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玉篇》殘卷徵引《毛詩》用字的複雜性——兼及小學文獻的引書問題李林芳
（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提要：原本《玉篇》殘卷大量引及《毛詩》，且與今本《毛詩》多有不同。通盤分析相關材料，發現《殘卷》中的多條《毛詩》引文應直接源自《説文》引《詩》，且總體上看，所引《毛詩》具有明顯的使用本字、使用正體的傾向。再進一步分析《殘卷》所引《毛詩》的性質，認爲《殘卷》中的部分《毛詩》引文——主要爲與今本《毛詩》相異者——應非真實存在過的《毛詩》文本；《殘卷》在徵引《毛詩》時參考了前代字書，同時注重使用本字和正體；在具體操作上，一者改易來源，將《詩》改標爲《毛詩》；二者改易引文，將其中（涉字頭）的假借和異體大都改换爲本字和正體。《殘卷》中的《毛詩》引文既有某本《毛詩》文本用字，又有《説文》引《詩》用字，還有改易後的詞之本字、字之正體。至於《殘卷》爲何將大量引文標記爲《毛詩》，很可能是出於突顯並區分某家故訓之意圖。類似現象在其他小學文獻的引《詩》文本中也能見到。在使用小學文獻的書證校勘字形及考察文本面貌時，應充分考慮其中的複雜情況。
關鍵詞：原本《玉篇》殘卷 《毛詩》 引文 小學文獻
提要：關於《慧琳音義》所引《玉篇》底本問題，學者争議較大。或以爲是上元本《玉篇》，或以爲是原本系《玉篇》，比較《慧琳音義》和慧苑、釋雲公、窺基三家音義引《玉篇》情況，可知《慧琳音義》引《玉篇》在不同卷目存在差異，分析底本時應離析材料，將三家音義排除在外。梳理唐宋文獻中有關《玉篇》的記載，分析上元本《玉篇》所收字數，得出上元本《玉篇》和《大廣益會玉篇》的基本面貌接近。考察《慧琳音義》所引《玉篇》的注釋體例、收字和音注情況，得出其所引《玉篇》底本不是上元本，而是和日藏《玉篇》殘卷同出一源的詳本，很可能是流行於寺院供僧人讀經注經所用，根據原本《玉篇》作過删改的一種唐本。提要：成都龍泉驛天落石的北周造像龕及摩崖碑刻，建立於西魏平蜀、關隴軍事體制向蜀地延伸的背景之下。造像者儀同三司强獨樂、大都督夫蒙儁分别出自氐、羌，統領的是一個在蜀地戍防的關隴軍團。碑文部分内容帶有口語講述轉寫色彩，强調宇文泰在賀拔岳去世前後的經歷，可能是親歷過其事的軍人記憶。結合强、夫蒙兩姓氏和相關造像題名來看，他們應來自渭水以北的氐、羌人口聚集區。北魏末年關隴動亂，這一地區的氐、羌等人口最終被吸納入尒朱天光、賀拔岳、侯莫陳悦、宇文泰軍團，成爲西魏北周軍事力量的重要支撑。西魏平蜀後，爲滿足迫切的軍國財賦需求，在蜀地大量增置州郡，導致反抗不斷。戍防於沱江中游的强獨樂軍團，一方面防禦舊梁殘餘勢力，一方面控遏山地蠻獠和鹽鐵資源。他們在戍防地爲去世的“先王”宇文泰造像立碑，紀念其勳業，既是漢晉以來紀功頌德碑刻傳統的延續，也是宗教影響下紀念性政治文化的新形態。身後哀榮：昭陵陪葬功臣的逝後文獻及史傳生成
徐紫悦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提要：昭陵陪葬功臣是唐開國最重要的政治群體，其身後的喪葬環節及行事撰書均嚴格遵循制度規定，行狀、墓誌、碑文、史傳等逝後文獻在相關制度程序中次第生成。這些逝後文獻既彼此相因，又關係複雜。其中行狀是各文獻的起點，碑誌與行狀、謚議、實録小傳等處於兩個相對獨立的承傳系統。國史傳記編纂以這些文獻爲基礎，既有因襲，也有增删、改寫，在官方層面對功臣的“身後哀榮”進行了書寫與定型。投唐經歷和“玄武門之變”是考察功臣傳記編纂的關節點，通過唐儉、高士廉、尉遲敬德的典型案例，可見唐代史官在史傳編纂過程中如何剪裁潤改文獻，重塑功臣身後形象。形象重塑後的昭陵陪葬功臣，經由《舊唐書》本傳，成爲太宗主導的李唐創業神話的一部分。關鍵詞：昭陵陪葬功臣 文獻承傳 形象重塑 隋末唐初 史傳編纂《臨川先生文集》版本源流考
董岑仕
（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副編審）
