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何文盛、何忍星丨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一项调查实验丨2023年第6期

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一项调查实验

◉何文盛 何忍星

【摘要】近来，公共部门开放数据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任务，然而其是否真正促进了政民之间的互动还有待验证。为此，本文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探究政府呈现数据的不同方式（有可视化与无可视化、有社会比较与无社会比较）对公众参与、政府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分别采用可视化和社会比较方式展示数据可以促进公众参与政府活动，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但是加入社会比较数据不会调节可视化数据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建议政府可以分别采用可视化或加入社会比较的方式公开数据，引起公众对政府数据的关注和兴趣，强化公众的参与和信任。总的来看，文章运用调查实验研究方法分析微观层面的政民互动，探究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机制，不仅丰富了政民互动的微观研究，还拓展了调查实验在中国行为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应用。

【关键词】三公经费；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政府信任

【作者介绍】何文盛：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hews@lzu.edu.cn；何忍星（通讯作者）：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herenxingemail@163.com。

【引用格式】何文盛 何忍星. 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 一项调查实验[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3, 12(6): 17-30.

—文章结构—

一、引言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三、方法

（一）参与者

（二）实验设计

（三）变量测量

四、结果

（一）平衡性检验

（二）假设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二）实践启示

（三）局限与展望

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公共治理的需求，公共部门数据开放的趋势已势不可挡。政府部门数据公开不仅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核心要求。2015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促进大数据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为“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2021年，《“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加快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打造服务型政府”。2022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体系”。数据公开、信息公开可以产生广泛的积极成果，如促进公众理解财务报告、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政务活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等。然而，数据公开能够自动促进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吗？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因果机制？

有研究表明仅仅开放数据并不能导致透明度，也会影响其预期效果。不同形式的信息受到不同类型的信息处理，信息属性（如类型、格式和数量）和个体特征（如能力和倾向）都会影响信息的处理。与向公众开放信息数据以及开放数量相比，开发更有效的信息数据呈现方式更为重要，能够使公众更容易地理解和处理信息，促进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在公共管理领域，一些研究发现公共部门公开信息数据时呈现信息数据的不同方式对人们的理解、感知、选择和决策等产生了影响。与以表格和文本方式呈现信息数据相比，以图形和交互等可视化方式呈现的信息数据对公众的主观理解和参与政府活动、感知政府网站有用性、决策准确性等产生更积极的影响；以社会比较方式展示信息产生的影响大于以历史比较方式展示信息。

在中国情景下，政府通常采用的数据呈现方式有文本、表格、图形、交互式等，有时还纳入了历史或社会比较的信息数据。财政信息数据无疑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政府信息数据之一，财政公开是透明和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标志，是保障纳税人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前提条件。而对于财政信息数据的公开，中国政府主要在官方网站上以表格、文本的方式呈现。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政府采用可视化和比较方式呈现数据成为可能，但实际上中国政府展示财政数据时尚未充分采用上述方式，也鲜有研究关注中国情境下政府数据的呈现方式是否影响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以可视化方式呈现的信息数据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以比较方式呈现的数据更能够提供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信息。因而，本文立足于财政信息数据领域，深入分析数据呈现的不同方式（有无可视化、有无社会比较）是否影响了公众参与政府监督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旨在解决两个问题：数据呈现的不同方式可以影响公众参与吗？数据呈现的不同方式可以通过公众参与影响政府信任吗？进而为中国政府公开数据时采取有效的数据呈现方式促进政民之间良性互动提供证据。

