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卫 陈春声 黄志繁 |赵世瑜主编《“乡校”记忆：历史人类学训练的起步》序、选编
作者: 主编 赵世瑜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1-10
装帧: 平装
丛书: 行者系列
ISBN: 9787303272877
《“乡校”记忆——历史人类学训练的起步》序一
科大卫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
我相信差不多每一届的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我都参加了。每一次都可以跟很多学员在历史现场讨论历史，是件很高兴的事。非常感谢老师、学员、老百姓、地方干部以及许多朋友给我这些机会。但是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不是研修班，可能是比研修班早一点的田野交流。
我所谓的田野交流是开始田野研究以后，在各个不同地点做研究的学者，可以让不在当地做田野的学者有一点当地田野的经验。学者最简单的交流，是依靠出版和学术讨论。但是，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不容易表达田野的观感。正如我们常常说，跑田野再回头看材料，材料的内容好像完全不一样。同样地，跑他人的田野，回头读他们（她们）的著作，聆听他们（她们）的学术报告，整个著作、报告好像活了起来。这样的田野，真的不是旅游。不是一个导游以娱乐的立场带领您参观，而是一个在田野做过研究的人把研究的结果在田野现场摊开给你看。说也奇怪，这个活动对邀请他们来田野共用研究思路的人也非常有作用
进一步，就不只是互相访问田野地点，而是一起试图发现新的田野研究。与一群朋友共同发现田野专案是个在田野做头脑风暴（brain storming）的经验。就是这个经验既让习惯跑田野的人感觉乐趣无穷，也令头一次跑田野的人（我们田野班的大部分学员吧）叫苦连天。不用我说，在田野讨论跟在课堂上课很不一样，分别之处在于田野没有课本。听了当地人的一席话，找到一块碑或一本族谱，看到一座建筑物，都可以大做文章。在田野，我们不只在“收集资料”，亦由从观察到思考过程中的思想冲击提出疑问和假设（好像我们学员喜欢叫这它们做“感受”），这些疑问和假设再引导我们重新思考书本的记录。当然，马上提出的假设是很初步，甚至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的认识就是从推敲这些假设积累来的。
我有印象多次在田野中碰到新世界。山西代县杨氏祠堂里面的四块碑、高平圣姑庙的古建筑与它整个格局、在不到两分钟的短暂停留中在雷州雷祖祠的碑廊里看到的一块碑刻（我记得突然明白它的重要性，又跑回去拍了小部分，整个团队在车上等着我归队）、湘西的老司城、太湖边上庙港的徐家公门等等。在庙里面，神像好像在问我：您以为我在这里是干嘛的？我对它们回应是：那么我又在这里干嘛呢？我好像一辈子都在回答这两个问题。
《“乡校”记忆——历史人类学训练的起步》序二
陈春声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36年前硕士毕业后留系任教，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讲的第一门课是“史学概论”。记得讲到德国史学家兰克时，根据读几篇翻译过来的文章获得的印象，似懂非懂地强调，“兰克学派”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多年如一日地坚持办研修班（Seminar)。当时绝对不会想到，有朝一日我们这群朋友也开办起所谓“高级研修班”，而且一办就是十多年。昨晚用了差不多一个通宵，囫囵吞枣地看完了这个集子的近30篇文字，许多已经模糊的记忆又被唤醒了，只是被唤醒的记忆又似乎与集子里的描述不尽相同。无论如何，先要感谢各位作者的珍惜与辛劳，更得对“始作俑者”赵世瑜教授不懈的督责与唠叨表达深深的敬意。
当年与这个集子里屡屡提到的那些老师们商量举办这个研修班时，既有培养“后浪”，寻找年轻同道的意愿，也有以田野工作与文献解读相结合的方法，多一点了解中国不同地方历史文化的想法。正如多篇文字里提到的，整个过程中，老师们都大道自然地显露了其远非“善良之辈”的那一面。其实，在学员们“不在场”的时候，老师间的争执与冲突可能更为激烈，有时会吵到几乎“崩盘”的地步。日前为自己的一本书《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写后记，其中是这样描述我们这群人的关系的：“一起进行田野调查、文书解读、问题研讨和学生指导的过程，坦荡而较真，深刻且辩证，除了学问上的交锋冲突与思想上的得益之外，到了写‘后记’的时候，记起的更多是一种因无私而享受的同伴情谊”。这样的表述，读起来有点矫情，但自以为还是基本属实的。
