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至少读过一部简·奥斯汀的作品，很可能也读过《简·爱》。如果你是个情绪多变的少年，可能还读过《呼啸山庄》。如果你是英语专业的学生，这个书单上可能还会添上几位女作家的作品……不过，18世纪末至19世纪，英国值得一提的女性作品果真只有这么几部？在《不只是简·奥斯汀》一书中，谢莉·德威斯将历史、传记及批评分析编织成一个个热情洋溢的故事，让英国女性文学史上令人惊叹却常常被遗忘的宝贵财富重见天日。
守望者·传记
《不只是简·奥斯汀：重现改变英国文学的七位传奇女作家》
(美) 谢莉·德威斯 著
史敏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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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集中讲述了与简·奥斯汀或夏洛蒂·勃朗特等人同时代的七位传奇女作家的生平故事及其开创性成就。在这部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英国女性文学史中，作者真实细致地还原了18—19世纪女性的生活以及文学发展状况。在这个过程中，她一步步逼近事实的真相：这些女性在世时都曾名声大噪——其中包括侦探小说和现代奇幻小说的开山鼻祖——为何社会竟会将她们遗忘？首先，这场名垂千古的游戏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美学标准及相伴而生的评判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我们总是想要迫切地知道哪些是我们应该读的书，哪些是我们应该略过的书，哪些是我们应该假装读过的书［列夫·托尔斯泰、威廉·福克纳、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作品］，还有哪些是我们应该“忘记”曾读过的书（比如斯蒂芬妮·迈耶、丹·布朗以及E. L. 詹姆斯的作品）。我们不停地寻找伟大的著作，总是随时准备丢掉那些不够伟大的作品，不过在做出这些决断时，天分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以简·奥斯汀为例。毫无疑问，简·奥斯汀是一位天赋异禀的作家，曾创作出多部伟大的著作。如今她家喻户晓，被视为英国女作家的典范。不过在她生活的年代，她的职业发展却大不相同——事实上，当时她的成就与本书中的七位女作家相比，显得黯淡无光。简一生中通过写作获得的收益微不足道（《理智与情感》赚得140英镑，《傲慢与偏见》赚得110英镑，而《诺桑觉寺》仅赚得微乎其微的10英镑，按照今天的货币价值计算，分别约等于9000英镑、7000英镑和640英镑）。同时，很大程度上因为她使用了“某女士”这个令人恼火但又可以理解的署名，简在当时并未赢得广泛赞誉，仅获得了评论界极少的注意。那么，这位居住在乡村的女作家怎么会成为人们必读的作家？
简从“属于评论家的小说家——得到高度赞赏却鲜有人阅读其作品”——变成家喻户晓的作家，这段传奇历程的发生并非仅仅因为其作品独具特色。（实际上，在这场追名逐利的比赛中，如果天分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如今图书馆的书架上就会发生不少变化。）相反，正是由于一些人的努力，简才从被人忽视的深渊中走出，走进我们心里，成为“重要的”小说家。简去世后持续不断却不温不火的赞扬之声，其侄子1869年出版的、恰逢其时的《简·奥斯汀回忆录》（A Memoir of Jane Austen），1883年哈佛大学一部关键性论文《简·奥斯汀：文学遗产批评》（Jane Austen: The Critical Heritage），都起到了作用。但是，真正让简超越其他作家，并为其去世之后经久不衰的名气奠定基础18的是罗伯特·威廉·查普曼(Robert William Chapman)编纂的五卷本简·奥斯汀小说集。合集中挑选小说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展现了文雅的英伦“情感”，比如马车和派对，而不是驴子或者穷人的画面，这让我们欲罢不能），配以华丽的插图。简自身固有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她能达到今天的地位，借的正是他人的一臂之力。查普曼对简·奥斯汀作品一丝不苟的重塑表明，这种英伦“情感”大受欢迎。简、夏洛蒂和艾米莉·勃朗特（尽管角度略有不同）都在作品中反映了许多人向往的英国，在那里，女主人公们都善良大方，洞察力超群，而且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她们有的话，比如这在夏洛蒂·勃朗特塑造的女主人公中就很少见）。因此，这些具有善良、温和品质的女性理应受到奖赏，那就是和一位男性的结合，这位男性自愿在这样的女性温柔的照料下，完善并改造自己。