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内心越满足，“效率”就越高？

考试分数、KPI绩效、任务时间限定、点击率分享数、家用电器功率……对“效率”的强调已经渗透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当人们放弃更大的目的，将“效率”作为首要目标时，它便升级成为了某种偶像般的存在，供人崇拜。此时，原本多样化、私人化的内心满足让位于一个个单一化、可视化的外在指标和计算。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早已习惯于栖居在“效率”的窠臼下，以获得某种虚假的安定。

不仅是个人，集体也往往会陷入效率的迷思。在发展势头强劲的国家，效率往往是一个代码，代表着对一个僵化、迟钝、过时的国家进行攻击。“国家”被贴上浪费的标签，而市场体制则被宣称为高效的替代方案。于是，“效率”与“公平”之间产生张力，且前者持续挑战着更多其他的公共道德。

历史中的“效率”概念一直是这般冷酷的模样吗？对此，古希腊哲学家和18及19世纪的功利主义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功利主义者对“效率”的论断更多依靠的是内在标准——满意度和效用性。密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而对于一个公共体来说，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是恶。

内在满足和理性选择

市场是一个社会系统，在市场中的个体通过与他人交换——只要这种交换符合双方利益——来追求个人利益。比如说，我喜欢冰激凌，但手里只有苹果，而你有一品脱冰激凌却喜欢苹果，我们就可以交换，而且彼此都会更加开心。苹果也许对我来说更好一些，可我真的喜欢冰激凌，这点才是真正重要的。在一个市场里，人们根据自己的定义方式追求着个人利益，用的是内在的标准，而不是外在的。理性的个体增加他们的福利时就会做出高效的选择。所有市场模型的中心理念在于，能做出理性选择的人们之间自愿进行交换，这是实现效率的最佳途径。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早期的个人利益计算是在希腊哲学家们那里发展起来的，彼时的市场栖身于国家的阴影里，而个人利益计算很少涉及交换或商业价值。希腊人享乐主义的演算是边沁式功利主义幸福考量的前身。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功利主义者们在笔下借用了享乐主义的演算对柏拉图进行挞伐。他们认为政治的中心是利益、快乐和福利，而非柏拉图所说的，福利的中心是品德。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指出，自然以及理性的行为皆由愉悦和痛苦决定。人们总是想着把快乐最大化，把痛苦最小化。这是用效用来替代快乐和痛苦的一小步。后来功利主义者们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任何给人带来满足的目标都包含在内。效率开始向内部转移，对价值缄口不语，对目标保持中立，对方式却滔滔不绝。它对价值缄口不语是因为重要的是我认定什么有价值，而不是什么对我有利 ；它对目标保持中立是因为重要的在于我的满足感是否增强了，而不在于要达到什么目标 ；它对方式滔滔不绝是因为在给定价值和目标的情况下，我能否做出高效率的选择，这才是唯一能够评价的。随着话语的转向，我们来到了现代。 

作为效用性或满意度最大化的效率与用来描述生产力增长的效率迥然不同，但两者在公共话语中经常被混为一谈。生产效率需要某些外在的标准——如工人们平均每天能生产多少个别针，而功利主义的论断依靠的是内在标准——满意度、效用性。也许在我们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却大幅度削减了效用。举个例子，以同样的成本我们可以比 10 年前燃烧更多的煤炭以产生更多的能源，但是因此而来的雾霾笼罩使得乡村的乐趣大幅降低，如果对我们而言乡村的乐趣比生产力提高更为重要，那么效用就被削减了。如此一来，生产效率的增加就是低效率的。用个人利益追求定义的效率概念比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经济增长的“生产效率”要宽泛得多。两者根本无法对等。 

这种效用性最大化的概念嬗变为当代的理性选择概念。用以主宰当今人类行为分析的至高设想是，个体有偏好并且一般会做出理性、高效的选择以使这些偏好最大化——可以方便地把它们归纳为效用。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我度假时必须在两个酒店之间选择一个入住，我会对我的偏好进行衡量，比较每个酒店可能的成本和优势，然后理性地选择那个最有可能最大化我的满意度的酒店。即便实际上我们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出决定（确实大部分人不会），但这个理性决策制定者的形象已然矗立在市场动力学的核心位置，而且也会逐步地进入我们对公共选择进行分析的中心地带。 

《效率崇拜》

贾尼斯·格罗斯·斯坦 著

杨晋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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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现代对理性的思考已经缩小到对理性选择——或曰效率——的思考。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尖锐地指出，理性选择模式把人塑造成为“理性的傻瓜”，他们无法在价值观、利益、情感和承诺之间进行甄别。从柏拉图到笛卡儿，没有人会承认这种理性的形象。换言之，效率的令状已扩大至能纳入理性的地步。

