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说话的时候，不远处坐着一个穿着豹纹连衣裙的白发老太太。她双颊下垂，滔滔不绝，并不和蔼可亲，反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她还有一个镶满亮片的碧绿色手拿包，她拿着它走来走去，从这一桌换到另一桌。

深夜里，那个包像一个移动的迪厅激光球，也许是当晚三里屯唯一闪烁的激光球。

六月下旬，三里屯并没有往时热闹。在我眼里，它曾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街区。白天，日料店被迫停业；晚上，包括“那里花园”中的酒吧，都被要求在晚上10点前关门。（很多酒吧不都是晚上10点才真正开始营业的吗？）因此被其中一个酒吧拒绝后，我和肖、赵两位朋友从太古里北区一直往南走，最后坐在机电院西侧的大街边。这里有着默默抽烟的人和偷偷摸摸的蚊子，但我们都能忍受——长达两个小时。

三个人快速梳理近况，其中有人一开始就打起了呵欠。我喜欢和他们说话。有时候我甚至不必说话，只需要聆听，就有一种不劳而获的乐趣。记得月初我们去昌平的朋友家吃晚饭，他们坐在沙发上聊到了凌晨三点，我一边玩手机，一边听他们聊天。最后我们一起满足地打车回城里，路上看到当天晚上皎洁的满月，仿佛是老天对聒噪的我主动闭嘴的奖励。

从前我们在杂志社共事时，他们是比我资深得多的媒体人，后来又进入互联网和艺术行业——他们的经验和转变，他们的建议和鞭策，都有助于我的完善。此外我又想到，这几年时间，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陆续搬去上海（我在网上发起了#守护最好的北京#这个话题，显然这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才流向上海并不可能起作用），因此留在北京的朋友，更像我手中的绳索。

春节过后，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开始挑战全新的工作，理所当然会遇到全新的问题。比如，线下展会不得不延期或是取消；而刚刚开业的书店不仅遭遇这座城市整体的困境，有一天，由于邻居的水管爆裂，店面和仓库受损。同事冲入仓库抢救那些出版物，结果几千元的潮鞋彻底报废了。

后来发现眼下的难题未必都是疫情带来的。在朋友面前，我们开始光明正大地审视自身。例如，肖告诉我：“几年前有人和你聊完项目，背后对你的评价是，很少看到像你一样有那么多奇思妙想，但是在计划上，却一团糟的人。”我告诉他，最近我和另外的朋友录制播客时，也发现了这个巨大的漏洞。我们谈到，工作越是远离媒体，越能感到：媒体人转行或是去尝试新的工作，最初只能凭借较强的洞察能力，劣势是（以为自己知道得多、见过的人很多，却）缺少方法。这导致了大多数经验的获得，只能依靠试错，即从错误中学习。作为成熟的经营者，拥有想法并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掌握方法。

撇去特殊时期的影响，挑战新的工作，令我想到人们对《乘风破浪的姐姐》这种综艺节目的普遍质疑和讥讽：当你超过人们认定的应该“保持稳定”的年龄，是否要告别过去的一切，去做自己不擅长、甚至没有尝试过的事？

三里屯还不像今天这么风声鹤唳的时候，我去太古里北区跟两位做零售的新朋友见面。说完正事，我了解到其中一位姐姐正在考虑辞职。她已经在自己的领域拥有超过十年的资深经历，最近却被一家由“年轻人”创办的新公司打动。

她犹豫着，抛弃过去积累的资源和成就、重新开始，是对现在生活的巨大挑战：万一失败了，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怎样的风险？我们都警惕：男性在同样的年龄去迎接事业的转变，通常没有人会觉得他会承担太大的风险，相反被认为是一个开展事业的黄金时期。相比之下，当同龄女性决定去挑战新的事业，则需要顾虑更多：三十多岁，会不会太晚？万一失败，会不会没有退路？必定变得更忙，会不会影响家庭？这是多么糟糕的现实：女性事业的所谓黄金期往往不是取决于自己的梦想、才干和体能，而是受限于社会普遍又理所当然的偏见、谎言甚至是歧视。当然啦，我们热情地（包括身为男性的我有一些羞愧地）鼓励她迈出这一步。同时她也回应着我们：“要完成自我的文艺复兴。”

谁会不喜欢忠于内心、追逐梦想的人？当我利用失眠的时间把《意大利制造》和《好莱坞》两部连续剧看完，发现这些品质无论在何种年代都是被突出的价值——而不像如今。

《意大利制造》的故事发生在 1975 年的米兰，艾莲娜，一个来自意大利南部移民家庭的女儿，决定去时尚杂志 Appeal 应聘一份工作。藉由这个视角，电视剧致敬了那个年代的意大利设计师和时尚产业，艾莲娜本人在时尚杂志的工作中也得到了飞速成长和晋升。

