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篇小说|陈鹏：半生2

半 生

陈鹏/著

4

我说过，我听见一声高喊：有人摔倒啦！这声音像鞭子抽我刀子捅我。从四十五度角往上看，我一眼望见远处窗口探出的脸。喊声持续扩散，此人的表情模糊不清。但我认得他，就是死得透透的也认得他。六十四岁的他按住脑门，一手抓住窗框，似乎想冲下来扶我一把。就算他连滚带爬从3栋五楼往下跑，至少两分钟。周少燕从最近的17栋三楼家里赶来也就三十秒。她都没法救我，何况他？

狗日的潘良。

我从杨林油库调到重机厂第三个年头赶上改制。车间主任潘良组织我们召开通气会：下岗百分之六十。甩包袱增效益关停并转，重机厂是云南两大试点企业之一。潘良站在前面，机床统统关了，安静得不像车间，倒像幽闭的灵堂。他说他被任命为改制办副主任，仍兼3车间的头儿。他的话我们早就从报纸上读过电视上看过，但你很难理解。比如，让百分之六十的人没饭吃就是提质增效？这百分之六十的人去哪里吃饭？他们吃不上饭，是不是留下的人抢了他们饭碗？这更少的人不得干更多的活？还不把你活活累死？……我想得头疼，就不去想了。那天下午潘良的脸像从冰柜里拽出来的，他说今天天气真他妈的好，作为先进车间必须带个好头。如果为了全厂科学发展的豪言一点也不适合我们这帮蓝领工人，那么，最好的解释就是：上帝为我们关上一道门，也将打开另一道门；有想法有干劲的兄弟姐妹不妨撂下机床去外面的世界大显身手……

我盯着钻床。冷冰冰油腻腻的蓝光来回晃动，铁锉子碎渣子粘在上面，当它停止轰鸣，一切都不对劲。所有机床像躺在墓地一样沉默，要是它们开口说话该多好。那样一来，它们就能选择谁才有资格驾驭它们而不是相反。对，让机器参与表决。可惜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潘良的演说经过墙壁和机床反弹微微发颤，听上去像是另一部机器的大声轰鸣。刘玉红老范老杨低着脑袋。年纪更大的段红卫突然举起手说，我们爱重机厂，上帝给的另一道门我们不想要，行吗？潘良死死盯着他，说你这是个人意见还是大多数人的意见？话音刚落，工友们举起油腻腻的手。段红卫继续往下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就算还没结婚的，从技校毕业分配进厂多不容易，托关系走后门才穿上这身宝石蓝。离开机床还干哪样？再说，很多事情是你想干就能干的？

我望向窗外。田字格玻璃蒙着厚厚一层灰，蓝天深远模糊，冬青树无精打采，水泥大道扬起灰尘，什么也看不清了。我听见潘良叫我。朱培贤，你说说吧？你是单身青年，有信心吗？我张了张嘴。有吗？他冲我喊。我站起来，看着他身后一台冷灰色铣床。满地废钢渣子铁皮铁块。说话啊！他大声说。我摇摇头，又坐下。他们都望着我。我开始挠头，响声很大。他们笑了。刘玉红冲我挤挤眼。潘良叹口气说，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朱培贤支持下岗？段红卫捅捅我的腰。我想了半天，轻声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相当清楚了。

我想说——

你他妈到底想说什么？

随便。下也行，不下，也行。我尊重组织决定。

段红卫抡我的背，砰砰砰。

潘良笑了，举手拍掌。

小朱就是有觉悟。我说嘛，只要敢闯敢干，哪里都能发光发热。

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做好下岗准备吧，小朱。

我抬头望着潘良。

现在是非正式谈话，如果你愿意下岗或者不反对下岗，过几天还有一次正式谈话。

我一声不吭。

潘良左右看看。就这么定了，小朱初步进入３车间下岗名单。厂改制办在下月五号公布首批名单。小朱，你还有什么意见？

好吧。我说。

段红卫比我年长十四岁，大家都叫他段哥。我们在厂工会乐队一见如故，我这个半路出家的竹笛爱好者比他差得不是一星半点。那天散了会我们往外走，厂区冬青树一人多高了，几只麻雀掠过厂房，越飞越远。

