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义：诗的批评阐释罗盘，面向何方？
读诗就是再做诗
（陈仲义）
公众对现代诗的认知，一般停留在朦胧诗到海子阶段，越往后越觉得“困惑”。海子之后的诗歌格局，探索与出轨并行、追新与偏激携手、诗与非诗交叉、有序与混乱重叠，无论是对西洋诗人的文本引进，还是本土日常诗性的挖掘，写作资源都越来越敞开，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反映在诗歌接受上，便出现了“现代诗比古诗更难进入”的不满与控诉，“懂”与“不懂”的老生常谈再次被提出来。对现代诗的阅读与接受，除了诗歌观念、审美趣味、教学方法等众多因素牵扯外，我以为被忽略的下述三点，应引起充分的反思。
其一，现代诗是一种新型的“特殊知识”。按照布罗茨基的说法，进入现代诗歌，需要拥有一套“感官加速器的装置”。这意味着现代诗有它特异的质地以及与其相适配的方法论，如果以为“老皇历”能够“包揽天下”而不与时俱进，最终只能望洋兴叹，苦无舟渡。有人会说：我也学得几十种现代修辞格，可是并不灵验呀。这里要提醒的是，熟悉几十种修辞格，并不等于理解掌握诗歌。况且新诗经过近百年实践，发展积累起许多新元素，说夸张一些叫“日新月异”。这些“特殊知识”，是古典、域外、现代新诗自身的“小传统”三者的融合与变异，并非传统文学常识与传统修辞学所能覆盖的。重要的是，现代诗与生命体验、精神、潜意识、情绪、悟性等心理图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教科书上“死”的修辞格，尚未转化为活的、有生命的、针对对象的感悟，即便你掌握再多，也很难得心应手，更遑论那些对基本常识处于半空白状态的人，其尴尬可想而知。所以，进入现代诗堂奥，从叩响“特殊知识”的门环开始。
其二，现代诗与文言诗是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很多人把现代诗与古诗作为一个“共同体”看待，但大量实践证明，现代诗在思维、感受、语境、语言等方面已然与旧体诗产生巨大差异，若死死抱住旧体诗与现代诗这一“共同体”，在传统审美惯性与惰性的驱使下，把古诗那一套评价鉴赏体系移用到现代诗身上(好一点的略加变通)，就必然出现某种方凿圆枘。而且愈是固执地执行“古今通用”标准，阻抗愈大。殊不知，这种“古今一体”的审美绿道通行，方便倒是方便，在某些时候(比如遇到早期白话诗)勉强还能凑合，但如果遇到稍微“怪”一点的现代诗，比如遇到某些超现实文本，势必捉襟见肘。如若遇到更怪诞的后现代诗，简直就不知所措了。
由于现代诗写作更趋于一种个人化的体验写作，讲究自我体验的微妙散发，少了类群经验的高度凝聚，所以有必要来一次观念疏通，清除一下误区：不是死死抓住古今诗歌的共通性，而是寻找、发现双方的差异，从差异中重新审视现代体验的瞬间、碎化、游动，从差异性入手去解读，你就会发现，原来现代诗有着那么大的误读空间，而误读愈大，诗歌的魅力也愈大。
其三，文本细读与微观分析是有效进入途径。这就不能不提到英美新批评，尽管新批评被诟病为内在循环的封闭容器，但在打通文本间各环节上不乏机杼独出。许多新批评的核心术语都成为现代诗解读的利器，细读与微观分析的方法针对现代诗内部的架构更是十分有效。一个词的含义，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意象选择、搭配及隐显，上下文关联及言外之意……都在细读与微观分析的“分层扫描”之内。读者仿佛是在用放大镜和显微镜阅读诗歌的每一条纹理。从形式美学的入口进入，再探触捉摸不定的内涵，你说，再深厚的漫天雾霭，还不露出点“庐山真面目”吗？
其实，最好的进入办法还是如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所说那句话：“读诗就是再做诗。”表面上看，这句话没什么，简单极了，其实却深刻道出进入现代诗的真谛。引申一下：读不如做——尽可能做到读写并重，双管齐下，现代诗的大门就容易打开了。
诗的批评阐释罗盘
面向何方
（陈仲义）
诗评人的阐释是诗歌审美接受的核心部分。历代诗评积淀下来的阐释资源构成了不断重新“破译”与思索的历史。在古代，有年谱、编年、本事等背景研究，还有笺释、训诂、评点、批注的现行研究。作为中国特有的“诗话”形式，已然成为丁一卯二的阐释传统。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源远流长。单是陶渊明一首《饮酒·五》20字，就取得超出原文本1000倍的评语规模。现代诗坛虽很少出现“一头多吃”的现象，但多人评介一人的专集还不算偶见。