而没有道德的人则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任性的威洛比先生被迫接受一段不幸福的婚姻；狡诈的威克姆先生和他轻率的新娘莉迪亚·贝内特也是如此；简·爱冷酷的舅妈里德太太在痛苦和羞愧中死去；而玛丽亚·伯特伦则为了自己犯下的罪恶，从繁华的人世间遁迹，开始苦修的生活。不过，这些小说的结尾总是平静而安稳的，尽管书中也涉及了一些更为黑暗和有争议性的主题（比如饥饿、死亡或女性在社会中受限的角色）。对于当时的争议性话题，简、夏洛蒂和艾米莉在作品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直接讨论，这便让读者在小说结尾处得到了安慰。这里，为了清晰地阐明我的观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安妮·勃朗特的作品，安妮·勃朗特大概是三姐妹中最没有名气（同时文学影响力最弱）的一位了。安妮以阿克顿·贝尔（Acton Bell）为笔名，出版了《阿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和《荒野庄园的房客》（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两部小说。如今这两部作品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1996年《荒野庄园的房客》被翻拍成电视剧后大获成功），但是与两位姐姐相比，安妮的读者群还是相当之小。夏洛蒂和艾米莉是“忧郁沉思、暴躁残虐的拜伦式英雄”的拥趸，这类人物往往极有可能得到救赎，只要他遇见了那个对的女人——当然他必定会遇到——而安妮则“拒绝美化暴力、残暴的男性形象”。想想艾米莉《呼啸山庄》中的希思克利夫，再想想安妮《荒野庄园的房客》中的弗雷德里克·劳伦斯和吉尔伯特·马卡姆。希思克利夫恫吓怀有身孕的妻子，迫使她逃走；而弗雷德里克却在女主人公海伦出走时出手相助，帮助她逃离家庭专制的囚笼。当海伦拒绝吉尔伯特的求婚时，吉尔伯特还是如绅士般彬彬有礼；这与希思克利夫被凯瑟琳拒绝后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他被拒绝后极为失态）。再举一个例子。安妮的《阿格尼斯·格雷》和夏洛蒂的《简·爱》都讲述了女家庭教师的经历，但这两个故事却大不相同。简从悲惨的童年中幸存下来后，收获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尽管阁楼上有个疯女人。费尔法克斯太太充当了母亲的角色，让简体验到从未感受过的母爱。女学生阿黛尔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发生了令人惊叹的改变。而小说激烈的高潮部分，尽管带来了痛苦，却最终让简和罗切斯特先生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安妮的《阿格尼斯·格雷》中，女主人公阿格尼斯的童年比简·爱幸福得多，她主动提出担任女家庭教师——因为她深爱的家庭陷入了窘迫的境地——不过阿格尼斯的经历和简·爱的经历大相径庭。阿格尼斯在两个家庭担任家庭教师时，都遇到了不听话的学生——有时甚至到了残忍的地步——而且与阿黛尔不同，他们也不愿意接受阿格尼斯的教导，改变自己的行为。除此之外，阿格尼斯的经历与简·爱还有不同之处。阿格尼斯最终没有和任教家庭里富有的男主人结婚（她已经成功地驯服了他野蛮的行事方式，也安抚了他饱受折磨的心灵），而是选择了一位善良、谦和的牧师。学者萨莉·沙特尔沃思（Sally Shuttleworth）认为“相比之下，简·爱是非常幸运的”。1924年，爱尔兰批评家乔治·穆尔（George Moore）在其《埃伯利街谈话录》（Conversations on Ebury Street）中“要求为安妮正名”。
得益于乔治·穆尔的努力，安妮才勉强从夏洛蒂和艾米莉的阴影中走出来，进入公众视野。不过，她仍然是“被遗忘的勃朗特小妹妹”，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就像一位敏锐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她“不愿带上玫瑰色的眼镜”。安妮“在对待天性和疯狂的痴迷方面……比艾米莉更诚实，也比夏洛蒂更坚定……但这其中缺少了浪漫的爱情故事或温馨的电视翻拍剧的构成要素”。困难就在于：安妮的小说缺乏天真浪漫的情结，而这种情结正是两位姐姐的作品更适合建造我们心中空中楼阁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夏洛蒂、艾米莉和简的小说背景作为庇护所，让疲惫的灵魂得以栖息，可以让长满常春藤的墙隔离纷扰，也可以在风景如画的英格兰开一家小店，那里有一间间漂亮的小屋，还有一群美丽的女主人公（即使她们自己不这样认为，比如简·爱——当然，她们一点儿也不自负）。