近来，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发生了“行为转向”，催生了“行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新的分支领域，主张采用科学方法（主要是指调查法和实验法）研究公共管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的共有部分（行为），具体聚焦政民互动中的政府行为和公民体验展开研究，目的在于通过个体态度和行为分析公共管理现象。政府以不同呈现方式向公众开放信息数据属于政府行为，公众加工处理信息数据并利用信息数据参与政府活动、改变对政府的信任感知等属于公民体验，双方形成了互动过程。由此可见，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契合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范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实验设计可以控制其他因素的干扰，有效测试因果效应。为了分离其他因素，本文采用调查实验设计，将中国市级政府公开“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作为实验背景，检验数据呈现方式对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的影响。由于数据以可视化方式和社会比较方式呈现不仅会引起公众的兴趣且能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还具备较强的现实可行性，因而本文将数据呈现方式分为有无可视化和有无社会比较，采用2（无可视化VS有可视化）×2（无社会比较VS有社会比较）的组间设计，检验数据呈现方式对公众参与政府财政监督、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验证数据呈现方式是否通过公众参与监督间接影响政府信任。结果发现，可视化数据、社会比较数据分别促进了公众参与，并通过公众参与提高了政府信任，但社会比较数据并没有增强可视化数据与公众参与之间的正向关系。

本文的贡献可能有四点：一是研究视角上聚焦行为公共管理学关注政民互动中的政府行为与公民体验，分析政府呈现数据的不同方式对公众参与监督、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丰富了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二是研究方法上采用调查实验探究了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政府采用有效的数据呈现方式可以促进公众参与监督，并通过公众参与监督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揭示了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发现政民互动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机理；三是研究场景为中国市级政府的财政数据公开情景，研究对象为中国普通公众，探究中国市级政府数据公开情景下的政民互动现象，丰富了中国情景下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实验研究；四是研究结果发现以可视化方式和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可以有效促进公众参与监督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不仅厘清了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内在联系，还为政府采用合适的信息数据呈现方式促进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在公共部门信息数据公开的相关研究中，人们原本认为公共部门是否向公众开放信息数据以及向公众开放的信息数据数量等至关重要，不过数据只有在使用时才有价值，而公开和使用之间存在差距，数据公开需要伴随着易于使用的方式（如图表可视化、附带解释说明等）来降低使用者的使用门槛。正如有学者提出透明度不是通过简单地公开或不公开信息的二元选择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信息如何公开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信息呈现的方式十分重要。当信息未以友好的方式呈现时，可能会淡化接受者对信息重要性的认知和理解。

当前，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了信息或数据呈现的不同方式影响了人们的绩效感知、责任归因、决策制定等。在信息或数据呈现的类型方面，学者们分析了积极和消极的绩效信息、不同水平的绩效信息对公众、一线员工或管理者的绩效感知、政策理解、行为意愿、责任归因、支出偏好和改革意愿的影响。在信息或数据呈现的格式方面，学者们研究了数字信息、图形信息、文本信息、交互信息等对公众或管理者的偏好、感知以及决策的影响。在信息或数据呈现的顺序方面，左右顺序和前后顺序都会影响公众的认知和决策，顺序效应十分明显。在信息或数据呈现的来源方面，有研究关注了独立来源或官方来源的信息、政府单独来源或政府和第三方双重来源一致的信息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管理者来源或同伴来源的信息对公共部门一线员工的感知和行为意愿的影响。

总的来看，尽管现有研究关注了信息或数据呈现的不同方式（如类型、格式、顺序、来源等）对于公众、公共部门员工或管理者感知或决策的影响，但较少分析信息或数据呈现的不同方式对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的影响，尤其是国内此类研究缺乏。在开放的政府环境中，需要开发出更有效的政府与公众互动的信息呈现方式，以增强信息使用者的体验感，使人们更容易、更有兴趣来了解和处理信息，减少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拉进两者之间的距离，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如果政府已公开信息，公众却未能真正获取或使用，这时公众与政府之间依然存在信息不对称，公众仍对政府持有怀疑态度，也较难提高对政府的信任。值得注意的是，行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为政民互动情景中“政府行为公民体验”。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立足于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运用调查实验方法探究中国财政数据呈现方式对公众参与政府监督和政府信任的影响。一方面，揭示政府展示数据的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因果机制，丰富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政民互动情景中“政府行为 公民体验”的内容；另一方面发现有效的数据呈现方式，提高公众对数据的兴趣和理解，促进公众参与政府活动，进而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二）研究假设

