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 | 写作为了什么？
勒克莱齐奥生于1940年，他创作生涯长，著述宏富。谈及勒克莱齐奥的创作，评论界一般都要提及他在七岁时离开尼斯，去非洲的尼日利亚寻找在英国军队行医的父亲途中写小说的经历。
一个作家，哪怕一个喜欢文学的普通人，小时候都有可能随性写点什么，比如诗、散文等，写了就写了，不会太当真。但勒克莱齐奥不同，他对自己小时候的这段创作经历非常看重。
勒克莱齐奥获奖的消息公布后，法国《读书》（Lire）杂志发表专栏文章，提到了勒克莱齐奥儿时写作的这一经历：他在船舱里写的第一部小说叫《漫长的旅行》。七岁出远门写的两部小说，都遗失了，但对勒克莱齐奥来说，为何它们具有超越其后来所有创作的重要性呢？从他为自己写的作家词条中，我们可以隐隐约约地找到某种答案，发现勒克莱齐奥对于写作的某种认识或思想轨迹。
对勒克莱齐奥来说，写作之于他，是刻骨铭心的：六七岁时的写作，早该是遥远的往事了，勒克莱齐奥却能清楚地记得他第一部小说写的第一行字：“我写下的第一行小说是用大写字母完成的：QUAND PARTEZ-VOUS，MONSIEUR AWLB——您何时启程，阿乌尔布先生？”用大写字母完成的第一行字，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明写作在小小的勒克莱齐奥心中是何种分量。小说的开头，用了“partir”。法语中该词的含义为：出发、启程。一开始，他就给自己的写作注入了大写的意义。这不是一般儿童的信手涂鸦之作，而是一种严肃的行动。生命中的第一次写作，就像是一次生命的启程。
写作为了什么？
在《逃之书》，勒克莱齐奥一方面不断地逃跑，不断地流淌下逃跑的文字；另一方面在不断地拷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写作? “这一切真的值得这样全写出来吗？我的意思是说，这本书的必要性、紧迫性何在？说不定再等几年，自我反省，沉默不语会更好。一部小说！一部小说！我开始当真恨起让人操劳无果的小故事，这些玩意儿，这些冗语赘言。一部小说？就是一次历险嘛。可是没有历险！所有这些协调的努力，所有这些构思——这出戏，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对勒克莱齐奥来说，如果只是“为了又一篇叙事得见天日”，如果是创作“一部想象之作，带有斯威夫特或儒勒·凡尔纳的风格，甚至退一万步说带有康拉德的风格，那也就罢了。可它没有任何创新”。在20世纪60年代，勒克莱齐奥处于一种反叛的年代，也处于一个探索的年代。他写的《诉讼笔录》就是一部集反叛与探索为一体的具有开创性的小说。他不愿仅仅为发表而写作，不愿走别人已经走过的路。翻开小说创作史，尤其是西方的小说史，小说的创作式样几乎无所不有，几乎耗尽了人类的想象。“嘟嘟囔囔的小说，跟老妪一样唠叨的小说。由无故事的人写的无历险的小说！像打弹子一样的小说……用第一人称书写、但作者远远躲在纸墙后的小说。心理小说、爱情小说、武侠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系列小说、讽刺小说、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新小说、诗体小说、随笔小说、小说式小说!”形形色色，无所不有。这些小说，有的是“编造现实！杜撰现实！”“类似害人虫”的作家“以逻辑的名义，决定取几张白纸，在上面写故事。为了消遣？为了逃得远远的？为了黏住自己，毋宁说为了给世界涂上自己的胶，然后开溜”。杜撰虚幻的现实，让读者沉湎于这样的现实中，无异于“害人”。有的小说“杜撰爱情”。“爱情似乎是永恒的”，于是便出现了唯一的、几乎千篇一律的爱情小说，“一名英俊的青年遇见一位美丽的姑娘”，故事的发展也几乎是千篇一律：一见钟情；凝聚；结合；破裂。仿佛一切都是真的似的。然而，勒克莱齐奥意识到，也许大多数读者感兴趣的不是真正的爱情，而是“一页页地翻书，寻找更轻佻的段落：红棕色头发的姑娘喝完酒，讲完话，解开乳罩的搭扣，把尖尖的双乳送给情人亲吻”。写这样的小说，面对这样的读者，一个作家难以摆脱窠臼，必须挣脱传统。自我批评的勒克莱齐奥把矛头甚至指向了一些小说的伟大开拓者：“斯丹达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乔伊斯，等等！撒谎者，全是撒谎者！还有安德烈·纪德！还有普鲁斯特！女性化的小天才，学识丰富、洋洋自得，看着自己生活，反复讲自己的故事！他们全都喜欢痛苦，擅长谈论痛苦，很高兴做自己。”形式开拓的困难，小说与现实的脱离，这些问题困扰着勒克莱齐奥。
