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氏春秋

罗伟章/著

    原来，冉大娘哭我母亲，是因为母亲一死，就没人跟她吵架了。不是没人吵，是她瞧不起那些人吵架的能耐。她们肤浅地以为吵架就是骂人。吵架当然是骂人，但如果吵架仅仅是骂人，那档次就太低了。档次高的吵架，不但能以一当十，还能举一反三，此外还要舍得一身剐，遭遇再大的困境，也敢熬下去。有这些就够了吗？不够，远远不够。在世代祖居的村庄，吵架者还得勇于担当秘密的传播者。秘密，是最深沉的文明。不要说当年的村民多不识字，就是能识能写，那些事也不能写，因为最深沉的文明多为丑事，既不能写，也不能说。传播的唯一途径，就是吵架。如果不是吵架吵出来，你怎么知道某某的祖上得过梅毒，某某的丈母娘害过羊痫风？羊痫风且不去说，梅毒那东西却是大有说道的，那东西通常是不会得的，那东西通常只有一种情况才会得，由此追根溯源，你慢慢弄清了：那某某的祖上，三十四岁那年翻过老君山，去了几百里外的万源县，万源毗邻陕南，山又大又恶，连满山开着的杜鹃花，看上去也恶札札的；万山丛中，蜿蜒着一条青石盐道，那某某的祖上就去下苦力背盐，盐道上有小客栈，小客栈里有浪女人，他那脏病，就是浪女人浪出来的。他的人生史，就这样被记录。如果你还觉得这意义不大，另一种情况必然会引起你的重视：通过吵架，你知道了某某不是他爸的种，而是另有其人（像李婷玉的三儿子那样），这个神秘的影子人，如果跟你沾亲带故，你要跟那某某定亲结缘，就得考虑，看看是否符合优生学，是否违背伦理。吵架，既保证了人口质量，还维系着隐秘的伦理。冉大娘，包括我母亲，都是传播乡间文明的使者。她们起着某些地方说唱艺人的作用。与说唱艺人不同的是，她们不能单干，必须两人合作，在博弈当中完成。

可是我母亲死了，冉大娘就没有博弈的对手了。

冉大娘的寂寞是看得见的，从她脸颊上直往下掉。簌簌簌，簌簌簌。掉到她的衣襟上，裤腿上，脚背上，山风一吹，又扬到她的头发上。

我母亲埋在远离大路的祖坟里，每天放学，我都在半途钻进一片红刺藤，在刺藤林里弯弯绕绕走二三百米，再抓住塄坎上一棵柿子树，爬上倾斜的旱地，沿垄沟上行，越过渠堰，再穿过一片柏林，就看得见我家祖坟了。祖坟里埋了五个人，母亲之外，还有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但除了母亲，那些人我都没见过。母亲的坟新得亮眼，因为我每天去看，它就一直那么新，就像一直看着某个人，就不容易发现那个人变老一样。

秋天快过完的时候，有天我刚进柏林，就听见说话声。这是个垭口，没有田地，也不当路，平时是没人来的。我躲进柏林高处，朝那边望。结果是冉大娘。冉大娘盘腿坐在我母亲坟前，说：桂氏，你要是再不跟我吵，我就要憋死了。从这句话听出，冉大娘跟我一样，也是常来找母亲的，只不过她来时我正上学。我以前发现过一些脚印，还以为是父亲或哥哥留下的。冉大娘继续说：树叶子黄了，草枯了，我家养的牛，从昨天起就吃枯草了，眼见着冬天就到了，你好歹跟我吵一架，帮我把这个冬天熬过去。这几句话，冉大娘说得很是哀切。我们那里，冬天是从下第一场雪开始的，哪怕还是九月份，只要下了雪，就说是冬天了；如果整年都没下雪，就说这一年没有冬天。但不下雪是不可能的，朔风一旦越过秦岭，雪花就在天上飘开了，然后密密实实落下来，比夏天的雨还密；落到地上的雪，被风一吹，又往天上落，而天上还继续在往地上飞，如此川流不息，天成了地，地成了天。对这种没天没地的混乱局面，玉帝大概相当不满，于是又起一阵风。好毒的风！给地上的雪戴上镣铐，让它变成冰块或冰柱，动弹不得。遍地冰块，满山冰柱。在这样的时节，田地都是白的，也是硬的，田地变成了尸骨。再勤劳，也不能去尸骨上做手脚，只能躲在家里，等待冰雪融化。世间事，等待最难。男人还好，可以打草鞋，编花篮、背篼，做犁头、锄把，还可以打长牌，输一盘往下巴上粘绺纸胡子，粘满了，就拿火点，以此取乐。女人就难了。当然，女人可以做针线，有理无理，将旧衣服拆来拆去，补来补去。可那是普通女人。冉大娘不是普通女人。世上的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带着使命的，冉大娘就属于那种人……