当前，学者们较多运用信息加工理论解释信息呈现方式对人们处理信息的影响，运用社会交换理论解释主体之间经过长期的互动交往建立信任关系。信息加工是接收、存储、处理和传输信息的一切过程，人类进行信息加工时受到信息属性和个人特征的双重影响。公共部门开放信息时，需考虑信息属性对人们获取、加工处理、使用信息的影响，应尽可能地降低信息处理难度，如避免专业术语、加入解释说明、采用图表展示等，为公众提供易于理解的信息。有研究发现，与静态信息相比，交互式信息降低了任务的复杂性，提高了公众的认知理解能力以及决策的准确性；以图形而非表格形式展示的绩效数据增加了公共管理人员将数据用于组织决策的意图。社会交换理论从交换的视角分析不同主体之间的社会互动以及通过互动建立关系和获得所需之物，信任也是互动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一种现象，是现实情况下的交换结果所导致的。信息公开影响政府信任的内在机制可以采用社会交换理论解释，即政府为了获得合法性和公信力主动进行信息公开和意见征询，社会公众的信息诉求和建议需求得到满足，积极参与政府和社会公共事务，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得到提升。本文综合运用信息加工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解释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而言，信息加工理论可以解释政府应该采用合适的方式公开信息数据，减少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社会交换理论能够解释政府采用有效的数据呈现方式后，公众可以理解并利用数据参与政府活动，双方形成持续互动关系，进而改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1.可视化数据与公众参与

数据显示模式可以改变个人行为，显示定量信息的方法可以深刻地影响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和处理方式。关于数据展示方式，有研究提出图形展示在组织决策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优于传统表格展示的报告技术。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的相关文献也论述了图形和可视化信息数据的优点，比如提高信息吸引力、增加读者的兴趣、改善信息的表达等。也就是说，数据生成的图是适当图形和颜色的组合，更加美观、直白、易懂，便于使用者接受、理解和应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可视化信息数据将影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研究表明，财务报告数据的可视化图形展示，增强了公众对财务数据的兴趣和理解，促进了公众参与政府财政监督。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相比表格数据，可视化数据更能促进公众参与政府监督。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与非可视化数据相比，政府展示可视化数据会更加促进公众参与。

2.社会比较数据与公众参与

只是简单地公布数据并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形成了透明报告，将数据与其他标准进行比较才能生出有意义和价值的信息。心理学家早就认为，人类的判断本质上是比较性的。人们评估一个给定的目标是在特定背景下而非真空环境中进行的，并且这种评估与特定背景息息相关。西蒙提出“比较”要么是随时间推移的主体自身的纵向比较，要么是不同主体之间的横向比较，前者又被称为“历史比较”或“历史参考点”，后者又被称为“社会比较”或“社会参考点”。然而，历史比较和社会比较产生的效应大小有所不同。尽管历史比较的好处已得到认可，但普遍认为社会比较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参考框架。有研究表明，依据历史和社会数据对公共组织进行绩效评级时，社会公众和公共管理者更加重视社会比较，而不是历史比较。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与仅公开历史比较数据相比，加入社会比较数据更能促进公众参与政府监督。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与无社会比较数据相比，政府展示社会比较数据会更加促进公众参与。

3.公众参与与政府信任

政府进行决策时可以通过公众参与来了解人们的需求、期望以及相关决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公众也可以了解政策制定的缘由、目的以及政府行为是否对公众负责，并且还能够监督政府治理过程，防止公共权力滥用。也就是说，公众参与可以增进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公众与政府的盲目对立，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公共管理者倡导公众参与的最重要目标就是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发起公众参与倡议大致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增加信任，一种是政府通过发起参与倡议释放信号，即地方政府对公众的意见持开放态度，希望公众参与；另一种是公众参与可能产生一些与过程和结果相关的利益，实现这些利益有望增加信任。学者们认为公众参与和公众利益相关者参与政府决策的协作过程可以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有研究表明让公众参与卫生政策改革不仅提高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还提高了他们对卫生系统的满意度。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公众参与政府监督能够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公众参与能够促进政府信任。

