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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澍:晚清湖南人才的“带头大哥”

关晖 山水洲城记 2024-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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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澍”的含义是能够使万物复苏的及时雨。

陶澍慧眼识珠发现、提拔、举荐的,有林则徐、李星沅、贺长龄、梁章钜、左宗棠等多位总督一级大员,胡林翼、关天培、邓廷桢等一干名臣良将魏源、包世臣这些极具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说:“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张之洞、张佩纶则认为:“陶实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视陶澍为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源头。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那一场冬雨,阔大而绵长。

这一年,一个寒冷的冬夜,长沙府安化县一个陶姓数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正在无边的夜色中沉睡。偶尔的几声犬吠,烘托着宁静。而随着犬吠声变得越来越急切,红色的火光切破黢黑的夜幕,人声开始鼎沸起来。

“着火了!着火了……”

惊叫声、慌乱的脚步声和火焰燃烧时的“噼啪”声,打破了山村宁静的夜。就在村民们惶然无计的时候,随着一声惊雷响起,一场滂沱大雨从天而降,大火转瞬间就被浇灭了。而也是此时,村里另一户人家,秀才陶必铨的大儿子刚好呱呱坠地,看到这种情境,于是陶秀才便给儿子起名叫“澍”。“澍”的含义是能够使万物复苏的及时雨。这则在湖湘流传甚广,且佐以陶澍父亲日记的传说,显然是对晚清名臣陶澍的出生添加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这一年,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发布“一口通商”令已经整整过去了21年。在闭关锁国的20多年里,人类历史已悄然翻页;世界经济、科技、文化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而依旧还沉醉在“康乾盛世”里的大清王朝像一块荒芜的土地,更加需要一场苏醒万物的“及时雨”!

道光四年(1824年)的冬天,暴涨的黄河水决堤而出涌入洪泽湖,淹没了淮阳二郡的万千生灵,阻断了大运河这条南北漕运通道。

“诸位可有良策?”一筹莫展的道光皇帝把探寻的目光望向被他召集来的各位大臣。

有的说要加派民工去疏通运河河道,有的说要渡过黄河再走陆路沿途转运。但这些方法道光自己早就想过了,即使不算上多余耗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光是运输途中的漫长时间都让人等不起。

“启禀陛下,臣以为当下走海运才是最实际有用的方法。在当地征调吨位大些的民船,从安徽江苏等地征收的漕粮可以直接上船运到天津,这样不仅节省了人力物力,缩短了运输时间,还可以增加单艘船只的运载量。”

“还是这个喜欢干实事的陶澍懂得朕的苦心啊!”道光皇帝不由得在心中暗叹,循声望向刚从安徽巡抚任上调任江苏巡抚的陶澍。而陶澍的提议还是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表面的理由之一就是乾隆时发布的“一口通商”令是禁止民间海运的。然而还有比陶澍的提议更加实用有效的方法去解燃眉之急吗?没有。

在道光的支持下,陶澍共计雇用各种海船1563艘次,装兑漕米1633000余石,由吴淞达天津,水程四千余里。这次海运虽然仅仅维持了短短两年,却让人再次清晰地看见了海运不可估量的前景。

陶澍在这次海运中展现在世人眼中的务实与担当,让道光皇帝以及所有的官员们都不由得回想起这位官职不高、其貌不扬,说一口“长沙腔”的文士这些年以来做过的那些一件件政声远播的事来……

陶澍的奏折文书内容涉及赈灾济民、防汛水利、漕运改革和盐务治理。《清史稿》评价说:“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图片来源:湖南图书馆官方微信

嘉庆十九年(1814年),陶澍任江南道监察御史。

“夫今之州县,疲精于奔走承应之中,救过于纸札文书之上。十人而聚,无语田桑者焉。百人而聚,无语教化者焉。其于百姓,则鱼肉也;百姓视之,亦几虎狼也……”

上任不久,陶澍就连续上了九道痛陈州县弊政、请求整饬吏治的折子,一时官场震动。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还是这位一口“长沙腔”的文士任川东兵备道。当时的川渝之地私盐贩运猖獗又帮派林立,是出了名的难治。陶澍放低官盐价格打击私盐;每日坐堂,有诉立讯,快速判决,短短数月就清空了积案;整顿吏治,严禁官员扰民累民;整顿治安,实行宵禁;发放粮饷,赈济巴县达县灾民。不到一年,渝地便出现了政通人和、市面繁荣的局面,令时任四川总督蒋攸铦刮目相看。

道光元年(1821)十一月,还是这位一口“长沙腔”的文士任安徽布政使。他在抵达安庆的第一天便开始整顿吏治,开始清查安徽钱袋子和粮袋子。安徽夏水泛滥,他带头捐银并号召乡绅捐资赈灾;组织灾后自救,补种杂粮,补插晚禾。为了兴修水利,治理淮河、洪泽湖水患,陶澍不仅多方筹措资金,还亲自登上涂山和八公山山顶勘察,几乎踏遍了当地所有的圩、垸、堤、坝……