段哥问我：你不怕？

我摇摇头。

真不怕？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操。你不怕丢饭碗？

怕。我说。

那你就该倒苦水，说你想留下来。除了你，钻床没人开得了。

我抬头望天，再望望脏兮兮的冬青树。

找他吧。

哪个？

潘良。

找他？

两条红塔山，一条紫云。

为哪样？

你他妈真傻！你离开重机厂就死路一条。

我没吭声。

听我的，兄弟。你必须听我的。

真去找他？

废话！他使劲摇头。至于我，我他妈还真想走。立马去少年宫开一家培训学校，专教小娃娃吹单簧管萨克斯。离了重机厂就活不了？去他妈的！

我望着他。

我行，你不行。我才不怕。听我的，今晚就去潘良家。

我的宿舍就在慈坝镇上，原本两人同住，后来小丁闪电结婚搬走了，我一人享用了这个七平方米的砖房小屋。我从食堂打了饭，吃完，摘下竹笛。《新白娘子传奇》老吹不好，不是音准问题，是别的什么，我说不上来。这两年竹笛大有进步，是段哥调教有方，但我从来不是个精细人，竹笛高手才能捕捉那些微妙复杂的情绪变换。我不行。我想我原本就不是吹笛子的料，只不过单单喜欢它。笛声让你安静。就像很多时候哐当哐当哐当的轰鸣也会让你安静。八点不到，段红卫推门进来，手里拎着单簧管。

你听听，听听，小学生水平。

我笑了。

你他妈还不快去？

去哪里？

我操，潘良家啊。知道他家吗？

嗯，家属区3栋501。

赶紧走。两条红塔山一条紫云。没钱我借你。

我放下竹笛。段哥，我——

我操，火烧屁股啦！过了今天，你小子死路一条。快，现在，马上！

段红卫将我搡出房门。去晚了就是别人的了，你他妈脑子进水啦。

我都三十二了，段卫红仍把我当小子。他说我善良、傻，我说我有的是主心骨，比如翘鼻子让我跟她走我没走，比如张德兰大呼小叫之后我再没找过她（当然啦，她也再没找过我）。段红卫说你他妈这叫主心骨？只能说明你傻透了。我说我才不傻呢，傻瓜哪开得了十四年钻床吹一手竹笛？你就是傻，他说。所以再怎么吹就这破水平。

段哥的黑管、小号、单簧管真是好，够格上人民大会堂了。他四十大几还是单身，重机厂一帮小少妇都迷恋他。不少单身女人经常请他吃饭。可他没多少绯闻，就算闹出点绯闻也有本事一一摆平；女人对他来讲从来不是麻烦却也没多大意思（他不是同性恋。当然不是），他宁愿独自和一堆乐器待着也不愿将就成婚（要是没碰上周少燕，我没准会像他一样单身的）。他这个大艺术家就不该在乱糟糟油腻腻的车间耗着。他居然耗了大半辈子。

我买了两条红塔山一条紫云揣进背包。宿舍区到家属区也就几分钟，几幢六层楼房和宿舍区的旧平房天差地别。

我稳住自己，敲开潘良家的门。

开门的是潘良老婆，她一头长发，皮肤雪白，你都能看见她太阳穴附近的淡蓝色血管。潘良冲我抬抬下巴，我把三条好烟掏出来，搁在茶几上，他噘了噘嘴，问我对改制、下岗到底什么态度。我摇摇头。他说，嗯，很复杂，的确很复杂。

沙发对面，靠墙有博物柜、组合柜，一只两臂长的大鱼缸正对我们，三尾金鱼上下游动，客厅波光闪烁。我忽然觉得我是其中的一分子，将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水域当作大海。潘良老婆为我倒茶，低声客套几句就去了里间，脸上始终带着沉静从容的笑意。潘良问我：还吹笛子？我说吹，每天都吹。他说车间工人就该多一点业余爱好。他又说，很多老工人除了干活就是干活，回到家要么喝酒要么干老婆，要么一边喝酒一边干老婆，就那点追求。我瞄一眼电视，一部专题片正回顾小平同志南巡，他拍拍手，说你看你看，老骥伏枥呢，你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