那天，冉大娘向我母亲求情。我想她是要做无用功了。我每天都向母亲求情，求她跟我说句话，她从没搭理过我。有天我学算盘拨错了颗珠子，被老师一棕片打下来，手立时肿成泡粑，放学后，我来到母亲坟前，把手亮给母亲看，叫她出来给我吹两口，她照样没搭理。她以为自己死了，就可以连儿子都不管了。连儿子也不管，怎么可能去管冉大娘。

可是奇怪，冉大娘笑了，哈哈大笑，边笑边说：背时婆娘，我还以为你装大不买我的账呢。言毕，冉大娘站起身，双手往腰上一叉，跟我母亲吵架。

她们吵啥，我全听到了！第一声骂，竟是我母亲发出的，母亲骂冉大娘是鬼：她弟弟是鬼，她是鬼，她一家子都是鬼。这是老套路。冉大娘却没走老套路，她的骂如峡谷深涧，一浪一波，都是洗过的。概言之，她骂了这样一些内容：我曾祖父就是得梅毒的，我曾祖母跟着我曾祖父得了梅毒，两人偷偷用水银洗，结果中毒死了。两人死在同一天，但曾祖母比曾祖父先咽气，咽气之前，她对丈夫说：我不怪你，你让我这辈子长了见识，下辈子我还跟你。我祖父则是羞愧死的：那年缺粮，我祖母、父亲还有我的两个姑姑，饿得口痰也舍得不吐，祖父没办法，就想到了偷。饥荒年月，不管是人是狗，没长鼻子也能闻到粮食的气味。我祖父李中平，就闻到杨大双家有粮食——杨大双，你还记得吗？在我列的那个名单里面，排名第七；当然，排名没有标准，不分先后，只是顺手写下而已。

冉大娘只说我祖父是下午去钻了杨大双的屋，没说当时杨大双和他家人去了哪里，也没说我祖父是怎样进了那个傍崖的土墙房。他进去后，又用他的鼻子，闻到粮食锁在一口箱子里，箱子藏在床脚，跟尿壶放在一起。那混杂在粮食里的尿骚味儿，闻起来竟也是那样香甜！祖父把箱子拖出来，扭开指头大的一把明锁，见里面装着十二根红苕。祖父先啃了半根，再往荷包里塞。加啃掉的半根，共塞了六根。他觉得有些过分，抽两根出来，放回箱子，刚放进去，又觉得至少应该再拿一根。他把那根拿上手，眼睛的余光看到旁边有团阴影。猛回头，见杨大双站在后面。杨大双朝他笑了一下，说：我晓得明娃子（我父亲）得了水肿，你就拿六根走吧。结果是，我祖父一根也没拿，回到家，当夜就上了吊。待祖母发现，祖父的舌头已掉出半尺长。她把丈夫从绳圈里解下来，再把自己的颈项套进去。