4.公众参与的中介作用

公开是参与的前提，没有政府的信息公开，就不会有公众的积极参与，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也就无法建立。有学者提出政府透明度有效的三个基本要求是向公众报告相关的、公平公正的和具有可比性的信息或数据，而且透明度增加、公众参与市政事务对于政府信任有显著积极影响。开放政府意味着公共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公共信息可以在网上获得，鼓励公众和非政府组织通过新的参与或合作形式与公共管理者进行互动，结果表明开放政府与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公众感知到自身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来影响的。因而，本文认为数据公开能够通过公众参与促进政府信任。由于本文将数据公开的形式和内容划分为可视化数据和非可视化数据、社会比较数据和非社会比较数据，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公众参与在政府展示可视化数据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H5：公众参与在政府展示社会比较数据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5.社会比较数据的调节作用

文本、表格和图形是呈现和传达信息数据的有效沟通媒介，可以有效地呈现大量复杂的信息，帮助读者理解所展示的内容，吸引并保持读者的兴趣。有学者比较了开放政府背景下，采用地理可视化（地图/卡通图、图形、符号、图片等）和数据表两种方式将政府数据传递到公众手中来改善公众参与的影响，结果发现地理可视化使空间知识和政府数据的吸引力更加明显，而数据表更适合数字数据的交流。在评估政府公开的绩效数据时，社会公众和公共管理者更加重视社会比较而非历史比较，也就是说社会比较的数据对公众和公共管理人员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进一步地，有研究发现在视觉信息辅助的情况下，口头总结（简短性的解释文本）对阅读者更加有效，并建议同时呈现口头信息和视觉信息。与此类似，在呈现特定对象可视化数据的情况下，加入可比对象在相同时间的同类数据，应该更能够吸引阅读者的关注和兴趣。因此，本文认为政府公开的数据同时呈现社会比较和可视化时，将更加引起公众的兴趣，增加公众参与政府财务监督活动的可能性。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6：政府展示社会比较数据调节了可视化数据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

总体来看，本文的研究模型及假设如图1所示。

三、方法

（一）参与者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大陆的普通公众。由于研究主题是数据呈现方式、公众参与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选取学生样本或便利样本可能会存在样本代表性和外部效度问题，因此本文通过“Credamo见数”在线调查平台收集面向全国范围的样本数据。相比传统线下填写问卷的方式，使用线上网络平台收集数据与通过传统高校学生调查收集的数据一样可靠，并且往往更为多样化，更能代表非高校学生群体，还可以快速廉价地招募参与者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通过“Credamo见数”的“HBO在线行为实验”这一功能开展随机调查，选择被试已作答次数≥10、信用分≥80、历史采纳率≥80%、作答设备必须为电脑端网页、不允许重复作答等方式控制填答质量。同时，还剔除了作答时间过长或过短、未通过情境测试题的无效问卷，以进一步保证数据质量。总的来看，共发放问卷429份，剔除无效问卷202份，获得有效问卷227份，有效回收率52.91%。表1显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情况。结果显示：男性占比较多，为64.76%，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占比达到90%以上，职业类型中学生样本和体制外样本占比分别为37.09%和41.40%，受教育程度为本科的占比72.25%，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占比23.79%，月收入为5000元以下的样本占比42.29%。

（二）实验设计

调查实验法是检验某种实验处理与个人认知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在行为公共管理领域逐渐引起广泛关注。通常情况下，先向每组参与者呈现相同的初始信息，在实施过程中进行少量更改，将实验效果与其他设计效果分离，并且每组之间呈现的变化越少，因果推理就越强。虽然调查实验的内部效度比不上实验室实验，但是可以通过情境设置加以改善，并且本文的实验对象为普通公众而非高校学生，调查方式为网络在线调查，这使得实验更符合现实环境，加强了实验的外部效度。

本文选择中国市政府办公厅公开的“三公经费”支出数据作为实验背景。财政信息公开是构建透明、责任政府的重要基础，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重要前提，可以缓解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改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三公经费”是政府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属于政府维持自身运作且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成本支出，其规模大小与官员在职消费行为单调正相关，也是官员期望预算最大化的部分。选择市政府的“三公经费”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一是“三公经费”支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较近，人们对该支出有着深刻体验和感受，可以通过该支出的使用情况监督政府及官员行为，是“老百姓看得懂的数据”；二是“三公经费”浪费、腐败问题日益突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反腐败建设的重点；三是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学习、就业选择等，社会公众愈加关注所居城市政府的行为与态度。