一方面，在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勒克莱齐奥感到了无所适从。另一方面，要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感受表达出来，他不得不把“真实”视为基本的要求。于是，撒谎成了他最为忌讳的写作方式。虚幻的故事、杜撰的爱情、痛苦而自恋的叙述，便被他排斥在他的写作范围之外。身为作家，他要追求真实的写作。实际上，一个伟大作家，往往把“真”当作写作的立身之根本。如海明威对作家的使命就有着明确的认识：“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因为实际事物可以观察得很糟糕；但是当一位优秀作家创作的时候，他有时间，有活动的土地，可以写得绝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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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 许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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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实，还现实以真实的面目，是许多作家最为看重的。但问题是，如海明威所言，世界上的实际事物就在那儿，对每一个观察它的人而言，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景象和面目。而且要把自己所看到的所谓真实如是表达出来，不得不经由语言。
然而，语言能否真实地表达思想？关于这一问题，勒克莱齐奥有很多的担忧。他认为：“思想如此广阔，永远无人会认出它。思想如此遥远，喷涌得如此快，如此有力，不会被缩减为胡乱涂在纸上和墙上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涂在纸上和墙上的东西，指的就是文字。面对思想的广阔、深远和力量，一个作家，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语言表达的限度。如果一个作家想用胡乱涂抹的文字来表达这个世界或自己的思想，那无异于说谎。
语言面对现实，遭遇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与多”的问题。对此他有着清醒的意识：“现在的问题是：一还是多？这是大问题，是人穷其一生，穷其充斥话语的一生可能希望有一天回答的唯一问题。”然而，问题是“言语以其日常的谎言蒙住了我的眼睛，让我习惯于根据语言学的道理用明确的语言思索”。但是人又不得不思考。人活在世上，面对诸多的问题，大的如勒克莱齐奥不断自问的“是否有上帝？死后有什么？世界有无终结？人无道德能活着吗？”难解的如“有没有思想？有没有从世界这头到那头都是真实的念头，超过一秒钟仍然真实的念头？有没有不像岩石上的脏海带那样不依附于物件的思想，不立即坠落到咕咕吸水的阴沟里的思想？或者更糟的是，是否一切皆谎言，最可笑、最荒唐的谎言，因为其意图并非掩饰真实，而是与真实融为一体，展示它，发明它？有没有一种思想不轻如鸿毛？有没有一种思想伟大美好得十万年后返回地球时仍会立即被人认出来？有没有我女儿将理解的思想？甚至有没有被我抛弃后有一天能被我一下子抓住的思想？”所有这些“问题摆在我面前，令我沮丧之际，我知道我不会回答。我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回答，因为言语是一，需要构思的却是多”。作为一个作家，勒克莱齐奥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局限。