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五臣注的“王张”及其经学阐释思维
作者 | 仲瑶（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
原文标题 | 《文选》五臣注的“王张”及其经学阐释思维和注解方式
基金项目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晚唐五代诗格的文化语境与近体诗学建构”(批准号:17CZW017)。
本文略有删减。
原文提要
《文选》五臣注的出现与风靡以开元儒学的重振以及“诗教”精神的阐复为背景,是下层士子以文章、著述阐弘政教观念下的产物。其批评思想、注释体例深受以《毛诗正义》为载体的经学话语体系的影响。与李善注《文选》的“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不同,以激扬风雅自居的五臣通过“饰物反讽”与“假时维情”两大注解方式,对作者、作品的“秘旨”钩深索隐。以科举作为重要影响和传播媒介,五臣注对晚唐五代诗格的“比物讽刺”、“内外意”等理论具有直接影响。
作为迄今流传的唐人两大《文选》注本之一，五臣注曾以其“王张”而风靡一时。五代、北宋时期，虽时遭讥论，但仍是最通行的注本。然明清以来，其辉光逐渐被李善注所掩盖，乃至成为彰 显后者之学术与版本价值的“反面”参照。不容否认，五臣注在训诂、释义上无疑存在浅妄荒疏之弊，应当引起注意的则是五臣注在疏通文义时的种种“牵强附会”和曲意弥缝。如果说前者由于学识和态度，后者则关乎批评语境以及阐释思想和方法。王运熙、顾易生先生就曾指出:“李善、五臣的牵强附会的解释方法，可以看做是汉儒那种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活。他们一方面肯定六朝作品，不像裴子野、李谔那样持偏激的否定态度;另一方面，却又从本无政教意义的六朝作品中看出微言大义来。这种奇特的现象是颇耐人寻味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论者尝试对《文选》五臣注的注释体例、批评价值加以重估，如陈延嘉的《〈文选〉五臣注的纲领与实践》、王立群的《从释词走向批评》以及刘群栋的《〈文选〉五臣注价值新探》等。然而，由于对五臣注产生、传播及其发挥影响的独特历史文化语境的忽视，导致无论是从训诂、章句角度的细碎考证和辩解，还是诗学价值的极力彰显都不足以形成客观、中的之论。本文拟以五臣注的产生和传播语境为切入点，对上述问题加以重新探究。以期理清两汉经学批评话语在唐代文学批评中的延续，同时也为晚唐五代诗格及其批评体例寻找到直接脉络渊源。
自两汉以来，诗教总是与政教相辅相成，乃至政教愈衰而诗教精神反弥彰。皮锡瑞的《经学通论》就曾指出“郑笺有感时伤时之语”、“郑君作谱序深知孔子录诗至义”。承六朝诗教之颓靡，借助于经学形态的注疏与正义，唐人重新复活了汉儒的一整套政教话语系统，并通过科举教育渗透并深刻地影响着士人的思维方式。以《毛诗正义》为最重要的传播和接受媒介，汉儒的“四始”、 “六义”、“比兴”、“美刺”之说也得以全面阐复。与政治、风俗层面的黜奸罢邪相应的，玄宗也尤重诗教。开元元年，崔日用采《毛诗》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马相如《封禅书》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规讽，并述告成之事。
在这之中，与科举关系甚密的五臣注《文选》成为开元政教语境以及《毛诗正义》所代表的经学阐释话语和注释方法的最佳载体。就注述宗旨而言，首先体现为对“六义”、“美刺”观念的发挥，如曹植《名都篇》本游侠放荡之篇，而张铣曰:“刺时人骑射之妙，游骋之乐，而忘忧国之心。”又陆机《长安有狭邪行》衍汉乐府旧题旨，而吕向曰:“言世路险狭邪僻，正直之士无所措手足矣。”至于颜延年《秋胡诗》，刘良曰:“延年咏此以刺为君之义不固也。”在注“赋”时亦重发掘讽刺、劝谏之义，如宋玉《风赋》，吕向注曰:“时襄王骄奢，故宋玉作此赋以讽之。”又刘良注李康《运命论》“六疾待其前”句云:“‘六疾’，谓人察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而生，失度则为疾矣。为人臣者失道亦如之。”五臣对讽刺之旨的这种引申与发挥与汉儒尤其是郑玄以笺注经典补裨时政的精神内核是 一致的。也因此，吕延祚在表中极称五臣注的教化之功。
在对《毛诗正义》的浸润、研习和频繁征引中，五臣注《文选》在注释体例和方法上也受到了毛传、郑笺的深刻影响。与序、传之先明诗“旨”相似，五臣在解题时也往往先立“幽旨”。与汉儒为合传、序之“旨”而曲意弥缝相似，五臣也不惜曲解作品以就幽旨。不仅如此，受《诗经》 叠章结构的影响，五臣还依据预设之“幽旨”对作品中的“物象”作递进式发挥。
在这之中，最能体现这种“微言大义”的是五臣对《古诗十九首》的注释。按十九首大抵为男女相思阔绝之篇，至五臣则皆引向美刺之义。与汉儒对“风”诗的经典化手法相似，五臣借助于诗教话语系统的复活，从政教伦理层面对《古诗十九首》加以笺释，并由此确立起其“经典”地位。
由于《文选》一书的蒙书性质及其与经学、科举教育的密切关系，五臣注文选对“幽旨”的这种发挥对开元以来之士人影响极深。这种影响在进士科日益尊崇的中晚唐而弥彰。对于五臣注本的政教旨趣，宋人尚有所体悟和肯定，如进士沈严在平昌孟氏本五臣注《文选》 后序。此外，从朱熹引刘淳叟语批评李善注“溺心训诂而不及理”，亦可反观宋人旨趣之所在。五臣注也因此得以继续盛行于世，胡克家《重刻宋淳 熙 本 文 选 序 》云:“宋代大都盛行五臣，又并善为六臣， 而善注反微矣。”这种鲜明的政教旨趣或许也是五臣注某种“庸俗化”之处。清代朴学大盛，“时有王张”而又重义理发挥的五臣注日趋没落也是不可避免的。
由上所述，当《毛诗正义》大行之时，五臣注《文选》不论是在宗旨还是阐释思维和体例上都深受《毛诗正义》所代表的经学话语系统的影响。对发挥“王张”的强烈兴趣也导致了其对作品的阐释失于附会、僵化。但其重视“述作之由”以及风雅义理的批评旨趣也构成了唐诗学的一个重要发展环节，并对中晚唐五代诗格的思想、体例和方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综上所述，五臣注《文选》与开元盛世儒学的重振以及“诗教”精神的阐复息息相关，是下层士子以文章、著述阐弘政教观念的直接产物。五臣注能风行于唐宋二代绝不仅在于浅俗，更因为其中所蕴含的君臣之义和王化之思。其注释体例深受以《毛诗正义》核心的经学话语体系的影响，呈现出汉儒解经“微言大义”的特点。其对汉魏古诗的批评即带有鲜明的经学化和经典化取向。与李善注文选“粗明大意，略其幽旨”不同，以激扬风雅自居的五臣通过“饰物反讽”与“假时维情”两大注解方式，对作者、作品的“秘旨”钩深索隐，文理与作者之心因之以彰。以科举作为重要传播和 影响媒介，五臣注《文选》对中晚唐诗格“物象比”等理论有直接影响。但对“秘旨”的过于热衷以及对物象的符号化、机械性比附也造成了颇多曲解和谬误。
原文首发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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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频 | 张玉洁
图 文 | 邹雅嘉
审 核 | 闫月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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