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俐俐||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论纲——兼及重大项目组织和致思方式呈现

摘要 

       论纲确定并坚持以审美为基点；批评活动定位在价值体系之内外“中介”；“价值”定位在主客体关系历时性实践属性；并以价值实践为精髓贯穿始终。价值体系理论建设内容定位在实然性的文学功能论、标准论和应然性的价值观念论三部分之合成。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儿童文学和民族文学四个实践子课题，分别在各自领域考察既有的功能论和标准论，并予以总结概括，呈现出价值指向，实际地发挥建设应然性价值观念渠道的作用。论纲始终遵循理想与底线的思维方式，动态调整研究内容及其展开的逻辑，力求客观呈现重大项目组织和致思方式。可大致概括为：以项目任务为主，不受学科设置限制；尊重“同”与“独”的各自价值，使开阔视野与具体领域相结合，使发散思维与凝聚思维相结合，反复参照抵达学术目标等。课题理解和遵循基于国家层面提出的三个体系理路，力求在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两方面提供思考成果。

“论纲”的实际写法多种多样，大致有论证式、总结式、展示式、基础式等种类。本论纲遵循论证、总结、反思及完善的组织理路，旨在使原初论证及阶段性研究成果不断得到检视、修订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总结重大项目实施与致思方式等。

本论纲的第一部分梳理和介绍课题研究既有理论基础，并作出必要说明。理论基础包括以审美为基点、文学评论位置、价值关系中的实践属性等；必要说明包括文艺评论以文学评论为中心的选择理由、课题最终学术目标与实践研究的涵义、底线与理想的思维方式、整体研究逻辑及重大项目组织和致思方式的自觉意识等方面。第二部分是“功能论研究”。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首次区分了假说功能型和实际功能型两种考察视角及其理论，分别考察探究了两种功能类型。第三部分是“标准论研究”。分为文学批评标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两个方面。理论研究围绕标准建构方法论、普适性与限度、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两者区分思路等展开；实践研究沿着“品质评价”方向，以中国政府文学奖为核心予以综合考察，旨在探究评奖的价值观念蕴涵与指向。第四部分是“后续问题与重大项目组织和致思方式”。总结归纳了后续研究的若干问题及重大项目组织和致思方式。

（一）理论基础

1.以审美为基点。理论研究已有成果《文艺本性研究中的审美概念与审美价值》[1]，在系统梳理审美与审美价值概念及观念历史的基础上，确认了艺术审美关系中美与审美的关系；区分了狭义和广义审美价值的涵义。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其审美基点兼取两个方面的涵义：狭义仅标示文艺审美的特殊性，与文艺自律相关；广义是文艺审美价值作为文艺的审美性基础并融多种社会价值为一体，即审美价值融含其他种种非审美的社会价值。取其狭义旨在价值体系建设遵循审美的规定性，取其广义旨在从民族、社会和国家乃至人类大视野观照审美活动及其价值。广义、狭义合取为以审美为基点的全面理解。

2.审美基本原理的文学评论位置[2]。批评活动（批评家）位置确定在价值体系内外之间的（中介）关系位置。对内遵循审美基点和艺术本性，藉此与外在环境相互适应和激发。位置确定依据两方面的规范：其一，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特质决定批评家的“关系”位置。其二，符合外在环境要求，大致理解为“有用”；符合审美特质，大致理解为“甜美”。如何兼顾“有用”和“甜美”？康德的有关“美的分析”中的“关系”契机给予了学理支持。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认为“美的分析”有质、量、关系和模态四个契机。单独察看审美静观和审美无功利思想，显然与实践不符。康德提出：“鉴赏判断的第三个契机，按照在它们里面观察到的目的的关系看的。”[3]“关系”，指处于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目的性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可兼容性地辩证看待其“有用”和“甜美”。

康德《判断力批判》

3.“价值”是价值主客体关系历时性实践的实现与呈现。借鉴李德顺的价值哲学著作《价值论》与本课题关系密切的重要观点之一，即“各种各样价值现象的共同特征，各种形式价值表达的共同含义，都是指向一定的对象（事物、行为、过程、结果等）对于人来说所具有的现实的或可能的意义。”“意义”观念在李德顺的梳理中，分别有观念说、实体说、属性说、关系说和实践说五种观点。他“主张的是第五种——‘实践说’。‘实践说’在吸收‘关系说’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一种新型的价值学说。它首先承认价值是一种关系现象，指出价值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关系态’或‘关系质’而产生和存在的”。[4]课题先期以“关系”理解“价值”，经过借鉴将“关系”与“实践”结合，最终将“价值”理解为价值主客体关系历时性实践的实现与呈现。概言之，将实践论思维贯穿研究始终。[5]

李德顺的价值哲学著作《价值论》

（二）必要说明

1.文艺评论集中于文学批评

从学科角度梳理文艺学概念，分析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关系等因素，策略性地将文艺评论范围集中并以“文学评论”为中心建设价值体系。[6]研究中通过相关学科比对，意识到并补充以文学评论为中心的理由为：“文艺”是外延宽泛无法规约的概念；“文艺评论”是“文艺学”概念遗留的产物；文学是发展历史最久远和成熟的艺术门类；“文学评论”具有辐射其他艺术样式评论的特质和功能。

2.课题最终的学术目标与实践研究的涵义

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是最终的学术目标。原初论证在借鉴党圣元等学者价值观念规范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7]，确定了文学批评标准和价值观念两部分是价值体系的“硬核”。课题组还设计了文学批评实践任务，与前两部分内容共同构成了研究总体框架的三大板块。那么，三者的逻辑关系如何？哪些进入价值体系？最初认识为批评标准和价值观念共同合成为价值体系。这涉及如何理解“价值”和“硬核”两个概念及其在课题中的位置。价值体系的“价值”是价值观，还是价值观与批评标准之和？研究初期并未思考透彻。课题“实践研究”角色与任务是什么？最初论证设置了一个理论子课题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中国多民族文学批评和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四个实践子课题。前两个为纵向历时性的，后两个为横向共时性的。纵向横向交错。实践研究被确定为与理论研究相互参照地实现价值体系建设的最终学术目标。实践研究自身的学术目标为：返回自己领域的历史和现状，梳理文学价值观念与批评标准的既有理论资源；挖掘各自领域批评实践的特点、个案并予以理论性总结。除此之外，实践研究最初还包括了作品及现象的批评实践，目的是印证研究所获的文学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文学批评实践后来被调整为贯穿于研究始终，由原来的验证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转换成了文学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产出的资源和渠道。