本文采取2（无可视化VS有可视化）×2（无社会比较VS有社会比较）的组间设计。参与者首先被随机分配到其中一个实验组，然后分别开展实验过程（见图2）。实验材料包括：第一部分为实验指导语；第二部分呈现实验刺激；第三部分发放调查问卷；第四部分回收问卷（见附录1）。实验材料中的中部地区某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三公经费”支出数据均来自实际数据，这更加符合现实场景，进一步提高了实验的外部效度。同时，为了避免框架效应的影响，实验材料中采用A、B、C市年度数据以及社会比较数据均未呈现明显的变化态势，这进一步提高了实验的内部效度。

（三）变量测量

（1）数据呈现方式。实验中，数据呈现方式作为解释变量，采用二分变量进行操作。数据呈现方式为表格的组设为0，为条形图的组设为1；不含社会比较数据的组设为0，含有社会比较数据的组设为1。实验所使用的刺激物可见附录1。

（2）公众参与。在公共行政中，公众参与是政府努力让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和管理过程。本文中的公众参与主要通过询问实验对象是否愿意参与政府关于“三公经费”详细支出情况的讲解说明和意见征集等三个不同的倡议来衡量的。具体参考Lan-gella等的公众参与测量方式，设置伪参与（公众只接受信息）、部分参与（公众参与协商）和完全参与（公众与政府进行真实对话）三种参与水平，使用7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详细可见附录1的2—4题。由于三个题项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0.824），因而本文采取三个题项的平均值进行后续分析。

（3）政府信任。本文的政府信任是指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大多研究通过能力、仁慈和诚实三个维度来测量。本文参考Grimmelikhuijsen等对于政府信任的测量方式，设置涵盖能力、仁慈和诚实三个维度的五个题项，使用7点李克特量表进行测量，具体可见附录1的第5题。由于三个题项的内部一致性较好（Cronbach's a=0.825），因而本文采取五个题项的平均值进行后续分析。

（4）控制变量。除了信息属性之外，个体特征也是影响人们加工处理信息的重要因素。公众的受教育水平影响了个人的认知能力，性别、年龄、政治面貌等人口特征也影响了公众的参与意愿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比如，个人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提升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男性相比女性的政府信任度低，共产党员比非共产党员的政府信任度高，年龄与政府信任正相关；政府公务员相比其他职业人员的政府信任度高；而受教育程度对政府信任产生了消极影响，这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政府的期望越高，从而降低了政府信任。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将性别、年龄、职业类型、受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和月收入水平等人口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具体可见附录1的6—11题。控制变量无论选项数量多少，统一编码方式从A到E分别为1到5。

四、结果

（一）平衡性检验

参与者的随机分配对调查实验的研究效度十分重要。本文运用搭载不同实验情境设计的“Credamo见数”在线调查平台发放调查问卷进行随机分配。为了检验是否真正实现了随机分配，本文运用方差分析中的One-way ANOVA和事后LSD多重比较进行平衡性检验。表2显示了平衡性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四个实验组的协变量均值都未呈现显著差异（P>0.120），这验证了参与者在四个组之间实现了随机化分配。

（二）假设检验

本文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验证有无可视化、有无社会比较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图3显示了可视化与否、社会比较是否存在的情况下，公众参与的平均水平。结果表明，政府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据的公众参与水平（M=5.32，SD=0.80）显著高于未以可视化范式呈现数据的公众参与水平（M=5.09，SD=0.92，t（225）=0.39，p=0.039）；以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的公众参与水平（M=5.40，SD=0.68）也显著高于未以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的公众参与水平（M=5.01，SD=0.99，t（225）=-3.461，p=0.001）。因此，H1和H2得到验证，即与无可视化数据相比，政府展示可视化数据会更加促进公众参与；与无社会比较数据相比，政府展示社会比较数据会更加促进公众参与。这一结果表明信息数据的属性影响了人们对信息数据的处理使用，即以可视化或社会比较方式呈现的数据能够提高公众参与政府财政监督活动的意愿，证实了信息加工理论在中国政府公开数据以促进公众参与监督情景中的适用性。