从2003年到2018年，12期研修班的行迹涉及北京、河北、河南、山西、江西、广东、福建、贵州、湖南、陕西、浙江等10余省市，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社区，从大家的描述不难看出，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真的是千姿百态，让不同地缘、学缘背景的师生切身体验历史文化的地域差异，也是研修班的初衷之一。但还是需要强调这样的理解：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实际上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间巨大的时空差异为前提的。多年田野工作的经验是，判断一个地方是否理解和接受王朝的意识形态，不在于这个地方根据朝廷的法度，对本地的风俗习惯做了多少实质性改变，而在于当地的读书人和士绅阶层，在多大的程度能够自觉地、自圆其说地将本地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解释得符合朝廷的“礼法”。只有培育出这样的思维辩证，才算是对研修班的要旨有所感悟。所谓“华南学派”是虚构的，也不要把“历史人类学”之类的标签太当真，说实在话，这个集子显露出来的取向有点太“内卷”了。我们还是要知道，学术传承的本质在于“叛师”，跟着老师人入门，就要马上思考老师那代学者错在哪里，最后做得跟老师很不一样，“后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人家开始羡慕嫉妒你了，也就顺便记住了你老师的工作。这就是所谓“学术传承”，不叛师就对不起老师。
是为序。
那年岁月
黄志繁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如果说人生一定要找出几个最值得回忆的片断，我想大多数人可能会想起“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喜悦时刻，或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生离死别，我亦未能免俗。人生确实太多悲欢离合值得回忆了！但是，对于搞历史人类学的学者来说，难免有一些永远无法磨灭的田野镜头，时常随着资料的翻阅，随着同行的说笑，浮现在眼前。
我永远无法忘记，1997年某个夏夜我在赣县白鹭古村，被他们乡长当成盗墓贼，说要叫人抓我的情形；永远无法忘记，在1999年某天夜晚在流坑古村，我等一群学生被老师拷问得浑身冒汗，惊慌失措的情形；永远无法忘记，2003年7月我带着学生在渼陂古村一个破败的养老院里，大水漫到一楼，我挽着裤腿，和学生们手牵手，仓惶逃离的情形；永远无法忘记，2009年在江西万载喝醉酒后的我呼噜连天，被吴滔使坏，将录像传到网络上，第二天被当众播放的情形；永远无法忘记，2012年5月的一个夜晚，在一个被我称为“长得很像欧阳修”的欧阳修后人猛烈灌酒之下，科大卫老师和贺喜为了保护我，带着我赶紧撤退的情形。不过，要说最有趣、最难忘的，恐怕还是2003年在河北蔚县举办的首届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
现在回想起来，2003年的河北蔚县的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之所以难忘，主要是这个班发生了太多出人意料的事情了。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食物中毒事件，本人深夜带着当时的学员、 现在的著名学者温春来教授去看病；另一件事是堪称历史人类学经典掌故的、经久流传的“科老师怒摔相机”事件。当然，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是， 一直在南方乡村考察的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认识了北方乡村社会，明白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就是文献上同样记载的一件事，南方和北方在田野中可以完全不一样。例如“做宗族”，“做宗族”在南方可能是编族谱，建祠堂，搞族田，而在北方可能是修坟墓、画祖先图像、拜祖先。