3.底线与理想的思维方式

价值体系的“价值”意涵、追求目标在于中国语境的价值体系建设，自身即带有“导向”涵义。“导向”即引导发展的方向。考虑到成果品质追求的稳定性与可调整、导向性与知识性等的辩证统一，“导向”易误解为短时期、特定权力意志等，与知识性、稳定性有所抵牾，遂以“理想”取代“导向”，理想具有追求性、无止境性等特点，吻合于艺术本体论的不断探索追求的理念。理想与底线相对应。底线指不能逾越的界限。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之一是独创性，具有与占居主流地位的时代社会中的正项美感对应、错位乃至反向等各种关系。[8]因此，独创性需要底线思维，以独创性命名的异项艺术，需要判断其处于底线之上还是之下。概言之，理想和底线是文学价值体系建设把握的思维方式，理当贯穿于研究始终。

4.研究展开逻辑

哲学价值论的两个思想给了研究展开的逻辑借鉴：一个是功能、价值事实、价值观念三概念关系性的思想。价值哲学认为，“功能”本义是“用处”“作用”。功能是事物结构与特性的外部呈现。功能即“价值事实”。“价值事实是指，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运动所形成的一种客观的、不依赖于评价者主观意识的存在状态，它既是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意义，又是一种‘客观’的事实”。[9]“价值事实”是评价主体把握的对象。价值是主客体关系中意义的认定，体现对于“应然”的期待。“应然”与价值观念大致相当，是意义认定的观念性依据。另一个是价值观念具有“评价标准”的功能。“从更深层的方面来理解，价值观念‘是什么’的问题，离不开它‘如何是’（怎样形成、怎样作用、怎样变化）的问题。这就要进一步考察它的功能及其发生、变化等各方面的动态特征。功能是体现意义的主要形式。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价值观念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对人的思想、感情、言论和行动起着普遍的整合和驱动作用。而这一功能，最重要的就在于价值观念构成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评价标准系统。……人们用以把握一切价值的有效评价标准就是价值观念。这是价值观念在现实生活中起的最普遍、最重要的作用。”[10]

这就确立了课题的研究逻辑：原来设计的价值观和批评标准两部分研究，调整为功能论研究和标准论研究，而不直接进入价值观念研究。因为哲学价值论原理告诉我们：功能和标准蕴含价值观念，而且两论题都包含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方面。理论研究包括透视既有理论资源、分析价值观念指向。实践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总结批评实践的个案与特点，从中提炼价值观念指向；另一方面是文学批评实践，此实践已被意识到并转换为文学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的产出资源性质，批评实践具有反思性质，即反思批评秉承的价值观念或价值观念指向，反思批评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的标准。由此研究主体分为三部分：一、功能论；二、标准论；三、价值观念。功能论是实然性的，即四个实践子课题各自领域的历史和现实中实际已经发生且被意识到的功能及其理论表述。标准论也是实然性的，即四个实践子课题各自领域的历史和现实中实际已经发生且被意识到的批评标准及其理论表述。价值观念部分则是应然性的，指根据前面的实然性功能论和标准论总结以及理论探寻，所获得的值得期待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中包括了应然性的批评标准观念和思想。

5.重大项目组织与致思方式的探索

鉴于新时代社会经济和人们需求发生巨大变化，“许多文艺问题在当今时代形势下所呈现出的极大复杂性和研究难度”[11]，重大文艺理论问题协同攻关成为文论研究的一种新趋向。本研究作为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即属此类。展开方式、致思方式、思想集成方式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挑战。本论纲所以融总结、反思和论证为一体，原因有多方面。其一，修改的原因。研究过程中发现原初论证总体无误但需要修订。修订包括内容性质和位置。如文学批评实践原为印证位置，现在转换为生发价值观念和标准的渠道位置。上述功能论、标准论和价值观念三部分的关系，是改变研究方案的产物。原来设计为直接进入文学价值观和批评标准研究。现在将应然性价值观念研究修改为从功能和标准入手。功能和标准的实然性考察研究为价值观念提供经验与思想指向，成为价值观念的建设渠道。因为批评标准是复杂广阔的研究领域，作为目标很难圆满实现，所以将其由目标修改为价值观念的渠道。“硬核”依旧存在，只是存在性质和位置改变而已。此外，原初设定观念性成果与知识性统一。随着目标范围的调整，观念形态依旧，但知识性呈现方式改变为以观念形态呈现，更主要的是以功能论和标准论研究中的真实范畴的经验描述和概括形态呈现。其二，为尚未获得最终成果的研究提供后续研究任务，理清思路。其三，记录课题展开的经验与教训，总结探索重大项目组织与致思方式，力求使之成为重大课题成果的副产品。

下面先后从功能论和标准论两方面，分析、提取和概括其主要研究成果，并以文学价值观念建构为目标，发现其蕴含和指向。所谓蕴含，是指可分析提取与文学价值观念相关的思想元素。所谓指向，是指较明确的某种价值取向。蕴含和指向，都是文学价值观念构建的来源。

文学功能研究任务未设置边界和层次。文论界对文学功能的某些基本规律已有共识。如新批评以“是什么”和“做什么用”两方面界定“文学的作用”的思路，浅显易懂地揭示了它的规律：“文学的本质与文学的作用在任何顺理成章的论述中，都必定是互相关联的。诗的功用由其本身的性质而定：每一件物体或每一类物体，都只有根据它是什么或主要是什么，才能最有效和最合理地加以应用。”[12]依据这个逻辑，功能必定为没有周延的范围。但课题对文学功能就“它是什么”，以审美属性给出了基本解释。“以审美为基点”观念就是“功能”的基本凭依。文学功能的开放式研究结果，自然而然地显示了假说功能型和实际功能型两大类型。前者指从哲学理论、社会政治、文学观念、文学文本的结构特性等演绎、推导出的文学功能，称为理论假说，是预设的文学功能期待。预设体现了特定价值观念期待实现的作用。后者指文学功能求真性考察、辨析、确认和分析的认知，求此“真”表明研究者关注、探索并概括了其功能，已属于被认知范畴的“价值事实”。所求之“真”，包括艺术特性、风格、文体以及诸方面突出的现象。

