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当现实变得愈发魔幻诡谲，文学似乎显得苍白无力。阿多诺甚至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痛失“伟大对手”布鲁姆的米勒相信，文学能以其独特的敏锐触角洞悉人性、世事，它帮助那些在巨大灾难中无声呐喊的受害者发声，让我们看见他们的伤与痛、血与泪，指引我们直面黑洞，并在黑暗中寻找熹微光亮。文学即人类的故事。危机时刻我们依然展卷阅读，是因为我们渴望在字里行间寻得我们何以至此以及将去向何方的启示。
（以下内容摘自J. 希利斯·米勒《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
评论者们曾纷纷打趣阿多诺这句名言。阿多诺后来做出修正，“长久的痛苦当然有获得表达的权利，就如被折磨的人不得不吼叫……所以，说奥斯维辛之后不能写诗或许错了”。将诗歌比作受刑者的哀号，虽说得通，但至少有点奇怪，例如，按照这种说法，我们就很难恰如其分地欣赏保罗·策兰作为大屠杀幸存者所创作的诗歌的复杂性。阿多诺并没有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说的是，“甚至写首诗（noch ein Gedicht），也是野蛮的”。或许，阿多诺的措辞可以解读为“奥斯维辛之后，甚至再多写一首诗，也是野蛮的”。野蛮之处在于，现在写诗面对的是让人惬意的白纸或电脑屏，人们或冷静或激愤地坐着写诗——说得更确切些，写些或长或短的诗性文字。阿多诺意在强调写作的具体动作，笔在纸上涂涂，手指敲敲键盘，诗歌就写出来了。奥斯维辛之后，这么做是野蛮的。
除此之外，阿多诺可能还指奥斯维辛之后，每个人都应尽力确保类似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倘若不然，就是野蛮。写诗无济于事。恐怖阴惨的年月里，我们无暇审美，无暇超然于政治之外。继奥斯维辛之后的这些年月里，原本不可能之事也成为可能。奥斯维辛是历史的转折点。正是在那时，欧洲的德语区以更为高效的官僚组织和技术手段对六百万犹太人实施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而这个地区原本孕育了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贡献了贝多芬、康德、黑格尔、耶拿学派，更不用提马克思、里尔克、托马斯·曼、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卡夫卡这些伟人。
阿多诺此言的语境是我们所了解并称作“审美意识形态”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认为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主要与黑格尔的“sinnliche Scheinen der Idee”，即“理念的感性显现”（sensible shining forth of the idea）相关。此处黑格尔的“理念”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Being）所表达的内容。海德格尔认为诗歌彰显超验的存在，揭示大写的“存在”，他始终对希腊语中的“真理”（aletheia）一词保持的关注即说明了这一点。从该词的词源结构着手，词根lethe前加上否定性的前缀a，海德格尔认为该词唤回了被遗忘的存在。诗歌对海德格尔而言，能够“去蔽”，能够揭示并追溯被遗忘的“存在”。还有一种可能，阿多诺此处将诗歌看作主观情感的表达，又或许他将诗歌视为精致美丽却内部封闭的物件儿，仅由语言构筑起它的有机统一。正如文学传统中常见的两大隐喻所形容的那样，诗歌常被比拟为花或精妙的人体。
马拉美的《诗的危机》（“Crise de vers”）中有一名句，以马拉美惯有的风格表达了类似看法。不同于平铺直叙，该句采用了诗意的言说方式：“我说：‘一朵花！’我的声音便让花的外形被遗忘，除此之外，某种异于一切花萼的东西，一种美妙的理念本身，便音乐般地响起，那是在所有花束中都无法觅得的东西”。然而，阿多诺暗示，上述三种美学意识形态的表述都不足以说明写诗会在奥斯维辛之后的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诗歌并不会带来社会政治领域内某些真实的改变，比如，确保奥斯维辛不再发生，而后者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我们无暇旁顾。
阿多诺措辞中的“野蛮”（barbaric）也值得注意。为什么他单单选用该词，而不是其他表达，比如说，“不道德的”（immoral）或者“不负责任的”（irresponsible）？野蛮人处于文明社会界线之外。学界认为，希腊人称非希腊人为“野蛮人”是因为这些人的语言在希腊人听来就像在说“巴、巴、巴、巴”，尽是些无意义的声音，不是好的语言。同样，阿多诺认为，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诗歌是无意义的音节，满是喧嚣，就像没有所指的“巴、巴、巴、巴”，于现实无益。“巴、巴、巴、巴”这样的声音，就像人类在建造巴别塔时，语言被耶和华搅乱后变成喋喋不休的蠢话，而野蛮的“巴、巴”声中的胡言乱语，让每个人都无法理解自己的同胞。