古代诗歌的接受阐释，多由专业诗评家包揽，忠于职守的“阳春白雪”们地位很高，这是诗歌高级接受环节中重要而稳定的一环。但是到了现代，诗评的地位“一落千丈”。尤其在缺乏信任的危机中，吃力不讨好的诗评雪上加霜。“当代中国没有好的诗歌批评，很多人写的评论都是垃圾。”这样的论调甚嚣尘上，不绝于耳。诗写者大都对理论有着天然的抵触，不屑一顾。这种态度，如果不是一种出自本能的自我保护，也是带着更多情绪不满的发泄。笔者在此需要辩护一下，诗写者应该看到，诗歌批评阐释要面对普及与提升的压力，面对文本艰涩的解密压力，面对优劣高下的质检压力，还要缓解“难以言说”“无法言说”的瓶颈压力。总之，诗歌阐释比起其他文体更要受到二度创造系数的考验，诗歌批评是所有文类批评难度系数最高的一种。
可是，这些压力不为诗写者和接受者所理解，再加上两套不同话语系统，巨大的摩擦便难以避免。为数不少的诗人一再表白从来不看诗歌批评。证据是，最好的诗歌批评家都是诗人，就像艾略特、庞德、希尼、帕斯一样。“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瓦雷利）据此诗人们底气十足，不屑于批评：嘿嘿，厨师再怎样三流，也总比食客高明，要不你做盘试试？！再说没有厨师的手艺，再好的美食家的味蕾也等于废器。这种先在论的心理优势有形无形都高踞于批评之上。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诗歌批评面对的不单纯是创作发生学和诗人学（这是最牵动诗人脑神经的）。他面对着远比诗人还要宽阔多的涵盖面——教科书、年度选本、大系、年鉴、年谱、传记、史料、专题、史论，还有刊物、社团、流派、评奖、研讨会，以及诗歌的经典化、教育、普及、传播……在宽泛意义上，这一切都是批评阐释的组成部分。虽然诗人对此也有涉及，但他们最关注的往往是自己的创作及创作过程的细节，舍此就“盲视”了。然而，正是上述许多诗歌空白工作必须由诗评人来填补。
诚然，诗人不太关注阐释问题，他只关心埋头下蛋。作为下蛋的母鸡，他绝对不会依照事先设计的蓝图，考虑蛋的形态、规格，预算时间，计较产床。他的兴趣在如何觅食、挑食，如何加强营养、消化，比如在哪一片草地寻觅感觉，在哪一处灌木张开想象，一切都为着在灵感最佳时辰生产，最好能下个“双黄”。完成后一般就不管了，来自外界的评价，可听可不听。唯一的愿望是重新聚集能量，迎接下一次临床，并且尽量做到一次比一次下得好。诗评人则不一样，通常情况他不太关心怀胎与分娩过程，因为那个生产黑箱永远说不清楚，也指导、纠正不了。他一般只面对结果，并对结果中的产地、品种、型号、规格、成色、销售、市场，做出基本评估。认真仔细的话，他还会填写最后的“鉴定报告”——对蛋的好坏、优劣，做出舌尖上的品级。尤其对蛋的营养成分做出职业性剖解，比如总量的卡路里、氨基酸，蛋黄里的高密度胆固醇……这样的鉴定报告，对于吃蛋的读者来说，是蛮需要的，因为他要依靠说明书了解营养品，以增加保健信心；对于超级母鸡来讲则不起什么作用，因为自身的强大足以抵御一切外界影响，而对于一般母鸡，可能还有一点儿什么启发、点醒。显然，专门下蛋的与专门鉴定的，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分工，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由于分工性质的混淆，诗人与诗评人大大扩张了双方的敌意。
诗人之间有时也互不买账，同样反映了这一行当某种“互否相轻”法则。王敖写道，史蒂文斯拒不接受庞德的诗，甚至拒绝在帮助庞德的请愿书上签名，而庞德根本就不看史蒂文斯，就好比艾略特从来不搭理威廉斯。艾略特断言现代的诗人达不到但丁的高度，其隐藏目的是打击叶芝。弗罗斯特在背后攻击过同代大诗人，而米沃什则从未信服过弗罗斯特。在批评的战场上，我们会看到长期不懈的角力，比如布鲁姆对庞德诗学的严正批判；会看到有意的回避，比如海伦·文德勒很少谈到奥登；也会看到漫画式的讥刺，比如休·肯纳把史蒂文斯的诗归于胡话。