（一）假说功能型

1.层次较低的大众文艺“文学功能”及其底线与导向

大众文艺现象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此，研究以功能和价值观念呼吁相结合方式展开。功能研究起步于尊重人性本能，认定当前以满足大众精神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大众文艺空前繁荣发展的事实，正视其随着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必然性。大众文艺应被寄予更多更高的期望。就此历史事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有确认。恩格斯曾对德国民间故事书的功能有过描述和概括：农民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使他在各种美好的想象中忘却劳累，得到慰籍。从民间故事书乃至当前大众文艺的特性分析，概括了其“兼顾了娱乐特性与价值功能”。“大众作品具有比较突出的审美娱乐功能，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娱乐消费需求，这无疑是健康有益的”，“应被寄予更多更高的期望”。“娱乐消费应有的限度和底线问题”由此被提出。底线是娱乐不可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不能乐而丧志、乐而失德。大众文艺评论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倡导“寓教于乐”，给人们以教益，努力提高大众的思想道德和文化艺术修养。该功能研究提出了“底线”“审美娱乐”“寓教于乐”“价值立场”等关键概念。[13]同时激发和提示了：功能具有潜在主体，文学接受的主体和批评主体应各有自己的功能底线诉求。作为自然人群的功能诉求若不设底线，就完全可能导致欲望无边。同理，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之外的人们，更有可能旁置文学的审美特性，对文学功用提出更多的实用性要求。笔者翻检到1916年美国人塞缪尔·麦克乔德·克罗色尔斯在《大西洋月刊》所发表的文章，首次提出了“bibliotherapy”这个词，该词标志着“阅读疗法”研究在西方的兴起，“文学疗愈”就是沿着“阅读治疗”而来的。英国人埃拉·伯绍德（Ella·Berthoud）和苏珊·埃尔德金（Susan·Elderkin）编辑的《小说药丸》[14]就是这个理念脉络上的文学读物。此概念从学理上细化演绎而来，客观显示和呼吁文学批评理论必须研究和设置文学功能底线，由底线继而呼吁价值观念。

埃拉·伯绍德和苏珊·埃尔德金编辑的《小说药丸》

2.以审美特质为基点的功能视野

返回历史语境原初文化资源而非局限于文学领域，搜寻发掘可能实现的文学功能。该工作吻合于我国先秦文史哲不分家的实际。笔者主持的重大项目专栏“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选取三篇古代文学研究成果。分别为田淑晶的《文学情感教育功能中理性的逻辑位序——以荀子“乐教”、朱熹“诗教”为探讨核心》、翟杨莉的《“文以明道”：文学价值实现的自我规范》、葛瑞应的《以美养善、群而相合——古代文学的伦理共属功能论析》。三篇功能研究蕴含与指向价值观念的思想成果有：首先，角度虽有差异但均立足于审美性质。第一篇从实现情感教育的渠道出发，通过荀子思想中情感理性和朱熹思想中的理性情感比较辨析，认定“通过文学培养情感理性而非传递理性情感，才能真正实现情感教育”；第二篇从“文以明道”落脚点的“道”与起点的“道”的差别角度，确认作为审美之“文”的重要功能，此即文统观念：“文学价值也只能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实现或者说‘彰明’”；第三篇从“美”的特质即如康德的“美是那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的审美普遍性角度，阐述“以美养善”的渠道，实现“群而相和”的“伦理共属功能”。其次，三篇概括以审美特性实现的功能。功能实现指向的空间宏大开阔，目标高远。情感理性的功能视野是“文学为现代情感教育的重要担当之一。教育的目的意在培养能够建立秩序与规范的理性”。“文以载道”功能实现的视野，“宏观层面是旨在寻求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学传统的真意，微观层面上则是为当下标准混杂的文学批评寻找有效的传统理论资源”。伦理共属功能的“群而相和”的“群”极具张力，小可为家，大可至民族社会和国家，再大可至人类命运共同体。三篇探究呈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丰富而扎实的功能论及其价值观念建构的思想资源。[15]该功能研究蕴含指向了“感情理性”“以美养善”“群而相和”“文以载道”“宏观层面”“有效的传统理论资源”等关键概念及其思想。

3.文学经典功能的动态演化规律与特性

文学经典问题域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文学经典功能的演化规律与特性。[16]文学经典包括中国与世界两方面。世界文学经典译介并进入我国文学语境，使文学功能更增添了复杂性，其规律与特性的探寻也随之更具学术价值。《文学经典价值延伸问题研究——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为中心》是从理论层面探究文学经典价值延伸现象与规律的研究成果。论文从接受史资料中，梳理归纳了该作在我国语境中的诸种功能及其演变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综合一般读者和引导性、规定性的语文课本和大学教科书情形，最主要功能是诉诸“知道”，知道美国有竞选这一回事，知道竞选者互相之间会有如此关系。讽刺性风格亦以文学知识和审美体悟熏陶而具“知道”的功能。由讽刺达到的“揭露”“讽刺”“对比”“热爱”等效应，是以“知道”为基础的教育。第二阶段，功能逐步移动：由中国本土立场的“揭露”“讽刺”“对比”“热爱”向国际化客观眼光的“宽容”“借鉴”转变。第三阶段，突破了文本限定的意义域转向非文本限定的意义域，功能情形较难概括：“从作品重心移向了当下语境中个人自由体悟为重；从尊重文本规定性向越出文本规定性转移；从作品人物的竞选者身份移向了现实竞选者的实际活动；从现实竞选者身份再移向自己所需求的意义；从文本故事扩展到现实中他人的故事；联系现实中他人的故事，通过联想，进而在内心讲述自己的故事”。[17]该研究显示：历史越久，文学功能演变而成的种类越多，功能越显示出动态特性；功能实现依托具体历史语境；社会生活越丰富以及视野越开阔，功能呈现越可能多样化；历时性功能绝非功能的消失，功能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交错叠加，共同汇入人类精神宝库。价值观念的蕴含与指向：价值观念的视野越高远开阔，功能体认越全面；审美价值乃逐步被发现，并与功能转换相伴随；认知和教育功能为文学经典基础性功能；文学经典具有文学接受史和接受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关键概念可为：文学经典、价值视野、认知、教育功能、功能演化。