提要：紹興二十一年王安石曾孫、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王珏主持刊刻的《臨川先生文集》百卷本是王安石文集版本系統中重要的一支。根據版本調查和文獻記載可知，王珏本的存世早印本，經過元代修補版；不晚於明永樂八年，王珏本的書版已移至北京國子監，其後，永樂十五年曾修補版。永樂至成化初，北監又多次修補該書書版，之後版片長期未經修補，正德嘉靖間，部分版片丢失或漫漶，至嘉靖五、六年間，嚴嵩復主持了一次大規模的修補。嘉靖以後，王安石集形成了嘉靖前期蘇州刻本和嘉靖十三年福建安正堂本兩個重要分支，二本祖出王珏刻本不同印次的印本，並各有校改。蘇州本以王珏刻明永樂印本爲底本，加入黄次山所作紹興十年詹大和臨川本之叙，在嘉靖中後期蘇州本書版有大規模補版。何遷本、宗文堂本、光啓堂本等祖出蘇州本。安正堂本以王珏刻正德嘉靖間印本爲底本，底本多有缺葉、錯葉，校勘亦粗疏。應雲鸑本以安正堂本爲底本，並曾取蘇州早印本校勘。關鍵詞：王安石 版本 明代國子監 北監 遞修 翻刻《國朝文類》元明刻本新探
魏亦樂
（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歷史文博系講師）
提要：《國朝文類》元明諸刻本中，現存最早的是元翠岩精舍初刻本，其底本是元統二年西湖書院初刻本，故保留了該本的一些錯誤。至正二年西湖書院本在元統二年原板片上剜改後印成，其印本衆多，其中静嘉堂文庫藏元印本是現存最早的印本，從該印本中能窺得至正二年修補元統原板片的痕迹。明朝，西湖書院原板片屢經修版，今常見諸印本多爲成化九年補刊之後的印本，其面貌已與早期印本相去甚遠，成化後印本的誤字是屢經修版的産物。現存明中後期的翻刻本有晉藩本、修德堂本，它們的底本應是西湖書院本的成化後印本，其異文多源於修版誤字。此外，修德堂本還有一些今人未知的其他來源。關鍵詞：《國朝文類》 西湖書院 翠岩精舍 印本 修版從南宋户籍制度看新見元湖州路户籍文書的製作
戴建國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
提要：元湖州路户籍文書製作與南宋的户籍制度關聯密切。内有兩件登載“今抄手狀”的資料十分獨特，其中所謂“元籍”指南宋遺留的户籍，“元籍”與“今抄手狀”僅間隔四年，後者可能抄於至元十三年。南宋咸淳七年江南大饑，因賑災而製定的賑濟簿，登記了包括女口、幼童在内的全部户口信息，爲元代湖州路户籍統計提供了依據。户籍文書中的“營生”事項是據南宋遺留的户籍資料新增的。元初南方的儒户户計脱胎於南宋的“業儒”之家，宋户籍中登記的“業儒”，是職業身份，非户口名稱。這批文書實際製作於至元二十七年，是以南宋户籍爲基礎演繹而成的户口登記作業草册，人户户計尚未最後確定，並非户籍定本，與正式户籍文書存在格式、内容差異。户籍定本僅載户計、人口、年龄、事産内容，不載歷時性信息記録，也無“營生”事項。二者的異同折射出元代户計制度與南宋户籍制度的傳承和演變。關鍵詞：元代 湖州路户籍文書 南宋户籍制度 户口登記草册 營生静嘉堂藏宋刊明印本《漢書》紙背文書初探
——以洪武三年浙江試行黄册爲中心
尹敏志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博士後）
提要：静嘉堂文庫藏宋刊明印本《漢書》殘本4册，爲南宋兩淮江東轉運司刊本，其紙背、紙面共保存洪武初年浙江行省公牘320件，包括户籍文書226件，衞府文書94件。洪武三年浙江行省攢造試行黄册時，以100户爲里，10户里長，90户甲首，每年1户里長帶領9户甲首，從洪武四年至十三年應役。正管户原則上不出本都範圍，可包含寄莊户。50户以下編排不盡畸零户由同保百户里里長代管，50户以上則從中選10户里長，其餘爲甲首，自編“小黄册”應役。與明初户帖相比，試行黄册多出夏税、秋糧，將户籍、賦役册合一，提前10年編排里甲。洪武十四年後黄册繼承試行黄册格式，增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項目。洪武政權以試行黄册爲過渡，完成元代户帖到明代黄册的轉變。明代渾河築堤考
崔瑞德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提要：渾河是永定河石景山以南河段在明代的稱謂。明代築堤防範渾河決溢。狼窩口在盧溝橋以北1.5千米渾河東岸，正統二年，明廷在狼窩口築“固安堤”。盧溝橋西南方向渾河堤防爲“蘆溝西南堤”。固安堤、蘆溝西南堤是明廷築堤的關鍵，目的是保障北京交通。霸州沙城堤沿霸州北界修築。固安沿渾河東岸築堤，防護固安腹地。霸州、固安築堤只爲自保，不惜以鄰爲壑。萬曆三年，霸州兵備錢藻跨越縣界，統籌固安、永清築堤，兩縣堤防連爲一體，障水東流，以東安爲泄洪區。錢藻堤防被清代沿用，對清代永定河治理産生了深遠影響。回漕現象與明清京畿糧食市場
高元傑
（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及山東省社科理論重點研究基地“山東省運河文化研究基地”副教授）