陶澍在宫廷画师为其所作画像上题诗一首:平生未见先生笑,今日拈花喜欲盈。池馆香催桃汛稳,似闻河水已澄清。”画像原件藏安化县文物所,图片来源于网络。

道光十年(1830年),政绩卓著的陶澍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此时,作为大清经济命脉的两淮盐政已经亏欠盐银4000多万两。通过考察,陶澍不久就制定了“裁减浮费,紧缩开支,降低食盐成本”的改革措施。到了第二年,他提出废除明朝以来的“纲盐制”,实行“票盐法”:即任何人只要按章程纳税,发给票证,凭票运盐、销盐,只认票不认人;由盐运局统一印制三联票,每票10引,每引400斤;并制定了《盐法章程》《盐务改革章程十五条》等。在江苏、安徽、河南等31个州县试行不到半年,就运销233100引食盐,成效显著。“票盐法”随之推向全国。仅一年,不仅补平了历年亏欠的盐税银,还上缴国库盐税银4400余万两,缓解了财政危机。

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进京述职,道光皇帝几乎每天都召见他,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其间,道光皇帝两次御笔书写“印心石屋”匾额赐给陶澍。

“印心石屋”是陶澍从小为书斋取的名字,他终究是一个行走于世间的文人。

“石是印心心是印,生前星宿已罗胸。”

以石为印,可鉴初心;以心为印,可鉴日月。“印心石屋”是陶澍当初读书的地方,也是梦开始的地方。

岳麓山上印心石屋匾左刻“道光乙未秋”,匾右刻“御笔”,“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臣陶澍恭摹”,并刻有御玺“道光之宝”。

年方6岁的陶澍第一次跟随父亲跨进文脉不绝的岳麓书院时,就被书院沉积千年的湖湘文化特质深深吸引。

在这里,陶澍不仅在他的先祖陶侃曾于此读书时所建的杉庵里,向先祖一生的传奇对谈;与张栻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之才的思想问道;跟一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谈,经世的种子从此在年少的心里萌生……

嘉庆七年(1802年)春,陶澍在京中进士,为湖南安化第一个进士。及第后授翰林院庶吉士。

嘉庆十年(1805年),刚任翰林编修的陶澍因父去世回乡奔丧。此后,丁忧在籍的陶澍主讲于湘北的澧阳书院三年。在陶澍主讲的三年中,受陶之教而中举的学子人数大量攀升,一度仅次于岳麓书院。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是《尚书·禹贡》里的一句话,很不好理解,澧州本地的生员也答不出来。于是,陶澍就带着生员们从水网密布的安乡开始梳理,环八百里洞庭湖,走松滋河故道,从枝江去追根源。回来后又命题写文,陶澍自己也与生员们一道写。

“台接囊萤,如车武子方称学者;池临洗墨,看范希文何等秀才。”三年主教,丁忧将满,离开澧阳书院返回长沙时,陶澍在澧阳书院一共留下了20多首诗咏,数篇文章,和这一副问得天下无数文人汗颜的名联。

长沙、无锡、镇江、淮阴、苏州、南京……无论身在何处,一方沾染了湖湘文化气息的“印心石屋”都紧紧相随;

震川书院、岳麓书院、金沙书院、消寒诗社、沧浪亭诗社……一颗颗“经世致用”的种子被散播进时代的土壤中,萌生出希冀的未来。

身在宦海漂浮的陶澍从未忘记过潇湘,那是他心心念念的家乡,一次次忙里偷闲地回到长沙,看上一眼,旋又离去,戥子桥、福源巷的足迹都显得那样匆匆。

陶澍题写的对联几乎遍及湖湘和他任职过的地方。

题长沙北极阁:“楼高但任鸟飞过;窗小先将月送来。”

题汉口长沙会馆:“隔秋水一湖耳,看岸花送客,樯燕留人,此境原非异土;共明月千里兮,记夜醉长沙,晓浮湘水,相逢好话家山。”

……

在陶澍“经世”思想影响下,胡林翼、左宗棠等一大批湖湘人才开始在近代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

1818年,陶澍以给事中职务到四川东部视察,任职结束返京途中便顺道回湘省亲。在好友胡达源家中,陶澍见到年方8岁的胡林翼活泼机灵,便询问他都读了哪些书,然后又出了几句上联,谁知胡林翼竟然都对答如流,因此被陶澍“惊为伟器”。陶澍当场跟胡家定下了姻亲。后来,陶澍还一直为其延师着力培养,胡林翼也终成大器。

1837年,陶澍在前往江西的路上,决定转道醴陵回长沙安化祭拜父母。左宗棠应醴陵县令之请为陶澍下榻馆舍题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抵达醴陵的陶澍下榻在知县为他准备的馆舍。刚到门口,精通对联的他便被这副对联吸引了。仔细把对联读了一遍后,不由得大加赞赏。他转头问陪同的醴陵知县:“此联为何人所撰?”