是。我说。

对头，拿出认识来。

潘主任，我还能留下来好好干？

我没这么说。

但是……

我什么也没说过。

我想，我应该留下来。

你想？你应该？

我已经下岗了？

下个月五号，会看到下岗名单。

潘主任……

你让我咋办？谁不想留岗？都要留岗哪个下岗？

是。

太晚了，你先回吧。

我抬头望着他。

回去吧。

……好。

他送到门口，说了再见就掩上门。我下楼出来，顶着黄疸似的路灯走回宿舍区。平房用它永恒不变的破败气味迎接我。窄窄的砖砌过道躺在黑暗中。我老远就听见单簧管声了，真美，犹如月光抚摩的森林。我停下来，竖起耳朵。然后推门进去，段红卫站在屋子中央，闭着眼睛摇晃身体用心吹奏。曲子是《茉莉花》，简直让你眼眶潮湿。我走到床沿坐下。他提前谢顶的脑袋闪闪发亮。他和他手里黝黑的单簧管就像两把刀子，一大一小，要将什么东西活活劈开。他吹完了，我使劲拍手。他长吁口气，放下单簧管，望着我。

搞定了？

认不得。

认不得？

嗯。

东西收了？

嗯。

成功一半！

他笑了，额头湿漉漉的。

后来的事情你也许猜到，也许没有——我被列入下岗名单，段红卫不在名单上。

车间炸了锅。将近一半砸了饭碗的下岗者聚在一起嚷嚷，几个女工的呜呜哭声很快盖住唯一一台还在工作的机床咆哮。开铣床的老范索性关掉机器，垂着脑袋往外走。我盯着灰蒙蒙的玻璃窗。外面没有一只鸟。我以为她们会哭很久，但哭声很快止住。她们叽叽喳喳来回奔走高声说不行不行这咋个行，必须找厂长找改制办找区政府……她们大步往外走。几个下岗男工两眼呆滞，有人追随她们走出去，另外几人望望我，似乎要从我身上找到某种东西。

你不去？

去哪里？

找厂长啊。

我摇摇头。

他们十分不解。

我操，朱培贤，你他妈的下岗啦！你和我们一样，明天就没饭吃啦。

我认得。

你认得？

他们开始骂我。后来有人说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跟他咋比？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是吧？狗日的小朱，年轻就是本钱。

老谢凑近我，口臭喷我脸上。

小朱，说句实话，你咋想？

他们看着我。

认不得。我说。

他们满脸失望，从我面前散开。老谢、老赵收拾工具箱。该发的牢骚发过了，该骂的娘骂过了。他们决定认命。

我走出车间，哪儿也找不到段红卫。

沿漆黑幽暗的过道转三个弯，我走到车间另一头，潘良的改制办敞着门，老远就听见段红卫和他大声争吵，过道四周嗡嗡响，跳壳的白石灰仿佛随时可能掉到地上。我走到门边，使劲敲门，两人停下来。段红卫哐当撂下一只大号扳手，高喊一声，操，你来了，正好！

他主动要求下岗，把名额让给我。

你狗日的疯了，潘良说。你不是疯了就是他妈的脑子进屎了。你一个7级老工人主动下岗保住一个5级工？

我走，他留。

没这个规矩。你走，他也留不下来。

扯鸡巴淡。

潘良脸色铁青。他和段红卫差不多前后脚进厂，段哥还当过潘良几个月师傅，手把手教会他全套绝活。潘良谁都不怕，就怕段红卫。

我给你两天时间，你想清楚。他留，我走。

我操，这他妈不是小娃娃过家家。

我看就是小娃娃过家家。

段红卫拽着我大步往外走。厂区大道像裹着黑铁皮，又白又亮。我们站在冬青树荫下。他气得两颊发黑。

我操，我操他狗日的潘良。

段哥，你不用这样。

我想出去办班，黑管单簧管萨克斯哪样难得住我？我哪样都不怕，就怕一帮傻逼管我。你不一样，你这点手艺还教不了人。你留下来，挣钱糊口，再找个女人结婚成家，这辈子才算有个交代。