听上去和《穿普拉达的恶魔》是一个故事？看上去也很像。这是我一开始的想法：一部意大利版的《穿普拉达的恶魔》。不过，当我终于熬过这个先入为主的判断，发现这部剧意大利语电视剧和美国电影相比，至少有两个重大的区别。

第一，它赞美时尚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影响力超越了社会和经济范畴。七十年代，社会和政治动荡，Valentino 和 Prada 如日中天，Armani 和 Versace 斩头露角，时装制造成为米兰、甚至“意大利制造”最美的名片，艾莲娜的上司 Rita（据说她的原型是 Vogue意大利版传奇主编 Franca Sozzani）在一次决定性的封面会议上提出：“时尚是创造、想象，是文化，是自由。”从今往后，人们不会只因为单纯的穿着需要去买一条短裙或一条丝巾，他们会为设计师和创造者着迷。艾莲娜则补充说：“人们会追随他们，想要实现他们的想法”。 

第二，更强调女性意识的觉醒、赞美女性。艾莲娜周围的男性，无论是男朋友、父亲，通常作为一种阻碍自己前进的力量出现。但她均对这种力量做出了反抗：在工作渐入佳境时，拒绝了婚约；父亲斥责她没有完成毕业答辩、没有去找正经工作，她决定搬出去和同事住在一块儿，继续自己在杂志社的工作。剧中有一幕，Rita 带艾莲娜去拜访乔治·阿玛尼的工作室，她站在一旁观赏阿玛尼给模特试衣服、赞叹衣服的美丽，设计师则指出这些优雅的时装之于女性的意义：“你们女人被嘲弄——总是过于光芒四射、负担太多，好像你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被人抱上床。（但）优雅不是要惹人注目，而是被人铭记。”

总之，《穿普拉达的恶魔》没有过明确的表达。剧中关于杂志编辑部的故事，突破了年代——我相信，每个曾经或是正在从事时尚杂志工作的人，都能在当中很多环节找到共鸣：充满创意的秀场、灵光一现的拍摄、能够鼓舞人心的采访、万众瞩目的封面。与此同时，它不完全是光鲜的，它是复杂、艰苦的，它是靠天赋和努力共同支撑的工作。

我过去一直不喜欢米兰，无论是在杂志社还是写专栏的时期，只要身在米兰，都是出差，你能想象，是和时差作斗争的忙乱的日子。（因此是随意的偏见。）有一次，我在时装周跟一个刚认识的设计师聊天，她说“但是没有米兰的话，意大利早就完了”。看完《意大利制造》，我决定赞同这句话。

时尚产业并非紧随时代，而是时代的一部分。我联想到，疫情期间，时尚杂志也不能幸免于苛刻的环境，不得不竭尽所能，确保在无法完成大量拍摄的基础上完成杂志的出刊。但我翻完美国版 VOGUE 的六七月合刊，感受到时尚编辑们的决心：因时而动，永远是最先找到办法的那类人。甚至写了一篇关于杂志的阅读笔记。

值得一提的是，正值美国今年 BLM 运动的高潮，这篇阅读笔记发出去第二天，BoF 记者就提到一份由 VOGUE 主编 Anna Wintour 撰写的备忘录，其中她对 VOGUE 没有以公平的方式给予少数族裔足够的创作空间致歉。与此同时，记者也报道了：多位媒体主编因为种族歧视问题离职或退出公司日常运营。文章提出：“从根本上讲，大多数时尚杂志都是建立在推销特权阶层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其中就包括奢侈品广告商销售的商品，富人可以拥有，而其他人却没有。但在今天这种不平等和愤怒的气氛中，这样的特权仍然是人们希望拥有的吗？”

不过即使在很小的圈子里，来自 Netflix 的《好莱坞》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我留意过，一些靠推荐影视剧为生的媒体很少讨论它，一个读者甚至在看到我的推荐后说：“我还以为我是唯一看过这部剧的中国人。”它到底做错了什么？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开局太老生常谈了吗？一个美国白人男青年到好莱坞追梦，但是他没有受过表演训练（以及没有才华），只能一边到加油站打工，一边寻找突破事业的机会。然而，这不是什么普通的加油站：这是一个只招美男子的加油站，他们被要求和各式各样的客户提供“加油”之外的服务。身在好莱坞，这些客户（通常年老色衰）或许就是某个知名制片人或是名利场派对的组织者，男孩们在车里、在床上、在泳池边、在办公室的隔间里，遇到了他们的“贵人”，于是梦想得以迅速铺开：成为演员、成为编剧、成为导演，女孩、女人加入进来，共同完成他们心目中足够赢下奥斯卡的电影。