理性高效选择的概念已经从个体公民迁移到市场里的消费者，再到国家的领导层。无论主题是预防一场核战争还是一次恶劣的种族暴力，学者们都会使用理性高效选择的概念来解释领导者们做出的决定。

举个例子，古巴导弹危机于 1962 年 10 月爆发，六个月前，随着美国和当时的苏联之间的紧张态势升级，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将军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肯尼迪总统会面。他告诉总统，美国在核弹头方面有着 18∶1 的优势，他坚持认为现在正是铲除苏联核力量的大好时机，而且可以让苏联在接下来几十年里都无法成为美国的核武器对手。李梅将军敦促总统，一有机会就要对苏联军队实施核打击。肯尼迪总统思考了一会儿，然后问李梅美国需要承担什么代价 ：苏联有报复的能力吗？李梅将军向总统保证“美国最多也只会失去三座城市而已”。这些统计数字明白无误 ：理性的选择——显然是高效率的——是在下一次危机爆发时发动进攻。肯尼迪总统用他最坚定的声音回答道，“就算只是失去一座城市也是无法承受的后果”，然后拒绝再次与李梅会面。他否决了任何进行核攻击的提议，即便在苏联可能付出的代价比美方大得多的前提下亦是如此。

那些选择用效率的话语来解释总统决定的人会争辩说，肯尼迪在他的效用性考虑中更为看重美国人的生命。鉴于核武器与因核交换致使美国比苏联的结局要好得多的可能性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对等，这是那些统计数字发挥作用的唯一方式。你我可能得出结论，总统的价值观扼制了核力量的使用。我怀疑如果我们能和柏拉图对话并问其观点，他可能更能接受这样的解释。对肯尼迪高效理性决定的解释掩盖了更大层面计算中的价值观。我们的公共讨论由此变得工具化，而且被贬低了。

如果每个个体都把自己的效用性考虑最大化，社会会变成怎样？边沁的思考直接从个体转向集体——我们后面会发现这样做会带来很大的难题，他把幸福描述成政治之不合格目标。边沁指出 ：“这个原则表明，对所有那些利益攸关的人而言，他们最大的幸福就是人类行为正确而且合适的目的，或者说是唯一正确、合适以及放之四海皆准的目的，这里指的是所有情况下的人类行为，尤其指行使政府权力的某个官员或者是一系列官员的行为。”对政府的评判可以通过其产出幸福的能力，或者说能否让数量最多的人群将快乐最大化，将痛苦最小化。边沁的结论是，衡量一个好政府的标准在于“其增加共同体幸福的倾向是否大于其削减共同体幸福的倾向”。

与之前发扬亚当·斯密思想的前辈们不同，边沁对自由市场为最大数量的人群最大化幸福的能力表示担忧。他承认极端的不平等会抑制幸福的最大化，因为富人从收入的某一幅度增长中获得的愉悦增长远低于穷人们的体验。边沁提出了时至今日非常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说：食用油价格降低——当然是通过生产效率得以实现的——的意义对于一个住在最穷困街区的开罗人而言远远大于一个住在吉萨的富商。边沁切中的是效率概念中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只有不再可能通过降低某一个人的满意度来提高另一人的满意度时才能实现集体效率。

功利主义者们在谈及普遍的个人利益追求时提出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论断，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诉求。我们当代人可能会觉得奇怪，那些功利主义者们居然是激进分子，而且许多人有积极推动变革的政治计划。麦吉尔大学的阿克赛尔·范·登·伯格（Axel van den Berg）有如下精彩评述 ：

功利主义者的政治意图还有一个元素，在我们当代人听来也是一个不成调的音符。如果所有个体都有能力追求个人利益，那么所有的利益天然都是公平的。政治历史学家斯蒂芬·霍姆斯（Steven Holmes）睿智地指出 ：“只有少数人拥有继承得来的特权，但每个人都有利益……所有个体都受个人利益驱动的说法其实就是让普通人的地位普遍化。”任一个体的利益本身不比任何其他个体的利益在道德上或者政治上更为优越。

功利主义者的这个计划赋予了个体更大的力量，而且对人类的能力高度乐观。普遍性个人利益追求的概念基于这样一种观点 ：倘若能获得所需信息，个体就有能力做出理性的或者是高效的选择，或者说，我们最清楚什么对我们自己最有益。我知道在漫长的一天结束的时候，冰激凌比苹果更好。这种对自我认知的假定显然是论证人类自由、个体责任以及人类媒介与选择的有力论据 ：它不仅能论证效率，也能论证效力。

无论个体作为个人利益驱使者的概念有多大局限性，也无论这个概念有多少缺漏，它确确实实产生了一种强大的乐观意识和能力意识。个体有能力代表自己以及代表他们所在的社区采取行动，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我们需要这种乐观与自信，我们能在公共产品这个问题上做出该有的判断和选择。作为公民，我们必须有效力意识。

本文节选自 《效率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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