4.功能呼吁获得实现的价值观念

另一种功能理论研究，呈现为呼吁获得实现的价值观念。体现于对现当代美学家、文论家及作家文学功能言论和思想的梳理和概括。课题组梳理了“善”在美的庇护下闪光的大致历程和经验，包括近现代以来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沈从文等人的著述，概括了“美善”的功能观念。认为始于审美需要的人性本能，文艺凭借独特的审美性，即通过非实然的虚构和想象营造出一方超越于现实利害关系的净土，读者可在其中获得审美的愉悦和享受，情感、意志得到陶冶和升华，确证与完善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进而为人类提供超脱于现实种种桎梏的“澄明”境界。即文学引人向“善”的重要功能。这种功能观念由于受到“非艺术的”时代语境影响，对于文学“美善”功能的理解只能“下降”为认为文学诸种功能中的边缘性存在，曲折地透露出“美善”功能的价值呼吁。与之相似的是儿童文学功能研究。该研究形成了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划分的理论共识：幼儿文学价值功能显现为游戏性的宣泄与习得；童年文学的主要功能是发展想象力；少年文学的主要功能是引导成长。此乃知识性的、静态性的概括和表述，潜在地呼吁实现的具体语境和价值观念。静态研究儿童文学功能的最大缺憾是忽略了儿童的成长性。诚然，游戏可让幼儿习得。那么，习得怎样的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再说想象，怎样的价值观念情感感受才能推动想象的飞翔并使其具有意义？至于引导成长，更需明确怎样的价值观才能够让少年文学起到培养和引导孩子们成长的作用？这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和探究。关于儿童文学的价值观念，课题组已有若干研究成果，负责人李利芳提出：儿童文学价值观是一个从“儿童”这一中心出发、走向整体人类、走出童年而来到成人社会的过程。它里面充满了纯净性、理想性、现实性、未来性、意识形态性等诸多矛盾复杂的议题。简单地说，儿童文学功能的审美机制来源于成人社会对童年生命特质的审美发现。课题组认为，对应三阶段功能应当延伸出更具体和特定的文学价值观念。

（二）实际功能型

1.实际功能型的宏观视野与假说功能期待

民族文学研究回到民族文学现场，以求真方式探寻民族文学功能。论文《文学民族志：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与阐释功能》考察文学民族志这种民族文学新文体。借鉴于人类学资源，事实与虚构、根基论与工具论之间的文学民族志，衍生出以文化记忆和阐释为主的若干功能，文化品格是文化记忆和阐释功能机制的依托所在。论文《地方性知识：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与传播功能》在描述和梳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地方性知识”的总体特征，其下分为标识性的显在的直观的认知功能、基本性的审美功能、重要的传播功能和核心性的认同功能等。论文《民族文学的民族认同建构功能》梳理民族文学及其评论，发现和概括了认同建构功能。认同涵义为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族群两层意义的认同，但以后者为主。两层认同都指向文本的身份指认、文化特质把握、本民族情感归属等方面。民族文化认同偏重文化性。以上三篇论文的功能概括与民族文学事实相吻合。蕴含着侧重民族文化展示和认知的倾向，价值指向为认可多元文化价值、文化与审美密不可分。民族文学正式命名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历史较短，这提示我们，如此侧重文化普及展示和认知功能是否具有普适性？是恒定的还是具有历史阶段性的？笔者由此问题出发，回顾和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民族文学的历程与阶段性功能，发现该功能发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目前。地方性知识、文化品格、文化景观、民族身份认同、国家认同、族群认同等为其关键概念。深层原因是民族觉醒、西方后殖民理论借鉴、文化多元等元素汇合等。可概括为“多元”的民族与国家双重文化身份认同功能阶段。此前的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初的民族文学主要功能可概括为民族团结。质言之，民族团结功能和“多元”的民族与国家双重文化身份认同功能，两者为侧重多元与侧重一体的两极。依据正反合的辩证原理，再依据假说与期待功能型的合理性，笔者以诸因素分析为基础，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导向与民族文学功能问题予以研究，概括从实际功能型研究转向假说功能型研究的这个过程，其规律可大致描述为：功能具有时段性，其准确定位和评价，须置于大历史视野。任何时段性功能都有其价值观念作支撑。实际型功能具有向理想期待型功能转换的合理性和内在机制。转换后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8]价值指向为民族国家利益、国家核心价值观。

2.小小说综合研究的功能成果

小小说专题研究由印证担当转换成资源担当。研究实际逐步意识到必须以“活动”代替以单篇作品或作家为对象。活动体现了实践的动态，能够顺理成章地以全方位视野介入。研究分为宏观活动状态规律和微观文学作品批评两大方面。宏观研究对象为小小说活动：回顾小小说文体提出语境和基本内涵，描述活动发生过程及其轨迹，考察和描述当前现状；在复杂存在样态理解平台上，描述和发现其基本功能，并予以价值认定；追溯文体历史与演变，考察中国小小说实践的文体铸造与探索，研究文体理论建设理路与方法；考察民间奖项的小小说金麻雀奖历程、走向与价值导向；从美育角度，概括小小说活动“深耕美育”的中国经验。微观研究主要为文学作品批评实践。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合成一个全方位的实践研究。

小小说的功能考察有趣地呈现了与民族文学相似的实际功能与假说功能的关系。实际功能型考察，分为书写者和接受者两方面。书写者又含有知名作家和小小说园地成长作家两部分。小小说活动对于知名作家的功能为：释放艺术激情，艺术经验在小小说领域施展发挥，以艺术经验、审美理想和小小说的探索，推进小小说文体。对于成长型作家的功能为：填充零碎时间，安抚舒缓心理，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和培育做人之基本品德。直接或间接涉及了休闲、娱乐、认知、教育等诸方面功能，概而言之，即生活与文学为一体的生存状态。

小小说发生发展过程与活动状态的形式多样，参与人群文化层次和文学修养层次参差，知名作家汇入以后，文学经验得到广泛传递，起到了审美引导的作用。小小说优秀之作频频进入中学语文课本，小小说园地起步的书写者逐步成熟。恰如新华社客户端电讯稿所说的：“小小说培育了不少文学爱好者，形成了一道特有的民间审美需求打破生活与艺术之间界限的融合性文化景观”。[19]在关注广泛人群精神生活形式的社会大视野中，实际功能概括，合乎情理地推导出建立在民族、社会和国家层面的假说期待型功能：价值体系中的小小说定位于“社会自我教育”。“社会自我教育”的涵义：第一，社会大环境中广义的大教育概念，而非教育体系中各层级教育概念，更不是单一的职业性教育或者道德教育等教育概念。“社会自我教育”为混融一体、功能多样、相互组合兼顾的教育。既包含审美教育因素，又不是单纯的审美教育；既包含生活与生产知识教育，又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知识或者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教育。第二，教育施动主体和接受主体合一。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正面力量为主体所施动的教育，受教育主体寓于其中，施动和被施动主体均为社会正面力量。“社会自我教育”的期待功能概括为：欣赏与消费同一；知识教育与核心价值观教育同一；文学普及性教育与提高同一；文学普及与消遣身心处于平衡统一的关系。实际发生社会自我教育效应呈现出独特的中国经验。