观看《好莱坞》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过程，前提是你懂得其中暗含的笑料。例如，编剧将如何讽刺好莱坞的情色交易、抨击电影行业中的种族主义，演员们又是如何“自然而然地”演绎那些做作或是愚蠢的角色。与此同时，它刻意将各式各样的政治正确融入其中，从少数族裔、性少数人群到女性主义，尽可能地传递时代价值。你会看到，黑人女演员在黑人编剧和亚裔导演共同的“改动”下，饰演了一个白人女主角的故事；你会看到，当女性意外掌管电影公司大权，她并没有开除跟自己老公厮混了十年的女演员，而是不忍心看到对方的才华被男性的花言巧语淹没，而赋予她更重要的电影角色；这时，行业的改革才真正发生。

剧中的亚裔女演员致敬了传奇人物黄柳霜。其中一个镜头，她终于到了嘉奖，站在台上演讲：她感谢剧组给她一个角色，不是去饰演一个“亚裔女子”，而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你会发现，《好莱坞》如此集中地“偿还”行业的不公，令它既荒诞又复杂。

然而，我们不是明星，现实也不是综艺或是连续剧：现实比娱乐节目复杂多了。

所以在三里屯聊天的两个小时实在有限，我们避免去谈论什么复杂、深入的东西。当我被问到：“你生日是怎么过的？”我就回答：“没过。”

我是六月双子座，不知道什么型血，很招蚊子，不太招人。去年生日，我拒绝了朋友和同事的邀请，没有跟任何人吃饭或是喝酒作乐，（第二天我看到办公室里准备了却没用上的生日用品。）而是很早就回家。拉上窗帘，从下午六点睡到了晚上九点。睡眠，就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今年我的计划是：躲得更远。

我和远在丽江的朋友密谋，生日当周要去她工作的那家酒店度假。酒店远离市区，离梅里很近，仅仅看照片，会以为那是阿尔卑斯或是落基山脉，是一个绝佳的度假地！酒店还没有正式营业，我会是最初的几批客人之一。

当时还邀请了我妈妈一起，希望短暂的休假能让我们紧张的家庭关系得到修复。实不相瞒，在最近一次吵架之后，她把我拖进了所有通信软件的黑名单。这可是史上首次！我记得，当我发现我的微信已经被她删除，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她。她已经泣不成声，“别给我打电话了……电话要怎么删掉你呀……”又迅速挂断了我的电话。

和往常一样，争吵围绕着我的工作展开。我下班回家后，她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在微博上说过要再开一家商店之类的打算，同时提醒我，无论是不是说过类似的话，都不能太过于劳累，不要做透支自己的事。她总是对无法给我更多的帮助而陷入沮丧，“不知道要怎么帮助你”……

我不能接受这种“字节级”的监控，于是变得气急败坏起来。我告诉她，工作在我的掌控之中（我提醒，尽管自己即将过生日，却仍将长期作为一名无法长大的“巨婴”），正如我往常提醒的，她不需帮忙，也没有必要知道公司、工作的决策。但我很快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在一个分隔两地的家庭关系里，尤其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关心”是对方唯一能给予的东西。好像只要做到了关心，我们就能心安理得。

于是我冰冷地指出，这样的关心是为你自己做的，用你的话说，是出于好意，却并非考虑过我的感受。然后我得到了中国年轻人一生都要面对的、共同的反驳——“但你那些同学考了公务员，在当地不也不需要这么辛苦吗？”我北京生活超过十年，仍然没有躲过这个问题。

总的来说，由于家人过于担心我的处境，反而激怒了我。我变得又刻薄、又严厉。她则因为我恶劣的态度，愈发悲痛起来。我们用语言和语气互相伤害着对方，直到她删掉了我的微信——长达十天，后来又相安无事了。

好在去云南休假的计划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当时南方正经受暴雨侵袭，表面上，人们争相讨论娱乐节目带来的话题，却很少提到致命的洪水。（作为报复，有一个晚上，我突然转发了至少十条和洪水有关的新闻。显然，这也无济于事。）我们乐观地展望，也许到了出发的那一天，雨水就会变少，交通也会恢复。

结果北京疫情出现反弹，我提前一天收到了航班取消的消息。

至于真正到了生日那一天，奇怪的是，当我现在努力筛选脑海中的的素材，只记起来两件事。

第一，白天一切顺利，我回家的时候，和专车司机短暂地吵了一架，原因是他没有到我们约定的地方停车。我关上车门，一边不耐烦地指出他的错误，他也激烈地辩解着。正当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他突然（按照服务流程）换了另一种语气说：“好的，请您系上安全带，我们出发了。”接着又说：“请问车内温度合适吗？”