“启禀总督大人,乃我县渌江书院的主讲左举人所撰。”通过知县的引见,左宗棠终于和大名鼎鼎的陶澍见面了。

一个落第举人,一个两江总督,陶澍毫不介意二人地位的悬殊,跟眼前这个叫左宗棠的年轻人一见如故,纵论古今天下大事。从中午一直谈到日落西山,依然谈兴不减的陶澍将本要回书院的左宗棠留在行馆住下,继续秉烛夜谈,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通过这次交往,陶澍深深记住了左宗棠,觉得他就是一位“奇才”。当得知左宗棠要到京城参加会试,陶澍在临别时再三嘱咐:“不管会试能否榜上有名,你一定要绕道南京来找我。”

次年,会试又一次落榜的左宗棠依约绕道南京特意拜会了两江总督陶澍。两人又是一番促膝长谈后,问及家事,当陶澍得知左宗棠的女儿与自己的儿子年纪差不多时,竟毫不避讳门第差距对左宗棠道:“犬子与令爱年龄相仿,不若你我结为亲家,如何?”

“总督乃国之柱石,而宗棠不过一介书生,此事万不敢受……”自觉身份低微的左宗棠不由得连声婉拒。

陶澍对左宗棠说了一句“汝他日之成就必成倍于我”,谁知道这句话竟成了一句最终被历史证明的预言。陶澍病逝后,贺熙龄请左宗棠到陶家做陶澍年幼的儿子陶桄的先生,左宗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在授课之余,饱览了陶澍留下的丰富典藏以及曾经的奏疏等,从中了解了很多世事和政治的得失,这对他后来的事业大有裨益。此后,左宗棠的成就,果真印证了陶澍当初的预言。这则因一副对联而识人才的故事在湖湘广为流传,让人在感慨之余又敬仰顿生。关于陶澍慧眼识珠的传奇故事还有很多。

左宗棠写给女婿陶桄(陶澍之子)的书信真迹。时左在西北苦寒之地,信中嘱其寄安化茶砖以疗病下酒。黄启晴 摄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又是一个在异乡的早春二月。年前刚过完60岁生日的陶澍处理完公务,疲惫地靠在督府署衙的圈椅上,回想着自己这一生的那么多年的行色匆匆,听簌簌的春雨打湿窗外老柳、浅草和瓦楞的声音。恍惚中看见父亲正牵着他的手,跨过岳麓书院高高的门槛,听见琅琅的读书声从“印心石屋”的一笔一画里传出来,落在耳中……忽有料峭寒风吹过,陡然醒来的陶澍顿感半身挪动艰难,一旁的随从见状连忙将他搀扶回到内堂的居所,延医诊治。

“大人这是风痹,应辅以针石缓图之,尤须静养。”医生替陶澍扎完针灸后又再三叮嘱。

养病半年之后,病情稍有好转的陶澍便不顾一路旅途劳顿,回到家乡,回到岳麓书院。“万里乘风去复来”,当年的垂髫童子,归来时已是老病暮年。也许是自感来日不多,在长沙的日子里,他不仅在岳麓书院里重建了先祖陶侃曾经读书过的杉庵,并摹刻了家藏的宋拓本《麓山寺碑》,将之嵌在庵内。做完这些,陶澍又看了看三年前摹刻在白鹤泉上方的御赐“印心石屋”,就像放下了心中的夙愿,感觉病体也轻松了许多。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当陶澍拖着病痛的脚步离开岳麓山,启程前往两江总督署的时候,一场雨也正笼罩潇湘,仿佛在为他送行。

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的南京大雨倾盆,两江总署内,陶澍一手举荐的继任者林则徐正躬身在亦师亦友的陶澍病榻旁,弥留之中的陶澍将他的手重重地握了三下,什么也没有说出口,便溘然而逝。只有林则徐知道,那是陶澍与他和时代的一个约定。因为也就在同月,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滚滚浓烟就遮蔽了广州城。紧接着的次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近代史在这场狂风暴雨中翻开了屈辱的第一页,也是开始苏醒的一页。

作者简介:关辉,男,笔名关晖,湖南澧县人,湖南省诗歌学会会员。诗歌《黄石寨》曾获2020年张家界第四届国际诗歌节三等奖;2022年报告文学《一个中国好人的“三个一”》获教育部关工委二等奖;2023年散文《一条河流的第四帧风景》获常德市“家乡十年”征文二等奖。近年作品见于《鸭绿江》《桃花源》《常德日报》等报刊。出版有古典诗歌类集注《李群玉诗歌注译》(合注)。

编辑/彭培成 校读/肖应林
初审/李颖 终审/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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