提要：回漕是運軍旗丁在天津、通州等地購買陳年倉米以彌補漕額虧空，導致陳年倉米重新交納入倉的現象。該現象早在明正統初年長運法改革後即已出現。其原因是千里運糧負擔綦重，種種原因加劇漕糧消耗，到京、通驗收時不符定額，旗丁就會面臨嚴刑。旗丁爲逃避刑罰，必須提前收購陳年倉米，蒙混過關，遂在天津、通州等地形成巨大市場需求。糧商采取收購俸甲米票等措施籌集倉米，運送到天津、通州一帶賣與旗丁，攫取高額利潤。回漕讓朝廷艱苦維持的漕運制度成爲糧商和旗丁利益尋租的温床，大量陳年老米重新驗收入倉，讓漕糧統計數字不再準確，也一定程度消解了漕運制度的意義。嘉慶朝制定明確的“回漕定例”後，朝廷採取種種措施打擊回漕，但面對利益織就的關係網，並未見效。直到晚清漕運制度劇變，漕糧海運後大量旗丁被裁汰，他們在京畿買米回漕的需求無形消泯，漕運現象才隨之大爲減少。
金文研讀劄記二則
王挺斌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特聘副研究員）
提要：本文討論了金文中兩個訓詁問題。第一，金文中的“乍”或表出嫁之義，其實是“徂”的假借，訓爲出行之義，出行之義可引申爲出嫁之義。在此基礎上，指出金文中有些“迮”也可讀爲“徂”。第二，甲骨文、金文“彘”字當分析爲从豕从矢，並不是从“矢”得聲的形聲字；裘衞盉銘文中的“彘告”應讀爲“徹告”。安崗一號楚墓遣册所記弋射工具考
范常喜
（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教授）
提要：湖北襄陽老河口安崗一號楚墓出土遣册中有一段關於弋射工具的記録，是研究我國古代弋獵文化的珍貴資料。簡文中的“三”即“三卷絡”，指的是三個收卷起來的麻繩團，對應頭箱下層東北部出土的麻團，應是弋射工具繞綫棒的備用繳綫；“弋五十”概括指墓中出土的60餘件繞綫棒，是與矰矢配套使用的弋射工具，繞綫棒在弋射時插入地面或木架，與木弋、木橛相類，故名“弋”；“二夾”指用於弋射的兩件“夾弓”；“矰卅又七”指弋射用的矰矢37枚，對應墓中出土的無刃鏃。魏文始侯年代辨證
王紅亮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提要：《史記》所謂的楚簡王八年三晉稱侯，經錢穆、楊寬考證是魏文始侯之年。此説因文獻不足徵，信從者少。《吕氏春秋》將魏文“南勝荆於連隄”作爲他稱侯的兩次關鍵戰争之一，然此戰發生於何時，古今學者未能叙説。根據清華簡《繫年》可知，楚簡王時期發生了長城之戰，時間在“二年”，但“二年”之所指，學界多有争論。將此三種文獻合證，可知《吕氏春秋》中魏文“南勝荆於連隄”正是楚簡王時期的長城之戰，而“二年”又可據《史記》推定在楚簡王八年，從而使前人考證所得楚簡王八年魏文始侯事得以確證。關鍵詞：魏文稱侯 長城之戰 楚簡王八年 清華簡《繫年》 《吕氏春秋》明代“纂修准貢”論析
石 鵬
（寧波大學浙東文化研究院講師）
提要：“纂修准貢”是指明代地方儒學生員因參與官方文獻的編纂、繕寫等工作，得以准歲貢身份入監或聽選授官。纂修准貢始於永樂朝，不少參與謄寫《永樂大典》工作的楷書生員得以准貢，此後長久未行。至萬曆時，纂修准貢再起，但准貢人數極少。天啓、崇禎時，纂修准貢較盛行，主要途徑：一是參纂實録准貢；二是纂修官署志准貢；三是纂修玉牒准貢。纂修准貢，有時亦被視爲恩貢，但其選拔要求和方式與狹義的恩貢有很大不同，其應作爲“准貢”的一種，不宜完全等同於恩貢。纂修准貢爲政府纂修典籍提供了所需人才，亦爲地方儒學生員提供了上進之路，形成一條通過纂修官方典籍准貢，再授州縣佐官或學官的仕宦發展路徑。但明後期纂修准貢者就任學官，占缺較多，又對歲貢生就任教選造成擠壓。纂修准貢並非常舉，是明廷在科舉正常途徑之外的一種變通與調適。
《文史》
√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
√ 本刊已列入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系列資料庫
√ 本刊實行專家雙向匿名審稿制度
《文史》订阅方式
邮局订阅。邮发代号：18-350（38元/期，152元/年）
《文史》投稿方式
来稿请寄：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文史》编辑部收，邮编：100073。
投寄纸质稿的同时请向编辑部电子信箱投送电子稿。
电子信箱：wenshi@zhb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