阿多诺这句著名的格言，出自其《文化批评与社会》（“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一文的倒数第四句，该文微言奥义，三言两语无法将其重置回该文语境，更不用说辑有此文的《棱镜》（Prisms）一书，乃至阿多诺著作的整个语境。我无意梳理，但有一点应当言明：有点出人意料的是，阿多诺这句名言出现的语境，并非指当时写诗是野蛮的，而是指当时坚持文化批评已无可能，因为整个社会都空洞堕落，文化批评顷刻间就与它要批判的对象形成共谋，反被其掌控对象所拉拢。阿多诺说：“传统的超越性的意识形态批判过时了。”奥斯维辛之后的艰难岁月不可能再有那样的批判。阿多诺此文与当下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学术研究有着惊人的相关性。甚至对与该文迥异的本书而言，也是如此，尽管本书也致力于修辞阅读和文化批评。然而，我还得稍作停留，讨论一下阿多诺的名言在该文中的直接语境：
即使是最极端的末日意识也有沦为无关痛痒的唠叨的危险。文化批评发现自身处于野蛮和文化的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而这甚至阻挠我们知晓为何现在已经不可能写诗。绝对的物化，本以知性进步为其要素之一，目前却正准备完全吞噬我们整个心智。如果批判性思考局限于自我满足的冥思苦想，它将无法应对这样的挑战。
尽管没有明说，但阿多诺有可能用“写诗”指代通常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比如小说、戏剧等虚构性作品。我们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即使沿用真实的地名，甚至想象性地呈现历史名人，它对文字的运用也奇特地无涉现实。
自阿多诺宣告他严厉禁止写诗以来，许多作家，包括保罗·策兰和伊姆雷·凯尔泰斯（Imre Kertész）在内的许多大屠杀幸存者，都无视阿多诺的禁令。他们要么写诗，要么创作其他文类的作品。假设那样的创作行为尚且可疑，那么花时间去“分析”那些文学作品得有多值得怀疑——即使那些作品属于所谓的“大屠杀文学”？不过，这却是我在本书中要做的事。
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呢？阿多诺的禁令有什么不合理之处呢？答案就是他没有意识到文学是见证奥斯维辛的有力方式，无论那份证言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文学本身成为见证，特别能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些逝去的超过六百万的生命，并由此指引我们从记忆走向行动。以文学的方式作证，迥异于亲耳聆听受难者的哀号，而阿多诺在回想之后亦承认奥斯维辛之后的诗歌可以表现后者。再者，尽管策兰有名句说没人能为见证者作证，但我的解读能见证我对这些特定作品的感受，从而有可能指向雅克·德里达意义上的“将到来的民主”（the democracy to come）。
正如大屠杀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纳粹的种族灭绝行为的独特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例如，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写道：“我相信大屠杀事件是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是已有的种族灭绝事件中最极端的情况。如下两个因素把它和其他大屠杀区分开来：一是灭绝意图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是说，纳粹帝国版图所及之处，以杀光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内的所有犹太人为目标；二是运用的手段——确切地说，就是调配现代民族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技术力量。”
虽然我同意奥斯维辛在上述两方面是独特的，而且几乎是无从想象的独特（完全的独特性抵制归化，因而拒弃理性理解或“想象”），但关于奥斯维辛的文学作品仍然可以得到某些表现类似事件的文学作品的呼应。请记住，类似事件不是相同事件，而是“具有某些相似之处的事件”的并置，这有助于理解类比的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