3.文学作品批评实践呼吁文学价值观念

文学作品批评实践呼吁文学价值观念。以两个微观例子说明。

事例（1）

笔者就作家安石榴两篇小小说作品《那一刻》《醉酒》的批评实践。题目是《“隐”的值得，“秀”得机巧》[20]。“秀”得机巧表现为：文字繁简与时间线索长短形成反比，内涵浓淡相映成趣；有限的文字最经济地容纳人生的丰富曲折；以心理活动显露外在情节进展；特殊场景细致入微；结局含蓄而有品味余地，顺其自然而又出人意料。真情自然而又“动心惊耳，逸响生匏”。隐的值得：“善良”是贯穿两篇的底线：“善良”确实平凡，却是平民的道德底线，它可升华出诸如正直、正义、奉献以及牺牲精神等多种优秀品质。概括此批评实践，获得批评标准的“隐秀”的基本理解：“隐秀”为适用任何文类的普适性理论范畴，看看“隐”和“秀”的各是什么。“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21]。“源奥”和“根盛”是“秀”之源泉。“隐”的标准是“文外之重旨者也”。“重旨”很重要：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人文意涵及其多重意蕴交织和细微，即“重旨”之价值。这个微观事例显示：隐秀之“隐”是对小说家可用于“秀”的内在价值观提出要求，同时“秀”本身也对价值观提出要求。阅读者通过作品之所“秀”可以悟到怎样之“隐”，一方面有人类普遍具有的审美能力和倾向性约束，另一方面见仁见智的审美接受特质也呼吁人们的价值观。

事例（2）

英国文学理论家艾·阿·瑞恰兹（IvorArmstrongRichards）的《文学批评原理》提出了“冲动”概念。笔者以其作为探究人物内心世界的批评角度与方法，对利维斯（FrankRaymondLeavis）《伟大的传统》中所列被他视为可以配得上串在伟大传统线索的作品进行了品读。例如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的《费利克斯·霍尔特》中的特兰萨姆夫人这一人物内心世界的分析，继而借助接受美学理论研究了“冲动”价值秩序的终极依据问题。所获的基本看法是：“冲动”体现在文学活动的全过程。冲动的排列秩序可发生在作品、接受者、批评家三个层次。在文学批评活动视野中，“冲动”排列秩序属于“内在价值”范畴，并在内在价值、意义、功能、价值等诸范畴中处于批评的起步位置。终极依据是对文学批评价值判断和评价给予合理性支持和可凭依的观念形态。“冲动”与道德的关联性、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从不同层面为终极依据的必要性提供了支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范畴可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参照点。首先，人性中具有“友善”的可能；其次，“友善”与文学书写的“冲动”多样性、复杂性具有双向兼容性；最后，“友善”是文学批评终极性依据的“大众方向”导向等。[22]

艾·阿·瑞恰兹《文学批评原理》

综合以上功能的假说功能型和实际功能型研究以及两者的关联、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参照等，得到了如下方面的价值观念蕴含和指向：功能以审美特质获得实现；功能认定具有底线及其具体指向；功能应置于广阔大历史的社会视野；功能应界定需求主体；功能演变转换及其边界应以价值观念为依托；等等。

（一）文学批评标准的理论研究

1.批评标准的建构方法论研究

文学价值观建构需要方法论，需要理论依据和推导，更要回到中国传统文论，搜寻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学价值标准建构的理路和话语方式的概括并作为资源。论文《传统文学价值标准的建构理路与话语方式及其范式意义》考察了三种典范的建构范式。钟嵘《诗品》“重情性”的评诗标准；刘勰《文心雕龙》“尚通变”的文学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严羽《沧浪诗话》“独标妙悟”的价值标准。选取原则和理由分别为：“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家，唐宋以后千余年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曾出现大量的诗话、词话，钟嵘《诗品》可说是它们的开山鼻祖”；“《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史上一部最杰出的重要著作”；《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诗话著作，它有系统的理论主张”。[23]此外，“重情性”“尚通变”“独标妙悟”“三种价值标准的建构皆有现实针对性，而其适用性延及后世”。“重情性”的建构路径和话语方式：“以儒家诗论为起点和基石，通过具有思想重建功能的儒家经典论诗话语节略，截断重德音的文学价值观走向，释放诗乐功能需求和价值评判主体的定义空间，创造出诗歌之于作者具有何种价值功能的意义空白地带”。“尚通变”的建构路径和话语方式：“刘勰肯定了通变的文学价值，将《系辞》的尚通变和大乘佛学的‘不二’思想运用到文学当中，以其理为文理，辅以文学论域内的辨识，在文学论域建构出圆整而切实的通变思想和话语。”“独标妙悟”的建构路径和话语方式：“来自体认、证悟这种特殊的思想建构方法，为思想著明和显而易见的话语权变亦是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该研究的“回到权威诗学之源分其流”“本二理成一论”“师心而论与话语权变”三种建构理路与范式[24]，适用于当今文学批评价值观念建设。在笔者看来，“权威诗学”的“权威”来源时间和实践检验，应指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和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与文论。分其流的“流”可理解为西方自古希腊至今的美学和诗论，以及各种相关哲学思潮等。这与课题组业已确定的跨学科借鉴资源的思路相吻合。“本二理成一论”的合理性在于本何理，只要合乎学理和逻辑即可成一理。可与“回到权威诗学之源分其流”相互结合运用。“师心而论与话语权变”的“权变”，指灵活应对随时变化的情况。权作为动词，指权衡考量。变作为名词，指事物的变化。概言之“权益应变”。文学现实复杂多变而无限，既有的批评标准与方法则有限。“师心而论与话语权变”可让有限应对无限。再从批评标准和方法论角度看，“师心而论”是话语权变来源，这对可“师”之心提出了高要求。“心”绝非是无所依的空洞所在，可依才称之为心。那么，需要依托怎样的情感和价值观，则是“师心而论与话语权变”所具的方法论意义，也是对价值观的呼吁。从此角度学习，就会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25]的深意了。