看来，真正容得下批评空间的并不宽裕，许多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是暴跳如雷，便反唇相讥。拜伦不是曾发现他的同时代有八十多人自诩为当世第一诗人？当下不是经常冒出新诗谱系只剩“三个半”或“五个半”诗人的宣旨吗？诗人的狂妄、自恋，通常是不是诗人与批评家关系恶化的症结？同样，诗评人的迟缓、失准、偏倚，理所当然成为平庸的攻击证据。诗人对诗评人诸如有眼无珠、盲人摸象、倒裳索领、鞭不及腹的指摘，犹如诗评人对诗人鸡蛋挑骨头一样。原本，双方工作性质与功能的迥异，使得他们的关系既是友人，又是情敌，既是同好又是冤家。但是，由于某些偏斜，诗人有时是将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三者集于一身，站在领奖台上春风得意。诗评人多数窝在观众席上，像散财不眨眼的阔佬，信手鼓掌，反正自家开印的纸币无需多少成本，图个皆大欢喜；少数人则板着脸孔，敲着惊堂木，充当苛刻的锱铢必较的吝啬鬼。
诗歌的批评阐释，有着与小说完全不同的数路。小说关注人物性格、命运、主题、叙事、情节、细节，诗歌批评阐释关注语言、意涵与表达方式。诗歌批评阐释比小说困难，主要是在不可言说、难以言说的场域里，却偏偏要言说。有如小说批评阐释在明处，属于打着灯笼走明路；而诗歌批评属于暗处，是没有灯笼，借点月色在摸路。
厘清诗歌批评阐释的“权限”与特点后，应该可以做到“收取刻与”的平衡了：
——对于天才诗人与诗歌，批评阐释无法引领，最好保持缄默；
——对于一流后面的诗人与诗歌，它有权利义务“说三道四” ；
——对于初入诗歌大观园者，它胜任“指点迷津”的向导。
固然权限清晰，能守住僭越，有益于把住批评阐释大方向。但一直以来批评阐释屡遭臭鸡蛋扑面，显然与自身问题脱不了干系，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种坏象：
——穿梭于各大码头港口，企图用“舶来品”的理论罗盘，打通一切航线的所谓掉书袋批评；
——为同好两肋插刀，为乡党攻城拔寨，为兄弟摇旗呐喊的圈子批评；
——赶场式地活跃在各种“点赞”的狂欢里，只要出镜率高就出手的时髦批评；
——浅一脚深一脚追赶创作后尘，在大片收割后才开始拣拾别人遗下的麦穗，还以为是伟大收获的“慢半拍子”批评；
——所有对象都作为自身观念的佐证或套用，只在自身观念演绎中构筑城堡的观念批评；
——东拼西凑，貌似体大周虑，面面俱到，其实都是一些“平庸的正确”的拼装批评。
在批评阐释的道路上，追求全方位、全能型、综合的路径，固然属于“高富帅”，但毕竟寥寥。形形色色的批评阐释，有的侧重思想史，有的侧重社会性，有的侧重问题意识，有的侧重文本分析，有的从事基础理论，有的专注技艺，克尽厥职，各尽本色就行。各有侧重的“单一”，并不妨碍总体接受工程的目标一致。百里重趼的路上，应有百花齐放的期待。
总的说来，诗评人这碗饭不好吃。打个蹩脚比喻：有没有勇气充当抡斤挥斧的屠夫，怒眼逡巡，举凡病态的、注水的、假劣的，统统不留情面，逐一“宰杀”；或在滚滚尘埃，大汗淋漓的驿道上，自顾甩着长鞭，哼着调儿，做心甘情愿、长途跋涉的“护花使者”；也在宽敞的大厅或不透气的暗室，集几回精神、意识、伦理之“神”的代言，幻想云端的纯正之梦；更多时候是在场响应，面对诗歌法庭的种种公案、悬疑，做出力所能及的索解。
来源：《中国艺术报》2015年12月4日第3版
陈仲义，男，1948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现执教于厦门城市学院。三次破格晋升讲师、副教授、教授。福建省优秀教师。出版现代诗学专著九部，包括：创作论《现代诗创作探微》、思潮论《诗的哗变——第三代诗面面观》、诗人论《中国朦胧诗人论》、美学论《台湾诗歌艺术六十种》、形态论《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技术论《现代诗技艺透析》、综合论《中国前沿诗歌聚焦》、鉴赏论《百年新诗 百种解读》、语言论《现代诗：语言张力论》。另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诗论评200多篇。20余次被人大资料中心、《新华文摘》转载。发表与出版近500万字。曾获第12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当代诗歌奖（2000——2010年）·批评奖、美丽岛·第二届中国桂冠诗学奖等，并入围第5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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