在检验公众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时，本文运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可见表3。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公众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系数为0.324（P<0.001）。由此可见，公众参与对政府信任在99%的置信水平上有积极显著影响。因此，H3得到验证，即公众参与水平越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就越大。这一结果表明了公众参与政府财政监督活动，积极表达自身感受、观点和意见，加强双方之间的沟通联系，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在检验公众参与是否分别在政府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据、以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之间发挥中介效应时，本文运用SPSS22.0中的PROCESS程序的Model 4进行Bootstrap分析（设为5000，置信区间为95%）。表4显示了公众参与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公众参与在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据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078，置信区间不包括0，达到显著性水平，而直接效应未显示达到显著性水平（LLCI=-0.2006，ULCI=0.139）；公众参与在以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与政府信任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0.126，置信区间也不包括0，同样达到了显著性水平，但直接效应也未显示达到显著性水平（LLCI=-0.175，ULCI=0.170）这表明了公众参与的完全中介效应存在，H4和H5得到验证，即政府以可视化方式或社会比较方式展示数据可以通过提升公众参与进而促进政府信任。这一结果表明政府与公众双方出于各自需求进行有效互动能够改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就是说，政府出于证实自身合法性和公信力的需要进行信息数据的公开，公众出于对公共财政资金去向、政府运行管理过程的关切，以及自身知情权、监督权、表达权和参与权行使的需要，利用公开的信息数据参与政府活动，双方实现互惠与公正交往，建立良性互动关系，进而提升政府信任水平，这拓宽了社会交换理论的适用范围，即适用于公共管理领域中政府公开信息数据、公众参与监督和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检验政府以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是否调节了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据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时，本文同样运用PROCESS程序进行Bootstrap分析（设为5000，置信区间为95%），而模型采用Model 1。表5显示了以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政府以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在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据与政府信任之间的调节效应值为-0.101，但其置信区间包括0，（LLCI=-0.542，ULCI=0.340），这表明了社会比较数据的调节效应不存在，H6未得到验证。即政府以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不能显著影响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据与公众参与之间的关系。先前有研究指出当政府公开的财务报告同时出现内容解释和可视化格式时，对于公众的理解有负面影响，其背后原因可能是整合来自文本解释和图形展示两个来源的信息是一项高要求的认知任务，这将导致更大的复杂性。与之类似，政府同时以可视化与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时，可能对公众的认知要求更高，使其感知到政府信息数据的复杂难懂，降低了其参与政府活动的意愿。因而，与预期相反，政府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据与以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结果不支持H6。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通过构造线性回归模型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重新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分别检验政府以可视化方式（H1）、以社会比较方式（H2）呈现数据对公众参与的影响，详细结果见附录2和附录3。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政府以可视化或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均能显著积极促进公众参与。其次，加入控制变量重新检验公众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H3）、公众参与的中介效应（H4和H5）、以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的调节效应（H6），具体结果见附录4-6。结果表明，加入控制变量后，公众参与依然对政府信任有着显著积极影响，公众参与在数据呈现方式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依旧显著，而以社会比较方式呈现数据在以可视化方式呈现数据与公众参与之间仍没有发挥调节作用。此外，控制变量中职业类型和政治面貌对公众参与和政府信任都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政府呈现数据的不同方式是否有助于推动公众参与，进而促进政府信任。为此，基于信息加工和社会交换理论，以政府财务数据公开为背景，本文采用调查实验方法探究政府呈现数据的不同方式对公众参与及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展示可视化的财务数据、社会比较的财务数据都可以积极促进公众参与财政监督活动，并且公众的积极参与可以提升对政府的信任，但是政府以社会比较方式展示数据并不能增强以可视化方式展示数据与公众参与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政府可以采用可视化或者社会比较的方式公开信息数据，增加公众对于政府信息数据的理解和兴趣，使其更加愿意参与政府活动，促进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研究结论证实了信息加工理论中信息属性（即信息数据的呈现方式）对人们理解、处理和使用信息数据的影响，也就是说政府可以采用便于人们理解和处理的方式呈现信息数据，从而提高公众的信息数据使用意愿，即从信息数据使用者角度提供了促进公众积极运用数据信息参与政府活动的新思路。与此同时，政府公开数据、公众参与政府活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三者之间确实存在内在因果关系的研究结果一方面验证了社会交换理论的核心内容，即政府和公众双方通过互惠和公正交往来建立持续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另一方面拓宽了社会交换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应用范围，可用于解释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交往过程。然而，实证证据表明，最好不要同时采取可视化和社会比较的方式呈现政府数据，这可能会提高对公众的认知要求，增加公众的理解判断难度，降低公众参与政府活动的意愿。