刘勰《文心雕龙》

2.批评标准的普适与限度问题

批评标准的普适与限度作为批评理论的重要问题，亦可从历史经验入手，通过分析而搞清楚普适与限度的关系，或者直接呈现价值观念，或者间接地给文学价值观念以借鉴资源。该研究从传统文学批评实践的“误判”经验入手，更具“上手性”。[26]研究选取了文学批评史已有共识的关于钟嵘《诗品》对曹操与陶渊明的两个“误判”为例进行分析和阐述。钟嵘的《诗品》将曹操品级列为下品。评语为“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通过梳理分析发现：直接原因在对“古直”的不同理解，深层的原因是“后世对《诗品》曹操品级评定的不认同昭示出不同的情形，即：一些从普适批评角度切入、以普适批评标准为依据的文学批评，仅仅因为从该角度切入、依据该标准衡量，便导向不够公允恰当的评价。在这种情形中，普适批评标准显露出运用的限度，而这种限度往往出现在体系批评之中。《诗品》评诗严肃且有其体系。润色以使其富于语言美，既是普适的批评标准，也是《诗品》批评体系中的批评标准。体系批评要求批评标准的‘一贯性’和‘同一性’，符合这种要求才有所谓‘体系’”，由此容易引发批评标准运用限度强加于批评的现象出现。钟嵘《诗品》将陶渊明列为“中品”也被后世认定为“误判”。评语为“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世探其质直”。[27]直接原因是钟嵘和后世一些论家对于陶诗的“质直”理解有分歧而导致评价不同。深层原因在于：文学批评标准的内涵谬误易于被指认，而内涵局限不易被发现。钟嵘“误判”依据标准的内涵没有问题，然而内涵的局限，一经置于历史时空之中与苏轼、元好问等对陶诗质直的阐释对照，在后代历史视野中就被发现了。这是标准及其运用的客观规律，也是钟嵘误判陶诗的深层原因。

钟嵘《诗品》

该研究蕴含与提示在于：首先，“文学批评本有匡正诗坛蔽风、引导创作的功能，钟嵘对于批评亦有此功能期待”。[28]这个经验性表述提示了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文艺评论置于“第五个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提出“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落实到文学批评理论建设，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29]价值体系应具有匡正时弊和价值引导的功能。其次，提示了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对于价值观念及其批评标准都应严谨、统一、周密完备、自圆其说。运用于批评实践，旨在实现与丰富复杂的文学现实相吻合，体现静态与动态两者的稳定性与可调整性相统一的理论品质。同时，在批评经验中发现和归纳新现象、新问题，以便于文学批评标准的不断修订和完善。概言之，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性相互交叉检验，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建设的长期任务。

3.两种批评标准问题及其修订

批评标准有其提出主体。梳理我国现代以来文学批评标准的提出者，发现有两种文学评论标准提出主体：第一种为政治家，第二种为文学理论工作者。前者是国家层面主体，后者是文学理论学者。随之有两种不同的话语方式。前者以原则性、方向性、概括性、导向性、政策性为基本特征。后者以标准的层次性、范畴的等级性、描述性与评价性相结合等为基本特征。前者为后者预留了巨大的理论空间。“作品评价尺度可作宽泛与严谨的弹性理解。现实经验显示，实际上运用尺度以评价，可分为文学评论和文学评奖两大类。所以，如果将评奖活动看作以某种标准进行的活动，那么，文学评论标准在实际上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判断是否为文学作品，而不是宣传品、广告等其他东西，即承认它具有文学的基本品质……。另一种，判断它不仅是文学作品，而且是优秀的，甚至是‘伟大的’作品，……也就是说，它是以某种尺度通过与同类比较后选拔出来的。……第一种是品质评价，第二种是选拔评价。……第一种情形，就是最广泛的文学评论行为。也是本课题予以确立的文学批评标准定义。第二种情形，就是各种等级的文学评奖行为”。[30]这是课题最初的批评标准分类。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文学评奖专题的展开，修订为“资格评价”和“品质评价”两种标准。“资格评价”留用了“是否为文学作品”的涵义，涵义缩小了。“品质评价”的涵义扩展了，包括已具资格的文学作品分析阐述、赞美和推介等，还包括以“比较”和“选拔”产生的编辑选集、文学评奖等。文学评奖尤其是政府文学评奖，即是以“比较”和“选拔”为特质的“品质评价”。[31]

（二）文学批评标准的实践研究

基于“品质评价”的涵义，课题组沿着“比较”和“选拔”的思路，全面考察研究了以政府文学奖为核心的各种文学评奖活动。回顾和探索如下。

考察对象以国内文学奖为主兼及国际文学奖，国内以政府文学奖为主兼及民间文学奖，中国古代选本也进入了考察范围。每个奖项考察都获得了新发现并概括了走向和规律。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综合性研究。[32]

1.评奖实践考察结果与综合研究的基本成果如何？

政府文学奖作为国家意志体现，处于圆心的主导地位，呈现出权力场内文学场建构与配置，综合描述其建构和配置为：体现了中华民族多民族一体理念，体现了立足民族国家利益对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视，体现了尊重和依循文学文体特性，体现了面对时代变迁和人们精神需求的多样性而开放性地接纳新文类、新文体（如小小说和网络文学进入了鲁迅文学奖奖项）。所谓配置，体现于两个方面：国际文学奖作为中国文学理解体认的产物，与中国文学形成互动；民间文学奖项被政府奖积极纳入。文学评奖应遵循政治标准、艺术规律与审美需求相结合的运作逻辑。总体上说，以我国政府文学奖为圆心的文学奖项标准，实现了文学普及与提高并举的效果。概言之，政府文学奖作为国家意志体现，其选拔标准发挥了有利于国家总体利益的主导性作用。政府文学奖评奖标准，以原则性、方向性、概括性、导向性、政策性为主，同时各奖项坚持奖项的特性、文体和诉求目标。在秉承政府意志的同时，颁奖辞以及评语关键词的词频分析，呈现了文学理论话语的层次性、标准范畴的等级性以及描述性与评价性相结合的趋势。“品质评价”标准在总体稳定中伴随着文学发展而调整与变化，调整原则为遵循艺术规律和提高审美水平。如，中国儿童文学奖取消了“寓言”奖项，体现了文体分类逐步严谨，以及遵循审美特性的努力。证明了政府主导的政治家批评标准与文学理论家的批评标准并不矛盾。此外，中国政治语境的“品质评价”标准，体现为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的两分思维，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历史承续性。在依循历史承续性的同时，还要关注由“政治”到“思想”的延伸与融合。在继承的同时，也要为审美基点的批评标准拓展空间：“思想”可具体化，具体化是指不断深入开拓精神世界的不同层次。“思想”拓展成“感情”；“感情”再拓展到以审美为主的多种感情类型；“感情”拓展并有原则地转换为“情绪”等。即实现从最抽象向细腻感情情绪的转换逻辑，反之亦然。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作品，可从情绪等人类较低级的精神现象起步，依循某种价值观向“品质评价”转换的逻辑。综合考察研究，可概括为“‘品质评价’具有向‘资格评价’逆向转换之合理性，给予批评家较大自由和知识生产以可能空间”。[33]