一到河北蔚县，入住县政府招待所，中午就上了北方人爱吃的各种凉菜，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冻肉，肥而不腻，口味甚佳，一众学员们大多是苦出身，有肉吃自然欢快，不知谁还酸腐地称赞道：“此地民风淳朴，风物甚佳。”此句出来后，一直被我等学员使用至开班结束。只不过，后半段由于食物中毒，被兄弟们略做了改编而已。记得那天按照惯例是白天考察，晚上开会，深夜才能睡觉。那个时候的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赵世瑜等老师还很年轻，精力充沛，一直要把学生们“折磨”到精疲力竭才肯放手，要命的是，第二天一大早还要起来。
我被安排和温春来兄一个房问，那天晚上我睡得正香呢，突然房间灯光亮了，只见春来兄痛苦地坐在我边上说肚子疼。我开始以为他只是小问题，就礼节性问了一句又睡觉了。睡到一半，突然想到，以春来兄强壮的体魄，如果不是问题严重，应该不会半夜起来。于是，赶紧问他要去医院吗？结果，春来兄立即答应，说要去医院，于是我架着摸着肚子的春来兄出了房间。2003年，本人体格瘦小，春来兄略胖，才架了一会，我就觉得受不了了。我又折回，敲开了对面何文平兄的房间，我和何兄齐心协力架着春来兄往蔚县人民医院深一脚、 浅一脚地走。好不容易到了县人民医院急诊科，结果急诊科竟然没人值班，我和文平兄只好到处敲门，乱喊乱叫，终于从药房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出来一个女医生。女医生睡眼朦胧又不失麻利地给春来兄上了吊针（后春来兄坚决否认他打了吊针，认为只是服药，他说他从小到大都没打过吊针，由此可见，所谓亲身经历的回忆亦不十分可靠）。我一直认为，有一种针叫做中国吊针，在中国，无论大人小孩，只要一打吊针，似乎就病情立马起色。吊上了针的春来兄，马上不哼叽了，安静下来。只是，打完针（或按春来兄的说法，吃过药了），天也差不多亮了。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许多人食物中毒，只是他们没有春来兄那个福气，有我这个尽心尽力的师兄兼室友会半夜送他去医院而已。
我在这里极力“表功”自己对春来兄所谓的 “救命之恩”，只因我和春来兄是同门师兄弟，自本人1998年进人中山大学历史系读博士以来，就和他及国信兄、应强兄、智华兄、永升兄、锦新兄等“鬼混”在一起，后来又加上贺喜、谢晓辉和陈丽华等小师妹，自然说话比较随意和夸大。那时候，老师们对我们保持着高压和暴击方式，经常达不到老师期望，就是辟头盖脸一通痛骂。陈春声老师的骂是戏谑式的，经常以开玩笑的方式挖苦，例如：智华兄偶尔流露出了今后要从政的愿望，想当个县长啥的，春声老师看到他的报告不行，就会挖 苦“你这样的思考水平，估计县长是当不了的， 当个乡长都成问题！”最后，还要拉众兄弟一起陪葬，瞟我们师兄弟们一眼，再来一句：“你们这水准连村长都当不了！”刘志伟老师的骂是冷面杀手式的，经常是话不多，一刀过来，见血封喉，例如：鄙人刚发表完关于流坑村模式的高见，感觉有点心得正爽的时候，刘老师来一句：“黄志繁思考问题的切入点都是错的，整个晚上发言表现最差！” 就因为这一句，可怜的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想了 一个晚上的“切入点”。本着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的革命准则，在老师们的高压之下，我们师兄弟们不分年级，不分硕博，不分性别，男女老少全部团结起来，每周固定聚会至少1次，自发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和老师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抗。可以说，可能国内很少有像我们的师门一样，众多兄弟姐妹每周固定聚集在一起读书讨论，间或喝酒聊天，亲密无间又嬉笑戏谑。想到这里，感慨万千，真的要感谢陈、刘两位老师当年的饱含深情又非同凡响的“骂功”，不仅让我们长了学问，增加了学习动力，更重要的是，还增加了我们师兄弟妹之间的感情。
没有想到的是，我和春来兄这种嬉笑戏谑的风格，到了河北蔚县，竟然在一群年轻人中流传开来，而且，由于熟悉升官图且深谙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卜永坚兄的加入，又多了几分“酸腐”之雅气。2003年之所以于我难以忘怀，大概就是有一伙和我都还属于“年轻人”的兄弟姐妹在一起研修，共同考察，共同研讨，最重要的是“共同挨骂”，真是人生乐事也。春来兄曾经撰写过一篇极其酸腐的文章《群官谱序》，里面有详细介绍，写得相当生动，然其文玩笑尺度过大，无法摘录，只能简要摘述之。