我也可以走。

你他妈真傻还是装傻？

厂区一片沸腾。穿宝石蓝的重机厂下岗工人们哭着喊着直奔厂办。

找厂长？他能让你找着？真他妈傻！段红卫望着他们说，就算找了厂长，管用？除非每人准备十万二十万。有吗，小朱？你干一辈子，有二十万吗？

我使劲摇头。

就是嘛。我们是无产阶级。要是有十万二十万还算无产阶级？

我明明送了他两条红塔山，一条——

我就为这个跟他翻脸。收了还让你下岗？

找他要回来？

你他妈真是傻！

下岗者们迅速在厂门口聚拢，人群像脱缰的野马冲上龙泉路。我手心冒汗。平时老实巴交什么脏活累活都难不住的工人们高声喧哗、大声诅咒，竭力诉说这么多年来的付出与感情，现在惨遭下岗是多么荒谬而无辜。聒噪、愤慨渐渐变成歇斯底里的谩骂。我头晕脑涨。厂里开出的条件是领取六个月基本生活费，自谋出路。有人觉得骂娘不过瘾，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哭；一部分人冷静下来，擦干眼泪说必须找潘良和改制办的人；有人出点子说不如把龙泉路堵上，任何鸡巴鸟车都不让过，再打电话给电视台报社记者帮忙讨回公道……愤怒一步步升级，挑头的管事的被推选出来；我站在人群外围浑身发抖。你不晓得你为什么发抖。原来忍气吞声的产业工人一旦发作也像土匪强盗，天不怕地不怕。一片汪洋的宝石蓝很快消弭了男人女人的本质区别让他们更加近似：消瘦、苍白，瞪着无助的眼睛转动黑色的脑袋，像要把什么罪孽洗清一样；他们就像长期生活在地窖而非车间。地窖也比噪声震天的车间舒服些。太阳火辣，热浪顺着松软的沥青路面上升，我很快就汗流浃背了。段红卫将我拽向路边，劝我离他们远一点，千万远一点。潘良和改制办的人赶到时下岗工人已达数百。潘良跳到花台上喊话，封路的提议被他严词否决了，他说你们必须知道聚众滋事的后果。再说，改制必须推行，你们注定失败。就算悲壮的失败终究还是失败。何必呢？何不冷静下来争取利益呢？很多人果然被吓住了，他们不再高喊口号；另一些人凑上去理论：上有老下有小啊，何况他们多么热爱重机厂，热爱每一件活儿以及热烘烘脏兮兮的那点钞票。潘良的胖圆脸闪闪发亮，脑门沾满汗水。他忽然哭了，眼泪顺着脸颊哗哗淌，泣不成声地表示他完全理解大伙的心情但是最好立即返回车间，坐下来商量嘛……

去你妈的！有人骂他，还有人嘶吼潘良你给老子滚下来。场面顿时大乱，直到厂办主任和副厂长赶到才劝住激愤的工人。人群终于散去。我瞅见潘良仍站在高高的花台上，撩起衬衫下摆擦他的眼泪，像一条孤零零的野狗。我和段红卫各回住处取了单簧管和长笛，将整个下午泡在工会。我们一首一首吹下去，从《朋友》到《一声珍重》，从《新白娘子传奇》到《回家》，配合相当默契。段红卫吹得棒极了，我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跟上他。后来我们都累了，坐在暗淡的角落里，望着外面。

