头牛哞哞地叫，好像在吆喝我们过去。我们过去，走近看，发现这确实是我们生产队的牛，它们所处的位置好像就是昨天行刑的地方。夜里下过大雨，石塘里积满雨水，公牛和一头母牛各占一潭积水，惬意、懒散的样子，见了我们既没有叫也没有动，无动于衷；另一头鼓着大肚皮的母牛，很机警的样子，密切注意着我们动向。

爷爷说：“母老虎打得过得狮子，下蛋的母鸡斗得过老鹰，所有怀了崽的动物都特别凶残好斗。”

这头牛就是这样，看我们越来越近，它越发警觉，最后霍地一下立起身，掉转头，对着我们哞地大叫一声，分明在抗议我们靠近。我们才不怕它，我们只怕人，大人，这些畜生根本不怕。当然意外发现牛我们很高兴，但我们目的不是来寻牛，而是看木金尸体。我知道尸体大致方位，应该就在牛附近。我们继续靠近，那两头躺着的牛也警觉地立起身，对我们叫。这时我们终于看到一具尸体，趴着，一只手压在身子下，另一只手搭在后脑勺上，好像那儿是伤口，伤口在流血，他捂着伤口，想堵住血流出来。尽管看不见脸，但我们都认得这是木金的尸体，尤其是两只像牛蹄一样的脚，我一看就知道是他。

我注意到，尸体趴的位置正好是刚才两头牛躺的中间，好像牛刚才在陪木金睡觉。我们想把牛赶走，走得更近地去看尸体，看枪口在哪里，甚至还想找子弹壳。但牛不走，走也是绕着尸体走，不肯走远。它们不停地对我们哞哞叫，好像是怕我们扛走尸体，又好像是希望我们扛走尸体。我们要尸体做什么？我们只想看看，然后把牛赶回去接受大人的表扬。牛似乎知道我们不想带走尸体，对我们很凶，越来越凶，最后甚至发起牛脾气，用角抵我们，吓得我们只好逃走，表扬也不要了。

我们不能冒死去要一个表扬对不对？

据说牛是下午被大人赶回村的，同时牛背上还驮回来木金的尸体。我是在夜饭桌上听爷爷说的；这天晚上村里每一户人家的饭桌上都在说这件事，说去赶牛的人本来不想把木金尸体驮回来，但牛围着尸体不肯走，死活不走，坚决不走，打死它们也不走，直到把尸体架到牛背上后，它们才肯走。

爷爷说：“都说狗通人性，看来牛也是通人性的。”

我说：“爷爷你说的不对，木金不是人，是畜生，怎么叫通人性？应该叫通畜性吧。”

爷爷哈哈大笑，说我讲得对。可我觉得我讲得并不对，因为……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这件事给我留下的疑惑太多，我要说的只是一个个问题，比如……比如……比如……我不得不承认，我还小，知晓的事情太少啦。

选自《十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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