那时，各位学员皆以官职相称，这个官职大多和各自研究的领域有关联。例如，鄙人研究赣南地域社会，便荣膺“南赣巡抚”之职；卜公永坚， 因研究两淮盐业史，自然就是“两淮巡盐御史”了；吴公滔，江南人研究江南，遂称之为“苏松兵备道”，然而，他还嫌官小，要我们叫他「两江总督」，官瘾太重了；陈公永升，因正在北京大学 做博士后研究，众人遂封他一个「国子监祭酒」， 由于其尚未结婚，于是，他就自称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未婚的国子监祭酒，其想借机泡妞的心态昭然若揭；至于何文平，自称原为高明县一匪首，后受招安，膺总兵之职，洗心革面，匪性尽收，改名文平；贺喜实乃一海南“蛮荒之地”的小女子，因一心向学，竟骇然登堂人室，研究起湖南矿匪问题来了，众人勉强封其“偏沅巡抚”，然再三对其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希望其早日辞官归去，相夫教子；另外，还有“国史馆编修”谢公宏维、陕甘总督马公建春等人。官职甫定，每每田野归来，到了吃饭的时候，各位学员各自鱼贯入席，皆以官职相称，“群官”云集，“黄大人”、“温大人”、“卜大人”等称呼此起彼落，“此地民风淳朴，风物甚佳”、 “此乃太祖高皇帝喜爱之红烧肉”、“大人胸有成竹，又何忧之有”等酸腐语言不绝于席，欢声笑语，好不快活。
历史人类学田野中，现场读碑是最考验人的能力、耐力和反应力的。郑振满老师通常瞟几眼，就能开讲本地故事，即使半块残碑，也能讲出个完整的故事，被封为“碑神”乃实至名归。 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员来说，读碑真是不太容易，由于大家都有一官半职，遂都自封为“碑职”, 取“卑职”之谐音也。为了显示对读碑的重视，每日饭前，本人都要向其他学员发问：“吃饭是为了什么？”众“碑职”一般都齐口回答：“吃饭是为了读碑！”然后，我又问：“读碑是为了什么？” 众“碑职”又回答：“读碑是为了吃饭！”盖因读碑水平不高，可能挨老师骂，吃饭就不开心之缘故也。
然而，所谓的快活，其实都是短暂的，甚至可以说是苦中作乐的，因为在历史人类学田野班中，到了晚上讨论会的时候，老师们的暴击会让你美好心情瞬间化为乌有。可以说，自 1998年进人中山大学以来，参加过无数次田野考察，去过很多风景点，但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算得上是旅游就是科大卫老师怒摔相机的那次。记得那次是要考察塞北的交通，于是，蔚县旅游部门就带我们来到了当年商道上考察，商道边上是个大草原，恰好有个旅游项目是骑马，似乎是20元骑一次，真的很便宜。于是，在当地政府安排下，我们就快乐地骑起来， 我虽然在江西等地骑过马，但在大草原上还是第一次，还是很兴奋的，而且，我不多久就掌握了如何控制马的方向。正当我准备策马奔腾的时候，不记得是贺喜还是舒萍赶紧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黄志繁，你还这么兴奋，还不下马，科老师都摔相机了！”吓得我赶紧下马，虽然意犹未尽，但也不敢再骑。
其实科老师因为田野考察浪费时间和经费而发火是习惯性的、经常的。有次在海南考察，记得是考察盐场，当地政府安排了一个海边的盐场，旅游局长滔滔不绝地在那讲述盐场风景、旅游收入等等，还高兴地宣布要给现场的每位嘉宾送一袋绿色无污染海盐。没想到，科老师当场生气了，愤怒地说浪费时间，还反问局长，既然有这么多时间，为什么上午的祠堂考察安排时间安排得那么紧张。那个旅游局长估计没看过这么不通情理的嘉宾，满脸通红，一边溜走一边和边上的领导投诉科老师不通人情。那个时候，我已经混到教授，还有点行政职务，比较理解那个局长的心态，遂过去和那局长圆场，说了不少好话，还顺便把人家赠送给科老师那份海盐据为己有了。还有一次，也是在海南，科老师、贺喜和我三个人在一个镇上发现了一块碑， 碑的内容非常丰富，可惜字迹漫漶不清，我们三个人趴在那里，逐字记录。时近中午三点，陪同的镇政府领导忍饥挨饿，非常不能理解一块破碑都能耽误吃饭，过来催促几次，终于，科老师发火了，愤怒地对那镇领导说：“我们是来搞研究的，不是来吃饭的，请不要打搅我们！”更过分的是，有个海南大学70多岁的老教授，只因带我们去采访了二次海南黎族人民的纹面习惯，又遭到科老师的当面批评，说我们不是来搞奇风异俗研究的，不能老在这里浪费时问。后来，晚饭后我郑重地向科老师提议，不能这样发火，人家又不懂我们需要什么， 当然这样安排。没想到，科老师欣然接受，当即带着我、张瑞威、贺喜等人到老教授房间道歉。真是一位可爱的、真性情的老教授！
正是在以科老师为领头的这样的老师带领下，我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艰难而充满快乐的田野，走过了青葱的求学岁月，虽然现在亦无所成，然后，那些田野中的岁月无疑已经化成人生历程中的年轮，刻划在记忆深处。
（黄志繁为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第1期学员）
来源：《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96期，2019年。转自豆瓣“独步”整理，引用以新书出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