他哭了。段红卫说。他居然哭了。

我没说话。

我头一回见他哭。头一回。段红卫摇摇头。走，喝酒。

我们上四川菜馆喝掉四瓶大麦酒，天黑透了，彼此搀住才能往回走。

有进步。笛子，有进步。他说。

是吗？

吹得再好，有鸡巴用。

是，没用。

你活计干得再牛逼，有鸡巴用。

是的，是的。

天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云团堆在楼顶。

走，找他。

哪个？

潘良。

我一声不吭。慈坝街上的路灯比月亮还大。

小朱啊小朱，你这条小命，全在今晚。再买五条红塔山。五条。一条都不能少。走！

我听他的，又买了五条好烟。我们踉踉跄跄摸到家属楼，猛然发现单元门前到小区主干道密密麻麻全是人。我凑过去，刘玉红、老杨站在暗夜里招手，满脸苦笑。很多人背着各式各样沉甸甸的包，显然和我一样背了好东西；更多的人空着手，骂娘、吐唾沫。潘良家所在的五楼黑得像口井；一个4车间老工人说最早赶来的几个家伙敲过潘良房门，他老婆明明在家，这会再没动静。狗日的潘良应该在家。他说。让他老婆来挡，居然让他老婆来挡。狗日的。声控灯亮了，一到五楼黑压压全是人。他们或站或坐。没人说话，死一样安静。刘玉红老杨看着我手里的袋子哈哈一笑，你小子，红塔山还是三五？没十条二十条的就不要上去了，上了也是白上。段红卫说我们非上不可。刘玉红说没用，你没看见那么多人干等着？我操，段红卫说。走，小朱。

我们穿过一群木偶般或坐或站清一色宝石蓝的男人来到五楼。守在门前的家伙说敲半天了，没动静。要不，闯进去？段红卫让他靠边，然后凑上去使劲拍了三下，扯着嗓子大喊，潘良，潘良！屋内无声无息。段红卫侧耳倾听，之后望着我们说，哭，有人在哭。

哪个？

他老婆。

没人说话。楼道静如坟场，空气越来越污浊。到处是机油味汗臭味脚丫子味。

两三人贴着门板仔细听，冲我们用力点头。段红卫撇撇嘴。撤吧，都撤吧。就她一个女人。

不行。狗日的还能不回家？

段红卫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我们走。

楼下的人群呆立不动，刘玉红表示没理由不等下去，就算等到明天一早也要等下去。段红卫说你们等吧，他要是回来我段字倒写。我们穿出家属区，冷风咆哮，天空低垂。我有点摸不清方向，于是问他，去哪？他说，随便。我们往前走，渐渐越走越快，段红卫突然跌坐在地上，歪过脑袋，将今晚的大麦酒吐了个一干二净。

狗日的，狗日的。他擦擦嘴。

酒醒了，再没地方可去，只好顺着龙泉路重返厂区，高大的人字形屋顶蹲在夜中。我们从1车间走到10车间，从后门进入子弟学校操场。机油味灰尘味汗味被青草味取代。大约晚十点，我们在学校门前分手，回到宿舍又灌一瓶大麦酒放倒自己，一觉睡到次日中午。睁眼时，太阳直直照在脸上，我急急忙忙跳起来直奔厂区，半道上才明白过来我都下岗啦。周围十分异样——不是变暗变黑，是刺眼的白，如破开的云彩、棉花和墙。阳光直逼万物，看不见的上帝用它胡涂乱抹。我睁不开眼睛，没完没了地恶心头疼。宿醉的感觉像被疯狗咬了。原以为昨夜就来一场大暴雨的，不料又是晴好的一天。我本想回去，但鬼使神差又去了重机厂。大门口聚集着一大群人，认识我的冲我挥挥胳臂点点头。有人问我，没下岗？我说，下了。他们说，那你还来？加入我们？我摇摇头，继续往里走。封堵大门的人让我进去了。3车间一晃就到，熟悉的灰铁门沾满污垢，真该洗洗了。里面一圈人把谁围在当中。见我来了，他们像划开的牛皮纸向两侧闪开，中间出现一张头上裹了白纱布的脸——段红卫，他就坐在我的工具箱上，手里拎着大扳手，身体前倾，像一匹倔强的马。锁扣位置是毛笔写的朱字。靠墙位置，站着潘良。

他用扳手砸自己脑袋。潘良说。我操你妈，他是我师傅哩。我操你妈。他望着我，眼神冰冷厌恶，仿佛瞅见我偷了他的东西却无从追究。我答应了，小狗日的，你该跪下来磕三个响头谢谢他。他一面说一面从段红卫手中夺下扳手。

我当然没磕响头也没说个谢字。我根本反应不过来。段红卫脸上的得意笑容我只在工会里见识过，那情形往往是他接连吹了五首曲子并且毫无瑕疵。当天夜里我们去了四川饭馆。他端起酒碗一口干掉，擦擦嘴说你猜我最后对狗日的潘良说了什么？