“写作令我非常厌烦的是它太短。句子写完了，还有那么多东西在外面！我缺少词汇。它们来得不够快。我来不及在所有该出手的地方出手，我没有足够的武器。世界在我眼皮底下极快地溜走了。为了找回它，再见到它，我需要几百万只眼睛。人是糟糕的猎手。在需要机关枪的地方，他们的语言是弹弓。”如果世界是经验的总汇，那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去了解，终将抵达真实，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原以为，要了解沙漠只需亲自去过。我原以为，见过乔卢拉大路上的死狗，或清迈麻风病人的眼睛，便有权予以评说。见过！去过！多了不起！世界不是一部书，它什么都不证明，什么都不给予。”世界是活生生的，青草和海藻有自己的生命，阳光和星星也有自己的思想。人自以为可以凭自己的理性掌控世界万物，为其说话，可是自以为可以表达世界的作家却无从表达自身。他要让世界自己说话：
“世界是这样想的：真理不是人的，也不来自他们的话，他们的书，甚至他们的宗教。真理不是人的，而是世界的。真理是天上放出的光，是蔚蓝的海，是风，是沙原。是动物的眼睛。真理可以被认出，它摆动着，颤抖着，似在天边发亮的黑岛。甚至话语也不是人的。它在巨大的颜色里，覆盖宇宙的无法承受的蓝色里。山一样的真理，严酷深邃的真理，无例证的赤裸裸的美，永远真实的、无需手指直接触摸到东西的王国。至于其他，人、词语、想法：谎言、谎言。”面对这样的境地，一个作家若要说话，若要言说出世界的真实，必须先融入世界，先了解这个世界，去理解这个世界，让世界本身去说话。
在作家的笔下，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城市：“摊在地面上的破烂城市又丑又蠢！贫困的街道，贫困的旷野，寂寥孤独！掩蔽所！红砖墙的监狱，破落的院子，铁皮和硬纸板的小屋！大堆的垃圾！无事可做，除去注视和受苦，无其他事可做。无声的疾病蔓延开来。忧郁和惧怕的病。它在皮肤上留下宽大的褐斑，任凭发烧和发冷引起的脓包长满全身。没有欢乐的城市，清晨五点寒气逼人的穷人的城市。来不及铺柏油的街道，来不及生长的树木，来不及蓄水的腐水河！屈辱的水洼，晦暗的空间，阳光在其中不过是另一种灰暗。”同上，第244页。随着作家的笔触，城市成了一个自在的生命体，在言说，在诉说自己的命运。我们感觉不到作家的存在，真实的城市在展现活生生的生命。勒克莱齐奥试图用一种自然流出的语言，去实实在在地发出世界本身的声音，去展现世界的真实。“谁在谈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为什么通过分析把我的话与真实的运动分开？这些都是假的，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写作对现实的抛弃，意义的丧失，逻辑的疯狂，这些才一直是真的、恒定的。”他清醒地意识到，写作的虚伪在于对“现实的抛弃”。一个作家纵然可以去描写这个世界，可以去展现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景象，但是如何与这个世界共呼吸共命运，才是最为重要的。小说中奥冈的逃跑，逃离的也许就是写作的“大虚伪”。
这是一部逃之书。逃什么？逃离这个过于物质的世界。逃离人类思想的虚空。逃离说谎的书写。逃离，不是消极意义上的逃跑，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看清这个世界，为了在虚空中找到实在，在躁动中找回平静，在谎言中找回真实。作为一个作家，他在书中借主人公之语，明确地说“我愿遁入时间、空间。我愿遁入我的意识深处，遁入思想、词语。我愿开辟我的路，然后毁了它，就这样无止无休。我愿破我所立，以便再立再破。这运动是我生命的真正运动：立和破”。破与立，构成了勒克莱齐奥一生的追求。在《逃之书》中，他也在破与立中前行。在疑惑中不断追问，在行动中不断地自我批评。他要在封闭的世界中打开一条条新的边界，给人的存在、人的思想和书写开辟新的可能。《逃之书》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一次自我放逐，也是相对于小说创作而言的一次诗学历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