在这样的英国，连贫穷也是不失尊严的，通常以不曾明说的“债务”形式出现；好人终会有好报。磨难？这里也有，不过磨难只是对道德品质的考验——它证明了那些身处困境却坚韧不拔、毫无怨言之人的价值。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乔治·艾略特笔下沐浴在阳光中的田园风光；也是在这片土地上，艾略特笔下的人物不可动摇的“道德分类法”“可作为生活的向导”。（“一战”结束后，这种幻想的力量才呈现上升的势头，这是由于1914—1918年“一战”期间，英国的生活状况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女主人公克拉丽莎曾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想起在英国乡间小镇伯顿度过的美好时光，也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幻想之中。）这就是众多读者所向往的英国，虽历经动荡，但田园牧歌般的精神内涵长存。这个英国，也是夏洛蒂、艾米莉以及一群好心的编辑、插画家和电影制片人一心想要为我们构造的。的确，这是一个迷人的地方，但实际上，1760—1910年间的英国并非如此。现实中的英国正卷入不少争议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奴隶制的废除、法国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此时的英国并不完美，但它确实引人注目，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为一些引人入胜、和浪漫完全不沾边的书籍提供了创作背景，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曾读过这些书籍。本书记述的七位女作家，她们的小说、诗歌、游记和非虚构作品，与简、夏洛蒂以及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很不一样，因为她们不想描绘一个不存在的、充满浪漫气息的英国。相反，她们与安妮·勃朗特相呼应，纷纷运用写实手法，记录动荡的时局，为读者呈现了真实世界中澎湃激烈而发自肺腑的情感。例如，玛丽·鲁滨逊的半自传体小说《梵森泽；又名轻信的危害》（Vancenza；or the Dangers of Credulity）讲述了女主人公受到威尔士王子的引诱却最终遭到背叛的故事，小说扣人心弦，初版在发行当日就被抢购一空，使之成为当时空前受欢迎的由女作家创作的小说。黛娜·克雷克在《模范绅士约翰·哈利法克斯》（John Halifax, Gentleman）中记述了19世纪50年代中产阶级奋斗和崛起的历程，这本书让克雷克成为社会变革的声援者（同时也成了富有的女性）。这些书籍不是我们的庇护所——不是所有的结局都皆大欢喜，也不是所有松散的故事线索在最后都被系成了一个华丽的蝴蝶结。书中的女主角有的狡猾，有的奸诈，她们的道德观念自由散漫，行为处事也与当时社会所定义的适宜的女性气质相悖。她们喝酒、骑马，通奸的妇女在第二段婚姻中找到了幸福，甚至女杀人犯也能博得读者的同情。她们身处一个动荡不安、战争不断、问题频出的英国，不过渐渐地，这个国家也显露出好转的迹象：社会进步，奴隶制等不公正现象得到废除，女性也享受到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自由。这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十分相似：动荡不安，难以预测，而又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这些女作家笔下的英国不是逃离现实的工具，而是窥视历史的窗口，透过这窗口，宏大汹涌的壮丽史篇一览无余。但是，这本书并非想要贬损简、夏洛蒂及艾米莉·勃朗特小说中让许多人沉醉的幻想，也不是想弱化我们从中获得的愉悦感受。她们所创造的浪漫而多情的英国（尽管并非全是理想的乐土，但总体上看，比我们生活的环境要安静祥和）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时至今日它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激发我们强烈的渴望，这是其他作家很难实现的。但是，这本书的写作也让我对英国女作家群体产生了全新的认识：我的视野变广阔了，书架上的书变丰富了，对于历史的认知也变得更加敏锐了。所以，在我们探索这段未知旅途的过程中，亲爱的读者，不要担心简、夏洛蒂和艾米莉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家会丧失她们的魅力。当你回过头来，她们的世界，那一整片如诗如画的风景，依然等候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