我摇头。他脑袋上的白纱布亮闪闪的。

你这条不要脸的疯狗。段红卫说。我就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说你狗日的同意小朱留下，是你们这群疯狗所做的唯一正确的事。

到底谁疯了，谁正常？首批下岗名单出炉两个月后，第二批名单公布之前，有人举报潘良睡了七个女工并将她们成功留岗——白纸黑字贴在十来根电线杆子上。狗日的哪来的狗胆？最终查无实据，白纸片一夜之间被撕个干干净净。此时段红卫已经收拾工具箱准备离厂。我们最后一次吃饭喝酒演奏是那年的十月，《一声珍重》吹了不下十遍，一大批工友闻声跑来工会礼堂。最后，几个曾经的乐队成员、如今也下了岗的前工友亮出乐器，我们合奏了几十支经典曲目，《友谊地久天长》《啊朋友再见》……一直闹腾到凌晨三点。后来就剩下我和段红卫。月光照亮外面的冬青树，门前一片银白。他呆坐着，单簧管搁在腿上，说他下个月就开班授徒啦，一帮半大孩子。我说好啊，真好。他笑了，说你随时过来。我说好啊，好。我想了想，又说，谢谢段哥。他笑了，谢个，是我谢你。谢我？人一辈子待一个地方有啥意思。他说。我待够啦。真他妈够啦。上帝要是让你还有点气力干一件你能干好也非常愿意干的事情，那你他妈必须试试；上帝根本不希望我们带着遗憾去死，可是很多人都他妈死得不明不白。我说，段哥，你随时回来，工会大门永远敞开。他连连摆手，出去了就不会回来。绝不。老子撒尿也不冲着重机厂。他咬牙切齿。我并不知道他的仇恨从何而来，他不正要去干他想干的事业吗？段红卫说到做到，此后再没踏进重机厂一步，除了我死那天。

次日我被喧嚣声惊醒。我下了床，敞开门，见很多人三三两两直扑家属区。潘良，潘良。直觉告诉我潘良出事了。我脑子里嗡嗡响，抬腿跟上他们。家属区３号楼下聚集了一大群人，绝大多数是首批下岗者。我问他们出什么事了，有人告诉我，是潘良老婆。

这个四十四岁的女人在金鱼缸内溺毙。她瞪着眼睛，嘴里衔着一条金鱼——这是后来听说的。那天早晨，楼下的人沉默得仿佛为她招魂守灵。慈坝派出所干警和刑警将一个陌生的中年工友从楼上带下，此人腕间有雪亮的手铐。是9车间老杜，有人告诉我说，平时多他妈本分啊，见了狗都绕道走。昨夜，就他一个人敲开潘良的房门。他进去一个小时后传来潘良女人的叫喊声扭打声，再之后就无声无息了。对这起谋杀的解释很离谱：老杜不是因为下岗挟私报复，而是与潘良的女人早有一腿，所以她才为他开了门。老杜干吗杀她？很简单，潘良女人无法答应他帮他说服丈夫让他留岗。另一种说法直截了当：潘良睡了老杜女人，因此，他女人留岗了，他却下岗。很多人觉得老杜像个爷们儿，干了他们想干而没胆量干的。是夜一切都不太对头，鼓胀的云层像怀胎一样躁动不安，潘良家的灯光照进继续等待的下岗工人眼中，让他们惊诧而镇定。居然没人同情潘良女人，大伙想不通的是：老杜非得下此毒手？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再把她睡一回嘛，用枕头或毒药，不比现在更浪漫温柔？唉，老工人就是老工人，连杀人都这么直截了当。

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昨晚，潘良睡哪里？

将近中午，他来了，楼下的人已散了大半。此时无人找他寻仇，我们默默让出路来。潘良的脸直僵僵的，走路的姿势也直僵僵的，他穿出人群，即将进入楼道时忽然弯下腰，两手捂住脑袋。然后他回头望向我们，一群沉默的重机厂工人。接着他一步步上楼，很快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据说办完后事他向厂里请辞改制办主任，领导不批。很多人开始可怜他。我不想可怜他。他女人笑起来多优雅啊，你没法想象五大三粗的潘良居然娶了这么文艺范儿的女人。唉，都是命。潘良要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她死不了。

选自《十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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