（二）实践启示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以及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针对政府公开数据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坚持用户导向。政府公开数据时，应该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理解能力和认知偏好，采用易于人们获取和理解的方式展示数据。比如，通过官方网站和公众号等多种渠道采用图形可视化方式或社会比较方式公开数据，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点，提升公众的参与意愿与政府信任水平。二是创新数据呈现方式。政府应利用新兴信息技术积极创新数据的呈现方式，比如采用动态交互与可视化相结合的方式呈现数据。也就是说，政府可设置一个界面入口并在界面上提供更多的可视化选项来公开数据，使用者可以通过界面中的下拉菜单选择自己想要获取的不同年份、领域、主体的数据，同时可以点击不同的可视化选项查看或下载自己所需的数据。三是探索数据的关联开放方式。在各级各类政府数据之间建立映射条件，通过数据的关联和关联数据的公开展示数据背后人、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增进公众对政府数据的整体认知和理解。政府采用关联开放方式公开展示数据，可以进一步减少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公众对政府数据的创新应用，调动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的积极性，改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三）局限与展望

不可避免，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结果的普遍性和外部的有效性问题。实验场景为中国市级政府“三公经费”支出数据公开情况下数据呈现的不同方式对公众参与、政府信任的影响，而“三公经费”支出数据较为简单，若是更全面、更复杂的政府财务数据公开或其他类型的数据公开时，研究结果是否一致有待进一步探究。同时，问卷调查了公众参与政府活动的可能性，也就是分析了公众的参与意图，而非真正的参与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部效度，然而这是调查实验难以避免的问题，所幸的是，本文使用三种类型的参与水平观察公众的参与意愿来缓解这一问题。此外，“Credamo见数”在线调查平台的对象以中青年、高学历为主，这也是使用在线调研平台时较难避开的问题，不过有研究发现通过该类方式所得的数据与传统高校学生调查所得的数据一样可靠且更具有多样性和代表性。二是其他因素对公众参与的影响尚未纳入研究。除了政府数据呈现方式会影响公众的兴趣或关注使得公众参与发生变化外，公众自身的特征如公共服务动机、公众参与能力等，政府的特征如参与渠道建立、回应机制建立等也会影响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三是其他因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也未充分纳入研究。除了公众参与之外，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价值偏好等，政府层级以及绩效水平等也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四是调查实验中未包括操纵检验。本文尽管更多地依靠实验设计和随机化分配论证处理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操纵性检验应该更加能够评估实验操纵的有效性。

因而，未来的研究将在实验背景、实验方法、实验内容以及实验设计上进行完善。在实验背景上可以设计为更全面的财务数据和其他类型如经济发展、医疗卫生、教育等数据，探究不同内容或类型的数据呈现方式对公众参与、政府信任的影响，扩展研究的覆盖面；在实验方法上还可以引入实地实验，测量公众的实际参与行为，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在实验对象上还可以扩大各类年龄、学历、职业、收入水平等覆盖的比例范围，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实验内容上可以加入政府特征、公众特征等一些变量，一方面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另一方面深入判断影响公众参与、政府信任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为今后抓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促进公众参与、提升政府信任提供证据支撑；在实验设计上可以加入操纵检验，进一步确保实验操纵的有效性和实验结果的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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