鲁迅文学奖

2.评奖研究的价值观念蕴涵与指向何在？

评奖标准含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学价值观念。它集中体现于如下方面：其一，文学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国家意志的权力场内文学场建构与配置，也确认文学独立存在的价值。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34]其二，审美是文学价值观的基点。文学评奖有其文学场自主运行的逻辑，终归以审美为基点。资本运行需依托审美，艺术特性实现更需依赖审美。其三，文学价值观念需要底线与理想。底线缘由在于，各种精神需求和新文学现象的不断出现，要求价值体系需具有以审美为基点的开放包容的视野。因此，底线问题必须引起注意。同时，文学价值观念须有核心价值观作引导。其四，由“底线”问题引出了“适性”文学价值观念。“适性”建基于主客体相互依存关系的审美理念。“适”既包括“主观适性之美：对象适合主体之性而美”，也包括“客观适性之美：对象适合自身本性而美”。[35]综合理解为：审美发生于关系的“适性”中。“适性”既是价值观念，也是批评标准。通过对评奖进行综合考察发现，“适性”体现在各种奖项条例和评奖实践中。其五，文学价值观念、功能、批评标准三者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印证了哲学价值论原理：功能就是有什么作用和效能，它是事物结构与特性的外部呈现。功能被关注与认识之后，成为“价值事实”，“价值事实是指，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运动所形成的一种客观的、不依赖评价者主观意识的存在状态；它既是客体对主体的实际意义，又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也可理解为，就是评价主体把握的对象。价值观念是对“价值事实”和“应然”期待的认定，是指人们内心深处的价值取向或价值理念。价值观念具有“评价标准”的功能。功能、标准等“硬核”之中的“硬核”就是价值观念，“价值观念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对人的思想、感情、言论和行动起着普遍的整合和驱动作用”。[36]基于以上所述，概括如下：文学评奖标准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各层次之间又具有关联性；文学评奖标准是提升、抽象和概括文学价值观念的重要资源。

（一）后续问题

在基本原则思路不变的前提下，接续既有思维成果，逐步凝炼有价值的新问题。后续研究将在功能论和标准论考察成果中建构应然性质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批评家位置是价值体系的重要主体，批评家处于价值体系内外“中介”位置，属于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价值属性为主客体关系实践中的动态性质，这也应成为超越文艺范围，发现和确认审美现象的理念和方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生活状态的审美元素不断增多，甚至有可能在不自觉中酿成准艺术品，批评家对此不能无意识或者视而不见。如何看待这种复杂现象？是否认可某种制作是艺术，是哪种艺术？如何向既有艺术类别归类……，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呼吁艺术和生活的“审美连续性的文艺价值观念”[37]。其三，在对儿童文学功能和标准的考察中发现，儿童文学因产生较晚之故，缺乏文艺美学理论。理论建设的价值维度切入，必有实践的动态思维，要寻找论证儿童文艺美学基础性美学范畴。这基本规范了儿童文学价值观念建设的任务。课题组从动态角度切入提出了“‘以美均衡真善’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此观念坚守审美本位，看重均衡真善实现的娱乐和教益功能，倡导多维度的‘均衡’。‘均衡’以国家民族发展长远利益的大视野为参照，继而根据儿童认知与人类童年认知同构原理以及黑格尔美学原理，提出‘以原始诗的观念方式’为途径，实现‘以美均衡真善’。”[38]作为应然性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稳定形态，可否以最基础性范畴为切入点进行建设？比如从儿童文学“同情”“新奇”等审美范畴开展研究。其四，在对民族文学功能的考察中已经发现，有从国家角度以“使命”名之的功能，也有基于民族立场的民族文学功能的概括，前者属性是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学，后者属性是民族的少数民族文学。辨析和理论探索之后确认，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国民族文学价值观念之基础。中国民族文学是56个民族文学组成的多民族的整体性概念。建设任务则包括从历史与现实中梳理和阐述其合理性、探索审美情感与艺术选择的应然性和必然性，以及中国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条件因素。这种观念在批评实践中必将越来越显示出哪些意义等。其五，通过对实然性文学批评标准考察得知，标准提出的主体差异性作为客观事实将始终存在。前期研究提示我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美学和历史的”文艺批评，作为最高标准具有标准和理想的双重属性。理想是追求的目标，标准是文学作品衡量的标尺。课题组确定应然性批评标准建设的基本理路为，以最高标准的理想与具体作品文本分析相向而行。这既是批评实践，又是应然标准建设的探索。目前既有的思考是，最高标准和具体作品两者之间有过渡的承接之处，即“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39]因为“完美的融合”不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理想，同时也是一般文艺的理想，并可以在各时代语境下都有文艺创作和批评的具体解释空间。此外，循着“反复实践”的思路，将有意识地以应然性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返回文学批评实践，不断发现问题，修订完善理论建设。最后，课题组还论证和提出了三个的比较重要的“知识性”理论问题：一是类似于西方的无涉价值和包含价值取向的两种知识论的分歧；二是知识与理论的关系；三是知识的体系性与片段性的关系。认为在知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实现对这些分歧的辩证统一。[40]后续将对整个价值体系理论建设进行知识形态回顾和总结。

（二）重大项目组织和致思方式探索

前述已经呈现了组织和致思方式的一些特点，两者是无法截然分开的。致思方式在组织中得到践行，组织方式则是致思的结果。就此再补充如下几点。

1.以项目任务为主，不受学科设置限制

重大项目设置是基于现实中的复杂问题要求给予理论探索。任务是第一位的，不应受学科限制。为了明确任务属性和最终成果的样态，我们围绕文学批评并以价值和体系为关键词作了相关学术史梳理。美学和文艺学领域的“价值”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文艺学、美学交织形式进入两个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与本课题关联较大的著作有：杜书瀛的《价值美学》、程麻的《文学价值论——文学价值观念的构成》、李春青的《文学价值学引论》等。系统建立文学价值体系的是敏泽、党圣元的《文学价值论——文学价值观念的构成》，其主旨是：“立足于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价值论的发展为参照系，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价值论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去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学价值论。本书之作，也就是力图按照上述这种精神所作的一种探索和尝试”。[41]以论文形式集中探究文学价值学的学者有党圣元、赖大仁、董学文、程金城等。探究问题集中在：关于文学价值观的理解和界定；文学价值观念规范问题；文学价值观意义问题；文学价值评价标准的涵义，以及如何构成的问题；文学价值评价标准与文学价值标准的区别和关系的问题；文学价值评价的方法论原则问题，等等。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已关注价值问题，以价值观为切入点研究20世纪和21世纪以及当下文学现象。目的是回溯20世纪文学价值观念，获得解释当下文学价值观念变化的历史资源，以评判、反思当下文学价值多元乱象。研究包括了翻检、总结和反思、重建两大目标。概括的基本理论问题，诸如“人类性”要素问题、文学价值与真理的冲突问题、价值选择性问题等。呼吁文艺学解决价值的原理性问题。此外，从文学价值论角度切入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显示了批评与价值选择性相关的理念。由学术史梳理得知，文艺学界在“价值”和“价值观”研究的同时，尚未涉及“系统”或“体系”概念，更未涉及文艺批评价值体系问题。现当代文学领域涉及了“价值”和“体系”两个概念，但未触及文艺批评价值体系问题。兼顾价值、体系、文艺评论三者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构，必要而且重要。此课题定位在价值哲学与文艺学的交叉融合，由之辐射到中国文学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各种特殊类型，以学科交叉视野确立和组织课题研究。