我措手不及地说：“嗯……合适，走吧。”

第二件事是，我记得有一个新闻说，当天华为手机份额超越三星，成为世界第一。每次想到这一点，并非能够联系到品牌认同感，而是暗暗感叹个人命运在时代面前的微弱。

所以当朋友问我：你是如何度过生日的？我就回答：没过。实在不像什么敷衍之词。

我们先聊着。将近零点，我们才发现那位老太太的身旁没有任何人。她的对面是一张空着的椅子。她也不是在跟任何人打电话。炎热而冷清的夜里，她独自形成了一个热闹交谈的角落。

哦，原来是这样。应该就是传说中掌管三里屯植物生长的神仙？三里屯的植物比其他地区要长得好一些——主要是那些槐树、杨树、悬铃木和银杏。原因是夜晚，会有专门的神仙来向植物传达指令：尽管生长是一种本能，但植物需要掌握方法。神仙们手里会拿着绿色的法器，目中无人，只是滔滔不绝。把交待的事情说完，就会回家去。

我们都不想打扰神仙的工作。“还是需要经常聚聚！”于是朋友之间的见面结束，各自打车回家去了。

没过两天又碰上了日食。人们冲出家门，目睹这难得的奇观，而我却什么也没看到。

按照占星师的说法，食相，意味着改变。所谓日食是月亮挡在地球和太阳之间，遮蔽太阳光的现象。日食经常和新月伴随，在占星学中预示着开始。“日食通常是非常好的时期，因为它标志着事情的开端，因而也激动人心。”尽管这句话出自苏珊·米勒之口（我的第一本书记录了我两次和她用餐的故事），鉴于目前的情势，我难免有所怀疑。

正如我说过的，我的生活特别是分享到社交网络中的生活，正受到来自家人的字节级的监视。有一些故事正是碍于这样的局限，我才没有办法说出口。不过，我打赌他们（也许包括大部分人）不会有耐心看到这里，所以我打算把一些工作上的实际情况集中展示在下方。

过去的一个月里，公司负责旅行内容的部门有两位同事离职。这样春节后已经有四位同事离职。

新书店试营业后正逐渐步入正轨，但因为疫情反弹，至少从我每天早上收到的银行短信来看，业绩受到很大影响。后来因为邻居的水管爆裂，出版物和包装物料全部被淋湿，我们正联系物业和保险公司理赔——目前没有收到正式反馈。

但既然提到第一本书，我不得不说，在我的第二本书更换了两次编辑之后，我隐约觉得它——看似要搁浅了。因此，我一边消极地等待着它的诞生，一边又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日食的能量。

由于无法出差，我和一些客户的会面都取消了。这段特殊的日子，身在北京的我们不方便外出，其他城市的人也不太愿意来北京。对于我这样的作者来说，“没有旅行，就没有生产力”。

这些事情摆在我面前。我如何比从前表现得更加成熟？我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重新梳理团队目标，以及最重要的——学习方法上。这意味着我自己的创作也会受到影响。有一些时刻，有可能变得特别重大的时刻，我小心翼翼地问自己：你要成为一个继续创作的人，还是真正学会了如何做好管理的生意人呢？你自己的“文艺复兴”会发生在何时？

我被这些问题笼罩，被六月笼罩。七月到来的时候，时间有一些延迟，风也有一些延迟。

有一个傍晚，北京终于刮起了凉爽的风。连续几周的暴晒，好像只有那个傍晚是凉爽的。我在小区花园里转了转，这附近有遛柴犬的网红，有遛家长的小孩。有跳绳的中年男人，有跑步的外国女人。我发现，小区的植物同样长得很好，不知道是拜哪位神仙所赐？这些植物又茂密、又不炫耀，总之不是为了遮挡那些棱角分明的商场，更像是为了让小区里那些被遗弃的猫和狗们，拥有栖身之所。

又一阵风，植物沙沙作响。北京又值得爱了。

先爱一会儿吧。☁️

三里屯太古里

东三环和东四环

追着凌晨的满月

三里屯的松树

三里屯的新书店

一个有风的傍晚

《好莱坞》剧照©豆瓣电影

《意大利制造》剧照©豆瓣电影

被迫取消的云南新酒店之行 © HYLLA

重要进度更新：

今天我的第二本书出版了吗？——并没有

今天我见到 Tyler Brule 了吗？——并没有

今天我和 Roger Federer 握手了吗？——并没有

今天我的牙套摘了吗？——并没有

……

今天我把杂志店开起来了吗？——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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