躲在柏树林里，听冉大娘骂这些，我觉得她是在讲故事。

若干年后才知道不是故事。至少关于我祖父的那些不是。

杨大双死于去年二月十四，死之前高声喊冤。村里人都以为是牛魔王请他来了，他在向牛魔王喊冤。杨大双是个牛贩子，我还很小那阵，他就背地里做耕牛买卖，到20世纪九十年代，他终于放开手脚，把这生意做得大张旗鼓。那时候他的年纪就已经很大了，脸像干肉，有干肉的黑，也有干肉的硬，但精力充沛，经常吆着几头牛，在山道上默默地来去，好些天也不落屋。都是东山买来卖西山，有时只拐过一道垭口，不过二十来分钟路程，就能赚好几十甚至一二百。后来，他有了徒弟，那些徒弟都叫他杨老师，徒弟对杨老师比对自己父母还孝敬，什么都听他的，杨老师说：现在耕牛生意不好做了，做菜牛生意吧。徒弟说好，就在山下搭了个棚子，收那些为人卖力卖老了的牛，也包括不肯卖力的壮牛。杨老师带领徒弟，把牛收来杀掉，乘镇上下来的早班船，卖往县城。杀牛之前，先用木杠把牛卡住，将鼻绳系在挑梁上，伸根管子到牛的喉咙里，灌水。管子前端，套支尖利的铁矛，这是为了能把管子插得更深，最好能插进肺里去。插进肺里能灌更多的水。当灌进去的水直往外涌，才将鼻绳解开，木杠挪开。牛轰然倒地。不是死了，是胀得四腿梆硬，成了个圆球，连眼睛也闭不上，眼珠凸出来，也成了圆球。如此还不急于动刀，要等水往皮肉里浸一会儿再动刀。杨大双因此挣了很多钱，千河口第一个在镇上买房的，就是他，只不过他让儿孙们去住，自己坚决不肯下山，说他老要老在山上，死也要死在山上。去年的二月十四，如其所愿，他躺在了老屋的木床上。但他并不想死，所以才喊冤。听到他喊冤，村里人都扁嘴。你害了那么多牛，却让你活了这么大岁数，有啥脸喊冤？可谁也没想到，他接下来的话竟与牛无关。他说：不信你们去问李中平，我不但没骂他，没打他，还叫他拿六根红苕走，六根哪，一半哪！他没拿，是他自己不拿的！这表明，在他面前已站了阴间来的警察。我祖父去偷他红苕，是多少年前的事啊，那时栽下的树，都有水桶粗了，那时生下的娃，都成老人了，杨大双怎么还记得？很可能，不是他记得，是我祖父记得。据情形推断，我祖父李中平，在阴间已熬出了一官半职，否则不能调动警察。杨大双的喊冤没起作用，他喊着喊着就断了气，眼白外翻，嘴大张着，舌尖顶住下齿，看上去是被那个“冤”字卡死的。但那些上了年岁的人都说，杨大双不冤。李中平是村里难得一见的好人，所谓好人，就是知道害耻的人；他爹妈是得梅毒死的，上辈有了污点，下辈人要洗，需付出艰辛的努力，李中平就很努力，他去偷，实在是为了活命。杨大双当然知道他害耻，若成心帮他，尽可以躲在暗处，让他安然离去，但杨大双没这样做，他让李中平发现自己，还叫李中平多拿一根：并非真心让他多拿，只是为了羞他。他不知道让一个人羞愧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比打和骂还可怕。何况李中平这一死，还带领他女人也跟着死了，只把儿女扔在世间……

幸亏冉大娘在我母亲坟前跟我母亲吵架的时候，离杨大双死还有数十年光阴，否则想想那情景，真要把人吓晕。不过当时已经吓得我毛骨悚然了。越是惊悚，越想听。可惜的是，柏树林里发出沙沙的响声。那是黄昏降落的声音。山里的黄昏是和黑夜连在一起的，黄昏是黑夜的头发。冉大娘抽空擤鼻涕时，才发现黄昏逼到了跟前，她只得匆匆收尾，说：贼婆娘，恁早就死了，没得出息！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口气，听了直叫人心寒。然后冉大娘脚步一撤，沿着一条干沟朝山下走。夜色追着她跑。我不知道冉大娘是否有头痛的毛病，头上老是缠着青布帕子，大热天也缠，这时候，深青的夜色在她头上层层堆积，堆得那块帕子像有一丈多高，远处望去，冉大娘就只剩一颗头，那颗头摇摇晃晃，急速地奔向缭绕着人烟的村落。

从那以后，我就天天盼着在我母亲坟前看到冉大娘。我想听冉大娘说出我们家更多的事情，比如我祖父、祖母死的时候，我父亲和两个姑姑有多大？他们是怎么活出来的？两个姑姑又是怎么嫁的？两个姑姑的境遇天地悬隔，大姑嫁到了对河的马伏山，那个穷法，真是不堪言说，前两年大姑父到我家来过，是来找粮的，穿的那身衣裤，到处孔孔眼眼，给人的感觉是他啥也没穿；二姑嫁到了坝下，不仅有吃有喝，还能生病。在我们那一带，吃不下饭了，只能躺床上了，气喘得有一口没一口了，才能说自己生了病，可我二姑分明能吃，能睡，能干活，我们去看她，她摆龙门阵摆到高兴处，还接连不断地打哈哈，但她总是说：我病了好些时候了。生病成了一种身份。难怪有一阵子，我特别想生病……此外我还想从冉大娘那里知道：你以前说我母亲嫁过两次，第一次嫁给了谁？你说我母亲要把我父亲弄死，怎么父亲没死，母亲却死了？

然而，接下来连续九天，我放学后都没看到冉大娘。

她肯定是在我上学期间去跟我母亲吵的吧？于是我开始逃学。当时我还没跟那个最好的朋友断交，我让他帮我请假。

逃了三天学，冉大娘也没去过。

不能再逃下去了。

当我又出现在老师面前，老师问我：李壮，杨小春说你请一天假，为啥三天才来？我说，老师，我病了。此话一出，我突然觉得自己高贵起来，比老师还高贵。我把自己当成二姑了。二姑的日子可比老师好过得多，二姑能半个月就吃顿肉，把自己吃得胖胖的，给人浮肿的、生病的印象，我老师吃的，跟我们吃的差不多，大多是照得见鼻子眼睛的菜稀饭。

选自《十月》，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