2.尊重“同”与“独”的各自价值，使开阔视野与具体领域相结合

重大项目需要团队成员协同工作。博士生和青年教师参与了课题组工作。那么，如何做到既能顾及参与者的个人兴趣、研究方向和博士论文选题，又能使其与课题任务相互结合？课题组秉承尊重“同”与“独”的各自价值理念。具体采取伞状关联和线性交错方式。所谓伞状关联，指成员从各个维度与重大项目研究目标相关联。换句话说，因为重大项目的重大、复杂和学科交叉完全可以覆盖团队成员的兴趣、方向和博士论文选题，个人选题因为重大课题之“同”而有了相互交流讨论的合理性，每个人选题之“独”让他们有了个人学术根据地和今后继续拓展的空间。所谓线性交错方式，指课题总负责人从课题全局的俯视角，线性地、一对一地与课题组成员交流切磋。在课题组这个平台上，有4篇博士论文通过了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答辩，分别为：张琼洁的《当下河北地区民间故事活动价值发生研究》（2018年毕业并获南开大学优秀博士论文）、陈新儒的《价值论视野中的现代西方艺术观念生成研究》（2019年毕业）、李伟长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多元价值维度研究》（2019年毕业）、朱林的《文学民族志——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1990年代至今）》（2021年毕业）。这些选题分散到民间故事所属的民俗学研究领域、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的人类学研究领域，以及西方艺术观念史相关的西方美学研究领域等，超出了前面所说的学科交叉范围，但课题的开阔视野让这些具体选题有了创新的可能，课题组成员论文陆续发表，获得了成就感。

3.发散思维与凝聚思维相结合，反复参照抵达学术目标

前期以发散性思维为主，目的是发现和触及原初未能进入视野然确实重要的问题，避免简单认可原计划的合理性而引发的失误；随着研究思考的深入和展开，调整了研究顺序和内容。后期以凝聚性思维为主，便于使最终成果有机统一为整体。在实施过程中将每一次调整作为关节点，均经课题组讨论后形成共识，使研究环节相互接续，以内在学理逻辑形成内在灵魂，反复参照抵达学术目标。

基于国家层面提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个体系建设理路：“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内核和支撑，学术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决定着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主要包括：概念、范畴、命题、判断、术语、语言等”。[42]本重大项目努力理解三个体系建设的内涵，尤其在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两方面，争取提供一些思考成果以为参照。

责任编辑：徐道春 

注释：

[1]谭好哲：《文艺本性研究中的审美概念与审美价值》，《文学与文化》2019年第4期。

[2]刘俐俐：《论“批评家位置”与“批评分析”问题——从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理论建设说开去》，《文艺新论》2020年第3期。

[3]［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7页。

[4]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9页。

[5]刘俐俐：《“实践”贯通美学文艺学的传统学术之路的意义与拓展空间——以王元骧学术研究为中心》，《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6]刘俐俐：《我所理解的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

[7]党圣元：《论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学术研究》1996年第3期；董学文、张永刚：《文学价值生成论》，《学术界》2000年第6期；等等。

[8]刘俐俐：《“正项美感”亦可覆盖“异项艺术”：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导向与底线》，《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1期。

[9]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1页。

[10]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3页。

[11]谭好哲：《新时代语境下中国文论研究的若干新变》，《文艺报》2019年11月4日。

[12]［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5年，第19页。

[13]赖大仁：《坚守大众文艺评论的价值取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1月21日。

[14]［英］埃拉·伯绍德、苏珊·埃尔德金：《小说药丸》，汪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15]三篇论文以专栏方式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二十三卷，第二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13-547页。

[16]刘俐俐：《后现代视野与文学经典问题域的新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17]刘俐俐：《文学经典价值延伸问题研究——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为中心》，《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18]刘俐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导向与民族文学功能》，《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19]陈新儒：《小小说蓬勃发展引起学界普遍关注》，新华网2019年5月23日电讯。

[20]刘俐俐：《“隐”的值得，“秀”得机巧》，《故事会》（文摘版）2020年总第71期。

[2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32页。

[22]刘俐俐：《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价值观意涵——“冲动”价值秩序的终极依据问题研究》，《学术前沿》2017年05下。

[23]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8、80、175页。

[24]田淑晶：《传统文学价值标准的建构理路与话语方式及其范式意义》，《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5期。

[25]《〈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26]刘俐俐：《反思“上手性”的两面性》，《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28日。

[27]田淑晶：《文学批评标准的限度及其限度超越——以钟嵘〈诗品〉的“误判”为中心的探讨》，《文学与文化》2019年第4期。

[28]田淑晶：《文学批评标准的限度及其限度超越——以钟嵘〈诗品〉的“误判”为中心的探讨》，《文学与文化》2019年第4期。

[29]《〈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30]刘俐俐：《文艺评论价值体系与文学批评标准问题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12期。

[31]刘俐俐：《中国文学场域视野下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的理论发现与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6期。

[32]刘俐俐：《中国文学场域视野下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的理论发现与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6期。

[33]刘俐俐：《中国文学场域视野下文学评奖综合考察的理论发现与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6期。

[3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年，第23页。

[35]祁志祥：《乐感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2、172页。

[36]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1、153页。

[37]刘俐俐：《审美连续性的文艺价值观念》，《海峡人文杂志》2021年第1期。

[38]刘俐俐：《“以美均衡真善”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

[39]《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78页。

[40]朱立元：《试论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若干理论问题——以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为例》，《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

[41]敏泽、党圣元：《文学价值论——文学价值观念的构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42]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作者简介：刘俐俐，吉林九台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原载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排 版：王   琪

初 审：王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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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审：李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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